在四方面军将领中，大家都知道军长许世友是一位重义之人。尽管他对张国焘的独断专行时有不满，存有戒心，但当有人把对张国焘的愤恨与批判连同四方面军的干部一起横加指责时，他心里就憋着一股悲怒之火。刚进抗大，他还能忍着，一身全副武装地对着土墙练少林拳。有人看见了也不多在意，以为他曾在少林寺修过“课”，时常划两拳当时消遣罢了。
一天，许世友仍旧默不作声地练拳击，有人喊他去开会，他吼道：“开啥鸟会！”话音未落，只听轰隆一声，他出掌推倒了一堵墙。这下还了得，有人就指责他是军阀是土匪是替张国焘抱不平。而许世友气火攻心，吐血住进了医院。他想到党内没完没了的路线斗争的残酷性，恨不得马上到前线去打仗，而不愿在这里憋闷着受气。
突然有一天傍晚，有人告诉许世友，中央要公审张国焘及其追随者，公审后就执行枪决。没有人注意这是谁放出来的“风”，当时确有不少人都这样猜测和议论，尤其是西路军惨败的事实在延安引起轩然大波。许世友打听了半天，也没弄清自己究竟在不在枪毙之列。转念一想，老子南征北战，拎着脑袋闹革命打天下，难道没有功还有罪吗？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那时认为中央在争权夺利，要把我搞掉。”
尤其是当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公布后，几乎一夜之间延安便翻卷起批判张国焘的怒涛。这个怒涛卷起激流的漩涡中心就在抗日军政大学。虽然时值4月的晴朗春日，但一种不祥的阴霾笼罩在参加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的干部心头。
许世友的病房成了四方面军干部诉苦的“俱乐部”。许世友听着战友们的诉说，也着实苦思暝想了几个通宵，终于想到了一条“出路”——到四川找刘子才部，那里留有一两千人马打游击，并且是许世友的老部下，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倒不如跑到老部下那里革命去。
许世友很快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出走计划，决定不带张国焘、周纯全、何畏等人，因为他们“目标”太显眼，已被人密切监视，同时他们走路总要骑马，好像离了马就走不了路，所以决定不带他们。4月4日，许世友在病房里制定的出走计划已得到11名军师干部和20多名营团干部的赞同。其中有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朱崇德、刘世模、詹才芳等将领。他们每人已联络了警卫人员20多人，准备举事后，从城北门墙脚下的水沟溜出去，星夜离开延安。
一切准备就绪，许世友依然显得若无其事地端坐在病床上。他决定，大家在4月10日晚10时步行出发。为此，他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便在走时留下告知一声。
没料想，王建安在当日下午的惶惑不安中，把情况报告给了队里的谢富治。谢富治转身向党支部书记邓连富汇报。邓连富立即把情况报告了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莫文骅速向林彪报告。林彪马上报告了毛泽东。
事态发展到如此严峻的地步，毛泽东当时也没有预想到。他像救火一般急切地告诉林彪：注意保密，不要把事情张扬出去，先把人抓起来再说，然后澄清事实真相，要防止类似问题再度发生。
林彪紧急召集抗大负责人和学员队的领导刘亚楼、傅钟、莫文骅、邓连富、谢富治以及保卫科的同志开会，下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和抗大保卫科的人员完成了这次抓捕。许世友在医院被抓起来时，大吵大闹，见谁骂谁。抓捕人员强行给他加上了脚镣手铐。其他人员是在集合中吵吵嚷嚷被诸个点名出列，一一捆绑，带走关押起来的。
抓捕行动进行得很顺利。林彪来到毛泽东住处汇报情况时，只见满地烟头，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也在此等候消息。
毛泽东听了林彪的汇报后，长叹了一口气说：“问题想得简单了，搞急了一点。主要是没有把中央决定的精神给大家讲透，难怪四方面军的同志有怨气。”
毛泽东与张闻天、朱德商量，让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来处理这件事，相信受人尊敬的董老能把事情处理得稳妥一些。与此同时，也不妨请张国焘去“抗大”讲讲话，以检讨自己的错误让四方面军的同志擦亮眼睛。
于是，林彪亲自去请张国焘来“抗大”讲话。
张国焘当然晓得这次“抗大”风波因谁而起，并从中窥视到他在红军中的威望并不因西路军的惨败和他所作的检讨而一落千丈，故来到气氛相当紧张的“抗大”。
学员们集合在大操场上，在冷冽的寒风里聆听张国焘依然气宇轩昂的演讲——
“同志们，共产党员们，你们千万不可有违犯纪律的行动。党内斗争只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来自哪一军，都应检讨过去有过的错误，也有权利义正词严地拒绝那些不应有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也不可违犯纪律，每个同志都有权将问题向上级党组织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产国际控诉！……”
这种极富鼓动性和挑战性的演讲，无疑是火上浇油！
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学校副校长何畏当即站出来，向林彪抗议许世友、王建安等40多人的被捕，并谴责说：中共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他声言要向共产国际控诉，否则他就要脱离这个已经变质的党和军队（何畏于1938年投靠国民党，出卖了大量的党和红军的机密情报，后在“军统局”任职，1948年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面前如此恶毒地攻击诽谤党中央和“抗大”，这还了得！林彪当即下令，把何畏抓了起来。
事情反映到中央。
有人认为，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行动，他们的背后肯定有人指使和操纵，云云。
汇报情况的人还向毛泽东反映：批张国焘不仅引起四方面军的部分干部的极大反感，甚至包括一些战士也反对。他们举出这样一个例子——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队指导员问他的战士：“你们说，到底毛主席的学问大，还是张主席的学问大？”一些战士回答：“张主席学问大！”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很典型。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影响很大，主张抓住这一典型整一整。
毛泽东严肃地指出：不能这样做！那些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当由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的头上去。
很快，中央成立了一个军事法庭调查委员会，审理许世友等拖枪叛逃一案。就其事件的性质和行为，当庭判处许世友一年半徒刑。其他人员分别判处一年、八个月、六个月不等。
惩罚之后，毛泽东礼贤下士诸个看望每一个人。
毛泽东先派人给许世友送去一条“哈德门”香烟，后又请刚从西路军回到延安的徐向前去做许世友等人的工作。做了这些铺垫之后，毛泽东来看望许世友了。
毛泽东向他讲了许多道理，列举了张国焘的错误给红军造成的危害和损失。许世友不说一句话，只是闷着头抽烟，显然肚子里还憋着气未消。毛泽东见一时半会儿难以说服他，便婉转地结束了谈话。
翌日，毛泽东又来看望许世友，一见面就脱下了帽子，情深意切地说：“世友同志啊，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我对你表示敬意！”
许世友心里一热，抬起了头。
毛泽东接着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一样，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贵财富，而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
毛泽东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许世友，这个刚强的汉子掉下了热泪。毛泽东亲自为许世友打开了脚镣、手铐。许世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从胸膛里迸发出铮铮之言：“斗争中考验我许世友！”从此以后，许世友成了毛泽东最信赖的爱将。
而其他四方面军的将领，都经毛泽东一一点拨，弄清了事实真相。尔后，他们大都被委以重任。
负责审理四方面军干部被捕一案的董必武，缓和了这场斗争的风波。他与那些被捕者逐个交谈，并多方调查，结果证明许世友、王建安、何畏等人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大”的斗争方式极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必武将多数人释放，少数人处以短期禁闭。所有被释放者，仍回“抗大”继续学习。
许世友生前回忆说：
运动开始，我们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内，对这场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还认识不够。一天上午，我住的窑洞的门忽然打开了，毛主席亲自来看我。毛主席微笑着拉着我的手，坐下来同我促膝谈心。他爽朗地告诉我：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封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毛主席这几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我郁结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给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空。
毛泽东及时发现并纠正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扩大化错误，特别强调：在开展斗争中，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错误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37年2月20日，周恩来一行乘坐一辆“嘎斯”汽车由延安前往西安，然后飞抵南京同国民党谈判。当汽车刚驶出延安约30里路的地方时突然遭到一伙人的袭击。
周恩来等在警卫人员的掩护下又折回延安。
当晚，延安宣布戒严。
午夜时分，张国焘因失眠难以入睡，听到外面不时传来阵阵脚步声，感到惊疑，便披上棉大衣走出窑洞，忽见他的警卫人员持枪守在窑洞门口和院墙边。
“出什么事啦？”他问。
“保卫局的人在院加岗加哨，说是戒严了，要抓叛乱分子。”卫士班长报告说。
张国焘板起了脸孔，好么，抓叛乱分子抓到我这里来啦！
他向院外巡视，果然发现不远处的土坎上和街巷里影影绰绰地布了不少哨兵。
他显得颇为镇定地对卫士班长说；“你们都回屋休息吧，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擅自行动。”
卫士们无可奈何地回屋去了。
张国焘独自在院里久久伫立。他无法排遣胸中的郁闷，也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他怅然地将睁得酸痛的目光从朔风凛冽的夜幕上摘下来，两眼昏黑晕眩：啊，啊……照耀命运的星辰陨落了！陨落了……
三更时分，戒严的哨兵悄然撤走。
翌日一早，张闻天径自来访，脸上泛着几分息事宁人的微笑，眼镜片在暖烘烘的朝暾的辉映下闪着蛋黄般的光亮。他坦率地向张国焘解释昨天发生的事情。
“周恩来同志在去西安的路上，遭到了袭击，有人以为与“抗大”闹事有关，所以昨晚上保卫局搞了戒严。现已查明，袭击周恩来一行的是一帮土匪所为，幸亏附近四方面军驻守部队极为得力，穷追那些土匪，活捉了几个，据他们交待都是普通的拦路打劫，并不知道是周恩来在此道上经过。”
张国焘听罢，由于释然而使他那浑身凝滞收缩的血液突然畅流起来，哈哈大笑道：“我昨夜睡得很好，不晓得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闻天附和地笑着：“那就好，那就好。”
张国焘心里却在寻思，看来这里已没有我的栖身之地，不妨来个明智之举，另寻住处，退避三舍。于是他说：“总书记，鉴于目前情况，我已不便过问党内和军内事务。”
张闻天问：“国焘同志的意思是？”
张国焘脸泛愠色：“我想最好搬出中央机关驻地，找个僻静的住所，好好地闭门思过。”
张闻天踌躇一会儿，说：“也好。不过我要与其他同志商议一下再定。”
几日后，张国焘搬进了新居——延安北郊一所破庙附近的一个窑洞。
当然，他很明白：跑了和尚跑不了寺，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张某随传随到，等着挨批就是了。
4.“判决书”与“认罪书”
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记载了这次会议的简略内容：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军以上干部参加，共56人。会上，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任弼时、何凯丰、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贺龙等人先后发言，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
正像历次党内路线斗争一样，会议由最初的和风细雨很快变为狂风暴雨。
会议拉开序幕后，为加强批判火力，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凯丰作了彻底清算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长篇发言，并邀一部分“抗大”干部学员到会旁听。
何凯丰历数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种种罪状后，使会议的气氛急剧升温：“斯大林说过，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的斗争，绝不容调和，只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才是革命的坚定性，才是党内斗争的法则！”“同志们，我准备回答大家就张国焘同志的错误问题所提出的疑问，希望大家积极发言。”
有人站起来发问：“现在提出批判张国焘同志，但不应抹杀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以及张国焘同志在领导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作出的贡献。”
何凯丰马上抨击说：“现在是清算张国焘同志的错误，而不是要为他歌功颂德！当然喽，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是不应抹杀的，但这并不能减轻张国焘的错误。四方面军所取得的一些胜利，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领导正确，而张国焘却是一贯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央路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