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与民争利
国相王安石被列宁称为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北宋末年，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剥削越来越严重，民不聊生，农业凋敝，田赋税收没有保证，相反，政府的财政支出却因为要每年付给辽和西夏大量银绢而成倍增加，财政危机已经威胁到了宋王朝的生存。王安石通过变法，使本已空虚的国库渐渐充盈起来。
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的本意都是好的，一是促进农业生产，二是增加国家收入，三是减轻农民负担。如此功德无量的新法为什么会失败呢？主流的观点认为是变法触及了大地主和大财阀的利益，因而引起两宫太后为首的利益集团的极力反对。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得到广大穷苦百姓的理解和支持。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段子，村妇喂鸡时，嘴里念叨的就是：“安石，进食！”
这不能不说是王安石的悲剧。
王安石的新法毫无疑问得罪的正是皇亲国戚，因此，两宫太后把天下大旱和变法相联系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民间又为何会出现“安石，进食”这样的典故呢？“富国”“强兵”的变法怎么会出现一个民不聊生的结局呢？
问题出在整个变法的内核——本质上就是理财、言利、圈钱，一言以蔽之，与民争利。王安石推出的“青苗法”，本意上是考虑到农民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官时试行过，效果不错。但是当他推向全国时，却南辕北辙了。不识字的农民为了填写贷款申请书要花钱请书吏，到衙门去申请时，贷款多少又任由官吏填写。根据史书记载，虽然法定只有二分的利息，但是经过层层贪官污吏的盘剥，最后贷款的农民要返回的利息竟然高达原来的35倍，比高利贷还要高很多，逼得农民“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宁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扰民之举”。更为糟糕的是，王安石过于自信且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一刀切”，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地方官员又搞硬性摊派。除了一般的农民，中农、富农都必须接受贷款，否则完不成考核指标。这样一来，别说贫农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从而激起民怨。
在评价王安石变法意义时，理学家朱煮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看来，再好的变法，也不能以牺牲普通百姓的生存为代价，否则，只会走向反面。
某种意义上而言，改革与变法是一回事。
中国正在进行的林权制度改革之所以深受农民的欢迎，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与民争利。从“让利于民”到“还利于民”——“让”与“还”虽然只是一个字的变化，其本质却截然不同。
林权改革前，“砍下一根竹子，得到是一双筷子”，税费很重。改革后，国家“多予少取”，甚至“不取”，经营林业的回报率大幅提高，农民从林权改革中得到了最直接的利益。
福建每年减轻木材税费88420万元。福建永安通过税费改革，林农经营木材每立方米减轻负担65~110元不等。江西省2004年全省林改政策性让利7.52亿元，林农每销售一根标准竹比林改前多得5元，每销售1立方米木材比林改前多得150元。
山西、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均已取消了农林特产税，除育林基金外，农户采伐木材基本上不用交纳其他税费。而对于木材加工领域，综合利用产品生产已经实行即征即退办法，所有企事业单位种植林木、生产种子和苗木以及从事林产品初加工所得，暂时免征企业所得税。
就国家而言，并无打山林主意而“理财、言利和圈钱”的想法，却有“生态受保护”的考虑。“生态受保护”与“农民得实惠”从本质上说，二者并不矛盾，其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发展的可持续性。
分山林：农民认识了民主是个啥
想不到，毛泽东竟是个研究山林制度的专家。
我是在读他的《兴国调査》时偶然发现的。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探索出一套山林分配的办法。
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对于分配山林的难度，他的认识，是相当充分的。他当时提出的一些土办法，至今仍有实用价值——分山比分田更困难，有大山，有小山，有柴火多，有柴火少，有大树的，有小树的，有无树的，因此难分。土地科长和七个土地千事，一道出发，踏看全村各山，定出个办法，不照山的面积分，照山的茶子树分。以一担“桃”（一担茶子，值钱二串，叫做一担桃）为标准，大树三十根为一担桃，中树六十根为一担桃，小树百二十根为一担桃。把全村山地算成桃数，然后按人口平均分配，插牌子为界。本村分四天才分清楚。土地科八个人有权决定分配，“不能由各人讲，倘由各人随便讲，那就扯不清。”
第三乡长窖村，土地科五个人（一个科长四个干事），村政府发下二元一毛伙食钱，分了三十多天才分清楚，“可见难分”。
山虽分了，树木只准政树枝，不准砍树身，要欲树身须经政府批准。
毛泽东的山林分配办法虽然管用，但似乎民主不够——“不能由各人讲‘在林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山林分配是乡村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人可以说话。既然山林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那么山林的分配就由全体村民说了算，而不是“上边”说了算，更不是村官说了算。山林的分配实行“一村一案，一组一策”。方案交由村民小组充分酝酿讨论，在2/3的村民通过的情况下才能实施。
福建永安市西洋镇岭头村党支部书记詹出圣感触颇深。他说：“民主决策是我们林权改革成功的基础。涉及老百姓的事，只有真正让老百姓做主才能收到满意的效果。”岭头村林权改革是2003年9月开始的。当时村民心存疑虑，怕村干部搞暗箱操作，自己利益受损。当各级干部反复宣传林权改革政策，把尊重民意、民主决策等原则说透了，村民们的积极性才被调动起来。全村男女老少首先盯着的是实施方案。詹出圣说：“我们反反复复开会讨论了12次，前后经过了一个多月，根据群众的意见修改上百次，方案才得到村民代表大会2/3以上多数通过。现在我们村已基本完成了林改，群众特别满意。”
实施方案几乎没有一次通过的。云南大理州北斗乡有个村民小组讨论实施方案的会议开了4次，由于意见分歧太大，4次都没有结果。这个村民小组共36户，刘、茶、杨三个家族占了33户，另有3户是从外乡迁来的。在讨论方案的过程中，三个家族各执一词，几次讨论都是不了了之。于是，又召开了第五次会议。民主，民主，民主绝不是议而不决，论而不定。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统一了意见：抽签。
抽签也不能乱抽，抽签也要有抽签的方案。在综合考虑林木长势、路程远近等因素的情况下，把集体林地分成三大块，由三个家族代表抽签，然后再由三个家族根据各自的户数，把每一大块林地均分成若干小块，同样抽签。3户外来户，由于他们在原居住地分有林地，因而每户划给10亩薪炭林。会议结束时，公鸡已经报晓。
民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民主的指向，一定是公正、公平。
魏运朝三次测量毛竹山的故事也许并非个例。
魏运朝，是三明市梅列区林业局的干部。2004年7月被组织派到洋溪乡下坑村任党支部书记，负责村里的林权改革工作。走马上任后，他与区、乡及村委组成的林改小组，着手对各个村小组的山场进行实地调查，终于弄清了全村的竹林面积为12800亩。谁知，这个数字一公布，全村就像炸了锅。村民们说，1984年林业“三定”时，全村丈量的竹林面积是8000来亩，怎么你来一量就变成12800亩，必须重新测量。重新测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魏运朝心里明白，要让群众满意，必须实施阳光操作。他决定由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代表一起参与测量。结果还是一致。没想到个别群众就是不相信，说竹林怎么可能在20年间增长那么多呢？一定是量错了，再量！
魏运朝没有恼火，他把那几位仍有异议的村民请来一起测量，尽管又辛苦了一个多月，但相同的结果让村民们都心服口服了。
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式。有多少座山林，就有多少种分配方法。云南大理龙湾镇有座山林出产松茸。由于山中小气候复杂，山体的各部分松茸产量不一，有的多，有的少，有的肥，有的瘦。21户村民通过充分发表意见，一致决定：那座产松茸的山林由全组村民集体管护，股权到户，每年以采摘松茸收入的10%留作公共积累，其余均分到户。北京一位经济学家，在了解到这种股权到户的分配方法后，称之为“分股不分山，分山不分林”。我在某大学听讲座时，还听他讲起这个例子。老百姓的智慧超出我们的想象。
招标、拍卖、租赁和转让……这些听起来似乎远离农民的事情，却就在他们身边发生了。也是云南大理。这天，龙门乡石家村村民小组正对三块集体山林进行公开拍卖，全体村民均有权平等地竞标。拍卖场设在一所小学校里，那天正好学生放假。现场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报价声，竞价声，此伏彼起。最后两个村民以不菲的价格，分别竞得二号山林和三号山林。其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均为70年。拍卖所得的款项八成由村民小组按户均分，两成作为公益开支。
公平、公正的前提是公开。把一切都摊在阳光下，保证村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做到程序、方法、内容、结果四公开。县、乡、村干部共同组成的工作组对方案实施的每一步都参与和监督，丈量面积、价值评估、划分林地等都由村民代表全程参与。
“民主，从来就不是个好东西，但问题是，还没有发现能够取代民主的更好的东西。”这是西方一位著名政治人物说的话。我反复玩味着这句话，渐渐的，悟出点意思，悟出点民主的味道了。
民主是个啥？我想，那些青翠的山林，也许比我更清楚。
岩山永的幸福生活
他是一位茶人。
我说的这位茶人叫岩山永，49岁，傣族，现任云南澜沧县惠民乡景迈村村主任。当地人把“岩”读作“艾”，据说，傣族的姓氏中岩姓居多。
为了了解林权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变化，我们翻山越岭来到景迈村。林权改革后，岩山永家共分到了70亩茶山，这几年靠种茶和经营茶叶致富。岩山永家新盖的白色楼房，是景迈村里最高的建筑，正面看是三层，背面看是五层，楼房依山傍谷而建。我们沿着山腰的街道走来，未进院落，我禁不住乐了。原来，岩山永家的院门是自动电控门，电子显示屏上闪动着当天的日期和问候语——即便在大城市里一些气宇轩昂的机关，也鲜有这样现代化的院门呢。楼房的一层开的是“傣家餐馆”，而顶层开的是“傣家客栈”，共有20多张床位，常有行者和外国游客在此下榻。
在岩山永家宽敞的大厅里，四周堆放着的都是普洱茶，麻袋上面摞着麻袋，直至屋顶。有人粗粗估算了一下，这些普洱茶价值不下百万。难怪岩山永的穿着都是名牌，“老爷车”的衬衫和西裤，“七匹狼”皮带，“鳄鱼”皮鞋。只是劳作的印记还在——衬衫上浸着汗溃，皮鞋上沾满了泥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