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个春节引起的。”丁连长告诉我。
接着，丁连长给我讲了1998年除夕之夜发生在前哨班的事情。
除夕夜，前哨班的官兵早早吃完了饭，除了在岗楼值班站哨的战士外，大家都围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收看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看着看着，电视信号突然变弱了，最后干脆连一点声音图像都没有了。一检查，原来是太阳能电池板没电了。后方此时正是万家团圆之时，对比之下，一片漆黑的前哨班显得更加寒冷、寂寞。官兵们在黑暗中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有人提出用电台专用的充电式发电机试试看。大家搬出了那台发电机，试着手摇发电看电视，结果果然管用。于是，大家轮流不停地摇动充电器。虽然此时室外零下三四十度，但官兵们摇着沉重的发电机，个个都汗流浃背。结果，他们硬是靠着不停地摇动充电器看完了三个多小时的春节联欢晚会。这件事被中央电视台记者闻知并以专题节目播出后，在全国各地立即引起巨大反响，于是，信件雪片一般飞上了帕米尔高原。
在那个除夕之夜，坐在电视机前的你，能想到这一切吗？
署名“几名高三学生”在来信的最后这样写道：
……你们的负载是巨大的，强烈的紫外线，肆虐的风雪，缺氧……还有那份难以排遣的孤独与寂寞。在我们眼中，你们都是名副其实的英雄。此时此刻，我们多么想踏上风雪帕米尔，在你们身边坐一坐，说说话。我们也会因此而变得圣洁……
也许有年轻人的冲动，但却无造作。
并且，我猜想写信的中学生，大概有几个清纯的女孩子。
乍见红其拉甫边防连的军医刘忠银，我真不敢相信他只有二十七岁。
过早谢顶的刘忠银使他看上去有些老相。
我来到他的小小医务室的时候，他正在将一位塔吉克族老大爷送出门。他客气地让我先等一下。我看见他一直把老大爷送出红其拉甫边防连的营门，一边走边还向老大爷交待着什么。
趁着等他的时候，我把这个医务室匆匆浏览了一遍。房间不大，却整理得井井有条，桌子和药架擦得一尘不染，儿把椅子凳子都放在该放的地方。整间屋子，除了医疗器具，就是书。刘忠银的书很多，一个书架塞得满满当当，桌子上摞着儿本翻开的或夹着纸条的书，几乎全是医学类的。不过，我从他的书架上还发现了卢梭的《忏悔录》和司马迁的《史记》，这两本书立即使我对这间屋子的主人产生了一种亲近感。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抱歉地对我笑了笑，说了声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我说你的书真不少。
他说发的工资大部分买书了：
我看着他书架上的书，大概算了一下，说买这些书，得一万多块钱吧？”
“我有一个买书的账本，买一本，记一笔，记到一万三千多了说到这里，他摇了下头，说，“现在的书太贵了，随便一本都是三四十元。”
他从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书递给我。我看了看封面，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西塞尔的《内科学》，翻开版权页，看到定价是240元。我就手把那书翻了翻，几乎每一页上都有他用红蓝两种颜色做的标注。
“这些书你都看吗？”把书还给他的时候，我指着那个满满当当的书架问。
“全看过。”
我惊呆了。
我想起了自己书架上那些买回后翻了儿页就被尘封了的书。
“本事不行，这是我请来的老刘忠银谦虚地说。
刘忠银的山东话很纯粹，但他的外形怎么也和“山东大汉”对不上，个不高，很瘦，特别足他头上稀稀落落的头发。
他脑袋的前半部分头发全掉光了，光秃秃的，很亮。他见我在注意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摸了一下头。
他摸头的动作让我联想到白了头发的吕副参谋长。三十六岁的白发人，二十七岁的谢顶人，这也是帕米尔的特色吗？
“你当兵时头发就这样吗？”我问他。
“那时头发很多。”
“脱发跟海拔也有关系吗？”
“大概有吧，我们这里像我这样岁数的脱发的不少。”他说，“前几年有个潍坊的兵，在山上呆了两年就成了秃头，复员后回到老家，头发又长了出来，还满浓的。
“什么原因呢？”
“缺氧吧。”刘忠银说，笑一笑，像是在开玩笑。
我们谈话是在午休时间，官兵们都在午休，营区里静悄悄的，风忽高忽低地唱着混混沌沌的歌。
我想让他谈点自己的事迹，他显得很为难，他说确实想不起来有什么可说的。
“就说说你是怎样给当地老百姓治病的。”我引导说。
“就那点事，他们一定给你说过了。”他说，大概意识到这样说有失礼貌，他又补充说，“当医生的，救死扶伤，那些都是我该做的，
我就向他请教有关髙原医学的一些问题，他的话匣子这才打开了。谈到他眼下正在做的工作，他滔滔不绝。他说在类似红其拉甫防这样的高寒边远地区，医疗设施、药品都相对匮乏，中医的针灸可大有作为。他说治疗实践证明，计灸治疗胆囊炎效果明显，对缓解高原急性肺炎也有作用。眼下，他正在探索用针灸治疗高原肺水肿。说到这儿，他再三叮咛我，他眼下只是在探索，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这项工作，他希望我替他保密，千万不要写到文章里，免得贻笑大方。
我注意到，在我们整整一个中午的交谈中，他始终没有用“研究”这个词，一个高原边防连队的普通军医小心翼翼地规避了这个过于学术味、过于文化味的用语。
他知趣地把自己定位在一定的位置上。
与这样的人交谈，对自己是一种提升。
对于这样一位普通军医，帕米尔高原用巨大的热情拥抱了他。
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红其拉甫防区的63户塔吉克牧民联名向塔什库尔干县委、县政府写信，为他们的“道克特”（塔吉克语中的“医生”——笔者注）刘忠银请功。
63户，不要认为这是个小数字，在红其拉甫边防连防区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是总人口的100%。
随便走进一间塔吉克牧民的石屋或毡房吧，那里有刘忠银军医的说不完的故事。
六十多岁的阿依娜莎老太太忘不了1999年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她的心脏病突然犯了，望着屋外的漫天大雪，她想忍到天亮再去找边防连的刘医生。可是胸口越来越难受，呼吸急促，脸色发青。眼看捱不到天明了，儿子只好骑着马往边防连赶。见了刘忠银，说明了情况，刘忠银二话没说，立即备了一匹马，背起药箱，和老人的儿子一起走进了茫茫风雪。赶到老人的房子时，老人已经十分危险。刘忠银认真地为老人听了诊，切了脉，认定是心脏病突发，并伴有肺炎，马上为老人针灸、服药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治，老太太的病情终于缓解了。刘忠银返回连队时，地上的积雪巳有二尺多厚，风雪还在不停地刮着。来时是顺风，还好些，归途逆风，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大雪茫茫，掩盖了周围地形的参照物，走出十几里，又迷了路。此时，马死活不走了，他只好从马背上下来，拉着马，趟着雪一步一步往前摸。后来，连里派出十几个人在公路上迎着了他。回到连里，已经午夜两点了冬日的黑夜留给牧民们的记忆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