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和儿位朋友聚会，大家都在感叹书报多得看不过来。他们问我，最近看到什么好文章、好小说了吗？我说，我还想问你们呢。于是大家一起叹道：“看，看得过来吗，每天被书报壅塞着，都不知道看什么好了。”这是真话，现在的文化产品着实浩繁，每年新出的各种书籍多至十几万，各类报纸也有几千种，据说连长篇小说一年也能出到近一千部，最壮观的也许要数电视剧等音像制品了，大有铺天盖地之势。打开电视，频道有几十个，直叫你目迷五色，不知看哪个台好。如果再加上多媒体电脑，传媒手段和文化品类之繁，真是不可胜数。过去只是听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早晨喝牛奶的时候，边喝边快速翻当天的几十版报纸，翻完了一扔，就忙去了。现在我们的情况也快差不多了，天天都有报纸扩版的消息，你也得赶快翻赶快处理。连书也出现了麻烦，书原本是文化人最宝爱的，藏书是文化人的一份自负，可现在花样翻新的书太多，书架爆满，要把一本新书摆上去，就得拿掉一本老书，人们在发愁阳台太小，书没处安放。总之，单从数量之多来说，你得承认，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是空前地繁荣了。所以朋友们为“多”而感叹，不是没缘由的。
但多毕竟比少好，为“多”犯愁，毕竟是大繁富中的小烦恼。这就好比进一家商场，究竟是货物琳琅满目，可供选择的余地大好呢，还是货物单调，一目了然，根本用不着选择好呢？当然是前者好。上了点年纪的人都该记得，中国是有过一长段为少而发愁的年月，岂止是少，简直到了精神大饥荒、赤地千里的地步。戏，只有八个，你要成年累月地反复看，不想看也得看。电影也不是没有，朝鲜的、阿尔巴尼亚的，自己的则只剩《地道战》，真是“野无遗贤”啊。报纸也有，但从帕米尔高原到东海之滨，全是一个面孔，连字号大小和排版位置都一样。文学书呢，全成了毒草，准看的只有一两本，恕我不愿在此提起它们的大名。那个年代，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真是可怕极了。你固然没有费脑筋选择或鉴别真伪的烦恼，但别忘了，那是以剥夺你的精神自由为代价的。所以我们谢天谢地，总算与为少而发愁的年代揖别了。
然而，多和少的关系似乎又并不这么简单。往深处想，凡事物总是从少到多再从多到少，少到极致会出现多，多到极致又会变少，何况，多要看什么多，少也要看什么少。一位朋友说，现在的书什么都好，包装好，印刷好，封面设计好，纸张也好，可就是一样不理想：内容一般化，水分多，干货少，让人激动不已的或很耐看的太少。还有一位朋友抱怨说，这几年他几乎没从头至尾看完过一部电视剧，频道虽多，但拨了一圈又一圈，好节目却很少。这些话或失之偏激了，但并非全无参考价值。不错，现在的文化产品多是够多的，如洪波涌起，泡沫飞溅，但消失得似乎也快，转眼就忘个精光，大家的注意力又被新的炒作声吸引过去了，有时你会自疑，是不是记忆力垮了，怎么刚看过的东西就记不住呢？如此看来，这种“多”岂不又演变为少了吗？当然，我得把话说完全，现在也不是没有好东西，且不少，可惜被“多”给淹没了、消融了，要发掘出来还真费劲。我忽然想起“文革”前的十七年，仅就长篇小说来看，数量比现在不知少多少，但像“三红一创”、“保青山林”之类的长篇，至今似乎还流传着，还在供人改编，它们的寿命也好像尚未终结。这倒不是说那时的文艺多繁荣，思想多解放，艺术水准多高，而是受创作生产力和出版条件所限，逼得你必须拿出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不磨也得磨。于是，那时的一些好长篇，别的不敢说，至少凝聚着很结实的生活血肉，自叙传和个人革命体验的色彩浓重。它少是少，但放进时间的长河，似乎又成为一种多了。我不是复古派，决无拿过去贬低现在的意思，更无拔着头发回到“文革”前十七年的痴梦，但是，倘若我们现在陶醉于表面的热闹，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过后即灰飞烟灭，谁也不再理会，这样的“多”，恐怕也不值得过分自豪。
也许情况没我说的这么严重，社会对文化的需求量大了，“多”是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非要挡，无异于螳臂当车。据说后现代的一大特点是“复制”，让你根本找不到原创性的东西，何况咱们的作家电视家也要吃饭嘛，创作丰富于个人自娱或社会财富都没有坏处，我们总不能为了出精品，强行扼制作家的写作速度，故意让很多出版社电视台关门吧。但有些规律似乎又是没法更改的，比如马克思就说过价值是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的话，若投入太少，却非要结硕大无朋的果，那只有靠催肥和稀释了。所以，有必要在一片“多”的喧闹声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多和少的关系上，我是主张第一要区分门类和层次，不同情况不同要求。如对报纸、电视一类媒体，对通俗性、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快餐，多多益善，多义何妨，但对纯文学产品，就得有所控制——我指的是作者的自我控制，宁可少而精，否则等于自我消解。第二，纯文学的发展，似应在少的基础上多，在质的追求中增加量。我们常说，没有一定的数量就没有一定的质鼠，可是反过来说，没有质最目标的数量，又有什么意义呢？从历史上看，有保留价值的东西总是极少，能传诸后世的经典更是微乎其微，这自然是谁也掀不动的铁律，但不能因为识破了这一点，就蔑视永恒，就随波逐流，沉浸在批量炮制的快乐中。现在一面是出书难，另一面是出书滥，有的作者性子太急，恨不得一个月出一部电视剧，两个月出一部长篇小说，能耐得住性子的人实在不多。当然这不能全怪作者，谁让我们有了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小说市场呢？谁让这市场胃口那么大，消化能力那么强，作者们加班加点地干，还是供不应求呢？然而，文学史从来不用数字计最，而是以代表性的作品来标志的，就像连山的波涛一般。一九五八年的红旗歌谣究竟有多少万首，我统计不出，统计出来也没有意义。《红楼梦》的时代究竟年产多少部长篇，我也不想考证，考证出来恐怕也没有意义。这是因为，少的精品虽然是从多中来的，但并非数量越多精品就一定越多，对文艺产品来说，这个正比例不能成立。
人之为人，就在于总有对永恒的追求；作家之为作家，就因为他永不满足，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行。人类追求永恒的方式多种多样，或造福人民，或繁衍子孙，或融入大地，或托之信仰，或遁入宗教……而呕心沥血地创造艺术精品，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当此文化产品滔滔涌动之际，提倡一下对永恒的渴望，也许很有现实意义。文学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人们最先看到的总是泡沫，但泡沫消失得最快，人们不易发现的是河床中的石头，石头却是长久的，倘有更多的作家不愿做赶时髦的泡沫，能以自我作古的精神争做河床中的石头，我们一再呼吁的精品可能真的会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