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戏状元”的王庚子名噪陇东十余县，青衣杨桂芳、花旦李伍凤等活跃于川北广元及成都一带。汉调桄桄发展至20世纪40年代，由于西安易俗社等改良秦腔传入汉中，加上京剧和文明话剧一时兴起，使汉调桄桄逐渐走向衰落，大部分班社相继解体，除木偶桄桄外，大舞台演出几成绝响。
汉调桄桄表演艺术多追求大幅度夸张，并有许多绝窍，如“箍桶”、“撒莲花”、“耍椅子”等。其服装比较简单，民国以前生、净均不穿靴，常穿草鞋演出，因而民间有“草鞋班”之称。化妆也不大讲究，如旦角，面部搽粉，头上插花，即可出场演出。如名须生谢兴隆唱腔洪亮高昂，有“夜过梁”之美称，且有听远不听近一说。
同州梆子
同州梆子又名“东路秦腔”、“同州腔”，也称老秦腔，多奉为梆子腔鼻祖。明代末叶，已有班社和演出活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大荔就以同州梆子为军戏。
1912年后，由于西安改良秦腔崛起，使同州梆子地域日趋缩小，加之战乱与饥荒所迫，关中各地班社相继解体。技艺出众的一些艺人如“二麻子”赵步瀛、“咬牙旦”赵杰民、“迷三县”朱林逢、“猛开花”王德元及拜家红等，也转入西安易俗社、榛苓社、三意社当教练或参与演出，这一剧种即濒于绝响。
同州梆子系板式变化体，有欢音和苦音之分，用本嗓歌唱。有
“塌板”、“滚板”等基本板式，彩腔较多，善用“安”字拖腔。唱腔过门短促，更显“繁音激楚”之美。以武戏擅长，据四路秦腔之首，演出讲究五段式：一、天官帽头，吹奏“三眼腔”之类的成套曲牌；二、锣鼓吵台，吹号、放炮、演奏各套锣鼓曲；三、男女接场，全部脚色亮相；四、以武开场，表演各种奇特技巧；五、开正本戏，先出折戏，后出本戏。
为抢救这一古老剧种，1957年陕西省戏曲学校招收了74名学员，成立同州梆子班，聘请名老艺人王谋儿等任教。培养出白岳焰等优秀青年演员，回大荔、蒲城、合阳、澄城一带巡回演出成功。后组成陕西省同州梆子实习演出团，赴京汇报演出《辕门斩子》等传统戏，著名艺人王赖赖演出的《滚鼓刘封》，被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誉为“活张飞”。1979年恢复成立陕西省同州梆子剧团，现代戏《家庭公案》一剧演出百场以上。1997年撤销，尽管同州梆子已无专业剧团存在，但那高亢激昂、优美动听的唱腔余音，仍在千万人的耳际回响。
阿房宫遗响
因唱腔具有翻高遏低的艺术特点，称遏宫腔，亦称阿宫腔，来源于富平一带流行的灯影戏。民间传说，阿宫腔是由秦朝阿房宫歌女所唱的曲调流传衍变而来，项羽入咸阳，火焚阿房宫，宫娥、内侍、歌女逃出，所唱曲调也随之带至民间。阿宫腔特点是拖腔带有“噫咽”之音。这“噫咽”之音就是宫娥、内侍、语音的遗响。有学者认为“阿宫”实为“遏工”，即在唱腔上所独具的遏止功夫，与原秦腔唱调相比，有“三放”（指秦腔的拖音）不及“一遏”的艺术效果。再一种认为唱腔遏到了“宫调”上，故名“遏宫腔”。
阿宫腔的唱腔和音乐比秦腔细腻，较眉户、碗碗腔刚劲，不沉不噪，激越委婉，以刻画剧中人物的心理变化见长。阿宫腔曲牌多达400支，开场必奏“十样景”开场，这是由十种以上曲牌合奏的。未看戏，先闻其声，吹打乐别具一格。
据老艺人段天焕回忆，清嘉庆、道光年间，阿宫腔已由礼泉传播到渭北一带，演出的剧目有《范睢相秦》等。至清同治年间，富平县有金盆子、金马驹、陈相公等阿宫腔皮影班。陈相公是富平县曹村西头村人，是有名的文武“签手”。清光绪年间，常来富平演出的阿宫腔皮影班有乾县的任相公、临潼的赵相公。清末民初，阿宫腔班社有三原的王仓、礼泉县的有娃子、富平的乔娃子。1929年以后，阿宫腔成为富平独有的剧种。
1940年前后，连年天灾，阿宫腔戏班相继解散，仅有段天焕一个戏班艰难挣扎到解放。1952年在焕子娃班基础上成立了富平县群乐皮影社，即富平县阿宫腔皮影剧团。1958年搬上大舞台，《三姑娘》参加了1987年陕西省首届艺术节，获得了头名金牌。富平县阿宫腔剧团既演阿宫戏又演秦腔，富平县阿宫腔皮影剧团则一直演的是阿宫戏。“噫”“咽”之声，回肠荡气，不绝于耳。
塞上小曲与军营戏班
秦腔是一种戏剧，信天游则是一种民歌，皆流行于陕北及宁夏、山西、内蒙古与陕西接壤的部分地区。信天游，又称顺天游、小曲子。“脚户”长期行走在寂寞的山川沟壑间，便顺乎自然地以唱歌自娱。他们所唱的主要就是“信天游”。其词曲仅有上下两句，唱词上句起兴，下句点明主题，如“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人里头挑人就数哥哥你好”。结构短小简洁，曲调开阔奔放，感情炽烈深沉，代表曲目有《脚夫调》、《兰花花》、《赶牲灵》等。
民国时期，陕北之北有一个马敦静的“军营戏班”。1935年，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官办秦腔戏班“觉民学社”，之后由马鸿逵的二少爷、国民党宁夏保安处处长马敦静成立了“庚辰俱乐部”，为马家兵营娱乐场所。演员都是从保安处下属的幼年营抽调上来的兵，只要能吼上几嗓子都可以报名参加。除了为驻军巡回演出外，也经常为马鸿逵、马敦静等达官贵人唱堂会。有一位演须生的教练叫姚茂秦，因与马元宝有“过节”，马元宝就将黄米粒大小的叫做“人眼”的毒药暗中下入姚茂秦的大烟中，致其猝死在戏班里。
广东西秦戏
流行于广东省陆丰、海丰一带以及福建、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西秦戏，又称西秦腔、乱弹腔，其唱腔主调、道白语音、流行剧目和表演特点等与陕西二黄戏基本相通。五十年代末，在看了秦腔演出的《赵氏孤儿》、《游西湖》后，广东西秦戏艺人认为“不论在腔调、音乐、表演上，都与西秦戏不同，虽也有个别曲调与西秦戏相近似，但究竟很少。”
西秦戏演出《回窑》、《斩郑恩》后，演艺界也认为西秦戏与秦腔毫无共同之处。当时陕西秦腔演出团的老艺人们提出，西秦戏确实不象现在的陕西秦腔，却象他们早年看到的陕西汉调二黄。西秦戏在广东当地流行已三百年，保持陕西前秦腔基本特征未变，又保留“西秦戏”称谓，示其不忘流传来路。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广州魁巷“梨园馆碑记”中，就有关于昆、乱合演唱秦腔的“太和班”的记载。西秦戏，在清末还漂洋过海，到新加坡、印尼等岛国进行演出。
昆曲与秦腔
昆曲，元末明初之际（14世纪中叶）产生于江苏昆山一带，它与起源于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和起源于江西的弋阳腔，被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同属南戏系统。到万历末年，由于昆班的广泛演出活动，经扬州传入北京、湖南。明末清初，昆曲又流传到四川、贵州和广东等地。本来是以苏州的吴语语音为载体的，但在传入各地之后，便与各地的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衍变出众多的流派，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戏曲。至清朝乾隆年间，昆曲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魏长生在北京演出获得成功后，于乾隆五十三年（1783年）带着秦腔班，经河北、天津、山东到达扬州，在江鹤亭演剧一出，赠以千金。在扬州连演四年，出现了“到处笙箫，尽唱魏三之句”情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离开扬州，秦腔班在三年的时间内相继在苏、浙、赣、皖、鄂、湘、川等地演出后，又回到成都。嘉庆五年（1800年）魏长生第三次从四川到北京演出。
秦腔本来是陕西各路梆子的总称，后来习惯地指西安秦腔。流入北京，曾和昆山腔、弋阳腔、柳子腔等被誉为全国戏曲的所谓南昆、北弋、东柳、西梆的“四大声腔”。西梆自然是大西北广为流传的梆子腔，也就是秦腔。
从戏曲剧种的分布来看，昆剧在上海、南京、浙江、湖南有相当的观众基础。弋阳腔在北方扎根，在江南一带的流传也是在许多北方语系的地区。柳子腔，包括柳琴戏，流行于河南、苏北、冀南、皖北等地，重要的活动还是山东的曲阜、泰安、临沂。秦腔，即山陕梆子，至今在北方盛行，尤其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有着更深厚、更古老的精神根基和更广泛的观众群。
秦风西渐
秦腔传入榆中，大致是在清光绪元年（1875年）左右。当时，陕西烟商到榆中收购水烟、烟土，将秦腔艺术带到这里。最早应邀来榆中唱会戏的是兰州秦腔老班子“福庆社”，演出遍及榆中各庙会。民国初年，每年邀请通渭的“忠和社”来榆中唱会戏。其次，兰州关娃的戏班、石娃子戏班、陕西的尕八八子戏班、国民党十七军的“精诚剧社”、一二○军十一团的“铁血剧团”及通渭董家、孔家的戏班，都曾先后到榆中演会戏或售票的“挂卖戏”。如甘肃秦腔名伶田德年、赵福海、李发民，还有号称新疆“须生二王”之首的王正民等，都曾到榆中授艺。
作家红柯著文说，记得我最初听到十二木卡姆是在1986年秋天，在伊犁街头，听到商店传来的音乐，我一下子就惊呆了，如此辉煌高亢的旋律，我听出了秦腔的某种味道。在老家陕西我是不听秦腔的，那是老头老太太喜欢的俚曲，那个年代，大学生谁听这个呀。在遥远的伊犁，在维吾尔人的十二木卡姆中我听到了乡音。秦腔是没有病态意识的，也是西域各民族唯一接受的汉族剧种，常常有维吾尔老者登台串角，最喜欢的角色是黑脸包公。2006年6月19日我们翻越天山到达库尔勒市，当晚就看到了秦腔《包公赔情》。21日到达阿克苏市，当天下午到阿瓦提县观看刀郎艺人现场表演，高亢的歌声让我再次回想起那些秦腔经典剧目《金沙滩》《李陵碑》《下河东》。我的故乡陕西岐山是周王朝的龙兴之地，岑仲勉先生认为周人来自塔里木盆地，从游牧变为农耕，这大概是西域大曲与秦腔最遥远的联系。
在中国西部之西北的吉尔吉斯坦，有一个传奇的故事诉说着与秦腔的缘份。战争把一群人从一个地方驱逐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们也把乡音带到了异乡，在那里繁衍流播。
台湾乡音
陕西人最早去台湾，当数明永历年间的马信将军。马信是陕西人，原为清台州守将，后投效郑成功“反清复明”，采取寓兵于农的开拓政策，率陕西子弟兵来到台湾彰化垦殖定居，繁衍至今。彰化秀水乡有个陕西村，村民大都是追随马信将军的陕西子弟兵的后裔。他们演唱的村戏无论在琴技、拉板、唱法上都与秦腔相去无几。国民党溃败台湾时，也有为数不少的陕西人去了台湾。
台湾有不少地域性的民间秦腔研究团体，如“中北部地区旅台陕人秦腔研究社”、“中部地区秦腔研究社”等。台湾各地的陕西人经常邀宴同乡，《张连卖布》、《苏武牧羊》、《三娘教子》等秦腔传统剧目清唱，是席间不可少的助兴节目，还常常演唱自编的“乌面将军”、“陕西村乡亲”等。
追随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数十年的王汝南，曾被当选过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是大荔安仁镇西太平村人。他嗜爱秦腔，倡导乡邦文化，在当时的秦腔“自乐班”基础上成立“大河秦腔团”，1961年经台湾省政府批准创办“秦腔业余研究社”。于右任诞辰100周年，旅台的陕西乡党在台北举行的纪念活动中，马静亭演唱了秦腔。
1982年5月，由陕西人捐资修建的“陕西文物馆”在彰化秀水乡陕西村建成。台北的“大西北秦腔研究社实验剧团”在落成典礼上，献演秦腔《二进宫》、《杀庙》、《柜中缘》、《白蛇传》。登台演员大都是十多岁的童子，有的并非陕西子弟，除了道白外都是腔圆音纯。乡音绕耳，怎不忆长安。
潮乐与秦音
唐玄宗开元年间，推崇佛教在各大州兴建寺庙，潮州的“开元寺”亦在此期间建成。从现在保留下来的十大套曲来看，也多为唐代的大曲和宋元的套曲。
唐宪宗年间，喜好音乐的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将唐代音乐带到岭南。潮州人为缅怀韩愈，将梅江和大靖溪易名为韩江，而潮州音乐亦有称之为韩江丝竹的。秦时，“真秦之声”的秦筝就已流入了岭南，因为秦在岭南曾屯兵数十万，并设南海郡。秦腔、眉户、碗碗腔和潮州音乐的调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秦筝通过“急弦促柱”而“变调改曲”，是以“清”高而“浊”低的音高变化为前提的，导致了琴曲色彩的变化。潮州音乐的轻重与秦腔花音苦音有着几乎相同的音阶组合形式，都是通过对其中个别音高作了少量调整，导致了音乐调式色彩的变化。尽管这两种地方音乐一南一北，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乡土风味，风格却大相径庭，音阶组合形式有着同一个音乐文化源头。
“急弦变调”之术后入《凉州曲》，继而向西成为《伊州》之乐，又从玉门关外传至隋唐燕乐文化荟萃之地西安。潮乐和秦腔所具有的共同的音阶组合形式，最早则存在于先秦楚地的音乐中，存在于中原音乐文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