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祠》的遭遇
要知天下事，得问乡里人。深夜，我打开电脑，在整理一些写作资料，偶尔查看一下电子邮件，与友人联络。突然发现两行文字：今年高考北京试卷，选择了三篇阅读材料，古文材料选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两篇现代文阅读材料分别是叶圣陶的《昆曲》与和谷的《司马祠》。
我一时疑惑，世上还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这消息，却是从高高山顶上偏僻的电视转播台发来的。侄子在那儿打工，也许是业余时间温习本科自考，关注高考试卷时发现了这则信息，给我传了过来，没附一个字。乡里人知晓天下事，在这信息膨胀的现代社会，依然有这个理儿。人们整天被埋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之中，往往却也一无所知，大脑一片空白。
在网上，我读到了《北京日报》的报道，说了今年北京高考语文命题的阅读材料署了作者名，并注明出处，体现了对作者劳动的尊重。我把这个消息发给平时联络的友人，也许有兴趣浏览一下，远在美国的儿子平时联系不多，却第一个回复：Ithinkthisisreallycool.。我不熟识外文，请教身边正在闲聊的同事，他说试试看，然后不无激动地说，中文大意是：这才是真正的酷。
我在片刻受到了些许安慰，同时琢磨，从事写作快四十年了，发表了成百上千篇小散文，怎么唯独是这一篇《司马祠》成了幸运儿，浮出了水面。记起来了，我从海南岛回到西安的第三年，是在西一路一间陋室上班，跟着春游的同事去了韩城一趟。游了司马祠，去了党家村，回来路上逛了洽川处女泉。之后在电脑上敲出了一组散文，题为《黄河札记》，含司马祠、党家村、处女泉三章。《司马祠》投给了《光明日报》副刊，不久便刊登出来。其他两篇，给了正在索要稿件的一家水利杂志发表。多年过去，这组文章也似乎属于所谓的浅显或速朽之作，没人提到，连作者自己也淡忘了。
记得《司马祠》被选入几种文本，在书架上翻了翻，却没能找到它的踪迹。应该是收入之后出版的《和谷文集》，查阅了三卷本散文随笔卷，选入的数百篇之列却依然不见此篇作品。《司马祠》不翼而飞，躲藏到哪儿去了呢？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还是遗珠之憾？
我记起来了，在最后选编文集时限于篇幅，手心手背都是肉，在反复筛选中只是一闪念，轻轻一键，《司马祠》便被忽略不计，剔出了密密麻麻的文字队伍，埋没在烟云浩渺中了。自己笔耕的五谷，连自己也不识货，留在集子里的就未必比剔除出局的好。也许，谷子与稗子，表面上并没有大的明显区别，只是品质的差异。而谷子终究是谷子，稗子终究是稗子，真理与谎言不可同日而语。这不是说作品的差异如此之大，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这就是《司马祠》一文的不良遭遇。如果没有入选高考试卷的机会，它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埋没了，包括在作者的心目中。这也许是从事文学写作的一种乐趣与悲哀，尊重与荣誉中的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
正如此文的结尾所写的：这是天问！我听见史圣在歌唱。这歌声穿越古今，扬善弃恶，与大河共舞。天空有雄鹰飞过，它读圆的墓冢，读方的祠院，读直的神道，再读弧形的小桥大路，这竟然是大地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红苕诗
端午节后的一个傍晚，我站在老家的田地里，挥舞着四十年后重逢的镢头，挖出稿纸格子一样的湿润的土坑儿。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跟在后面佝偻着腰，栽种一棵棵被日头晒蔫了的红苕苗。弟媳妇从地头窖里吊起水，一桶底粘稠的水，一碗水浇三棵红苕苗。侄子说红苕不好吃，没有一起来地里，在家中电脑网上狂奔。
老母亲夸我的坑儿挖得好，像我小时候写的字一样端正。我回乡务农时十七八岁，正是青春年少，如今栽种红苕的手艺没有忘，就象忘不了母亲慈眉善目的面孔，忘不了老家沟壑纵横的模样。
我也是当了八年爷的人了，儿子孙女在美利坚。村上儿时的玩伴张着没牙的嘴说，你给美国人当爷哩，还回来种红苕。我说，美国总统的婆娘，正在白宫园子里种菜哩。
三弟卸了村长的任，卖了台电脑玩儿，与在延安石油上的女儿视频对话，我也用五笔打上几句话，象挥舞镢头寻思操作的记忆。我也快提前退休了，四十年前是从镇上中学，四十年后是从省城，又一次回到老家的土地上。故园将芜，归去来兮。
电视上跳出新闻，中国诗歌节在西安如火如荼，许多诗人的名字很熟悉。铁凝与我先前拉过话也合过影，高洪波前日与我游过历史博物馆，雷抒雁不久前与我在桃花源一起写字。我也曾经是一个青年诗人，早被身强力壮者踢出诗坛，忘得一干二净。如今我是一个农人，在老家写红苕诗。我给儿时玩伴夸耀我认识电视上的诗人们，他阿Q似地一点也不羡慕，死人？不，是诗人。他说红苕比诗顶饱。那么，我成了阿Q？
记得有一位朋友，重逢时说当年背过我一首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表在《诗刊》上。他回忆诗句道：晒场啊，我母亲粗糙又绵软的手掌，把沉甸甸的日子掂量。我这才记起我曾经是一个青年诗人。我走出土原和矿山，走向都市与海岛，走向巴黎罗马，如今又回到黄土原上。象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但我不失魂落魄，我不忏悔。我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我是我。就象当年我寄《和谷诗选》给高洪波，扉页上写道：你是谁？我是和谷。高洪波回信说，应该把句子打个颠倒：我是和谷，你是谁？前者是自问自答，自娱自乐，后者是我向你发问，你究竟是谁？
红苕是红苕，诗是诗，是农事诗，是诗的生活与人生。我在这个傍晚，在老家土原上，栽种完几十行红苕，搀着老母亲荷锄回家。炊烟袅袅，鸡犬之声相闻，这是温暖的怀抱，我这四十年都跑到哪里去了？喝罢汤，又在电脑上敲打出诗文，曰红苕诗。
合阳社火
虎年正月十三，前往合阳看社火。
先是到坡南村，吃团圆饭。我从未见过如此丰盛讲究的渭北乡村宴席，先是茶席，再是酒席，后是饭席，样样数数上百种名堂。要说城里人会摆碟碟碗碗，会耍盘子，一餐饭更换若干餐具，那还是没有这朴素的乡间来得考究，而且实惠。
接下来是一种叫“血故事”的社火表演，演绎的是传统戏曲的故事，坏人终于受到惩罚，有应得，大快人心。血淋淋，类似民间鬼故事，或恐怖小说影视，是娱乐之一种。鲁迅笔下的血馒头，是鞭挞无正义之愚民的，而眼前的血故事，是扬善抑恶，警示坏人的，快活好人的。
去看东雷祭祀活动，在高高的黄河岸上，祭天祭地祭河，献上牛头猪头羊头，唢呐锣鼓喧天，人群涌动，尘土飞扬，实在壮观。叫作“上锣鼓”的表演，扮相狞厉，如阴间鬼雄，在火把焰火中舞蹈，原始的生命之美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庄稼人木讷吗？不，黄河的子孙就是这样强悍，与身边解冻的大河一样，如诗如画，让人陶醉。
这也是血故事，血性汉子的故事。
社火散场，已是深更半夜。路过坊镇，想起一桩旧事。三十多年前，我是一个年轻记者，在一个风雪之夜，沿着抽黄工程路线从东雷走到县城。在文化馆找到了文友谭留根，他骑自行车带我到了他坊镇街上的家，炕很热，尤其是他媳妇做的葱油饼很香。
在洽川宾馆稍作停留，与平凹、红柯、木南连夜乘车返回西安，好象从土地农耕时代回到现代城市。灯火辉煌，车流如注。一切，恍若梦境。
种花
清明前后，种瓜种豆。
在故园小学堂住舍的庭院里，我种树种花。
我种红玉兰，想那洁而艳的笑脸。我种樱花，想那踩上去绵软的落英。我种樱桃，想那胭脂色的一吮。我种山楂树，唱那俄罗斯忧郁的恋歌。
我种中国兰花鼠尾草与硫华菊，还有花菱草与西洋滨菊。
我种欧洲驱蚊香草、矢车菊、七里香，我种地中海薰衣草与勿忘我，我种墨西哥小丽花与孔雀草，我种东亚情人草，我种印度茶花凤仙，我种希腊康乃馨，我种美洲夜来香，我种冰岛虞美人。
种灿烂阳光和乍暖还寒的三月风，种童年记忆和沧桑履历，种遍天下风景和草木性情。
种诗种文，种一地湿润的墒，种风调雨顺。
种子发芽，开花，结果。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忆王愚
王愚老先生去了。
前几日，我在老家土原上，接到作协许如珍电话，说王愚去世了，我心头顿时一阵悲凉。
多年前，一次文学创作会议上，几个后辈与王老一起饮酒，听老先生侃侃而谈。他的貌相似那位文学旗手，我们戏说他不仅长得像鲁迅，文章与性情也如愤世嫉俗的匕首与投枪，心却是热的。酒是喝多了，我扶他回房间休息，与我有一番谈话，可谓酒后吐真言。
随后，我将他的谈话写了一篇短文《王愚大难不死》，发在《西安晚报》上。他打电话表示感谢，同时又指出我误记的地方，说他由此给西安晚报写了一篇稿子，好像是“感谢与补正”的意思。
我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和电视剧《铁市长》在央视播出并获全国奖后，王愚写了《一点浩然气》在报刊发表，讲人格、官格，犀利而坦诚。
新世纪初，我从客居海南岛八年归来，主持拍摄李若冰的电视片，想让他谈谈受难时李若冰为其解难的往事。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卧病在床，不方便出镜，又复述了当时的情景。后来，他竟枯木逢春，参加了李若冰的纪念活动，发了言。之后又读到他新发表的文章，心里庆幸他健康长寿。
王愚大难不死。他还是去了。人生自古谁无死，也罢。
我从网上找到旧文，重温旧梦，恍若眼前。
旧文写于1985年，题为《王愚大难不死》，发表于《西安晚报》，不妨下载如下：
文艺评论家王愚，其经历之坎坷，就可以称作一个“典型”。
他出身名门望族。父亲王一山，是杨虎城的高参，与周恩来和蒋介石、傅作义等交往甚密，曾经是西安事变中的风云人物。王姓的这位独苗“少爷”，舍弃几院房门的遗产，于解放前夕投身到了共产党的事业之中。
先是上军大，随后提前毕业，到西安市文联搞曲艺改革工作。1952年底，突然大咯血。病榻上，他寻找寄托，与艺术结为伴侣。开始写些小杂文，写了就寄，寄了又退回来，文章没登过，买书、买稿纸，还有邮票，倒花费了不少。1955年一天，他欣然收到一封不同于以往的厚厚的信的薄信，上海的《文学月报》决定采用他的谈赵树理《三里湾》人物的文章。这时候，他才二十四岁。
接着，他在《文艺报》发表了《艺术形象个性化》一文，引起文坛关注，因文末有“写于西安”几个字，诗人玉杲和编辑张沼清便多方查找，将这位搏击于死亡线上的才子请到了《延河》编辑部任理论编辑，与理论组长贺抒玉合作，为刊物的文艺评论栏目增色不少。
这时期，他写了几篇与秦兆阳等大家商榷的理论文章，显示出敏捷的才思和虎虎生气，继而，应《文艺报》敏泽之约，撰写了与周扬切磋文学理论问题的万言论文《从文学实际出发》。此文寄出不久，“反右”开始，加上他为《延河》组织的一篇“鸣放”杂文，便因此身临大祸，被扣上“右派’’帽子。随后被降职降薪，下放到曲江池务农。
肉体和精神的重负，使他又咯血不止，便回到家中养病。六年摘掉帽子，回到作协扫地、收发、搞资料，而后又当编辑，看小说稿。1965年城市社教中，他以往的一位挚友，将他平时的一些说东道西的闲谈“告密”。又因曾资助过一位朋友犯了“罪”。被审查之后，差点开除公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