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了，我们还一直在说路遥，这是一个令人崇高、美好的话题。
三十年前的这个季节，在西北大学图书馆第一教室门口的女贞树下，我结识了路遥。这时，他是延川县郭家沟的农民，被借调到文化馆编小报，刚在恢复后的《陕西文艺》上发表了题为《优胜红旗》的短篇小说。他说想上西北大学，冈县上有人告他文革中当司令的什么问题，正在周旋之中。他瘦瘦的很强悍的样子，神态有点像他日后作品中的高加林。第二年他上了延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在《延河》杂志当编辑。这时间，我们来往较多，他的《人生》等作品使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八十年代末的一个秋天，我们结伴去延讲课，在观看县上文艺队演出时，他指着台上一位扎小辫子的漂亮女子给我悄悄说，那是他的初恋情人。那女子的样子，和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巧珍一样叫人爱怜。我们爬到对面坡，寻到他的一位旧友，他要吃蒸南瓜，黄澄澄一桌，又香又烫手，他吃了不少，说是真解馋，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在街头遇上他的小弟，正拉着架子车卖菜，他陪着一起消失在集市的人群中了。
之后，我和他在陕北榆林的一座旧庙里住了一个多月。我在修改一部党史人物的传记作品，他是应一家杂志之约写一部叫《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中篇小说。他给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天要写完十页，也就是三千字，才可以休息。有时思路不畅，到了后半夜，他还伏案受苦。陕北人把干活叫受苦，他说，你看我们这些写字的人，也跟牛一样，还不如到坡上抡镢头去受苦哩！写不下去时，他躺在炕上，呼天叫地，有时是长长地趴在炕上，抱着脑袋，好像疼痛难忍似的。柳青的《创业史》一直伴随在他的左右，经常翻动着，在其中寻找智慧和力量。有时，在窗外见他伏案疾书，人笼罩在烟雾中，活神仙似的。当地的朋友雇了一位婆姨给我们做饭，每天少不了一顿民歌里唱的死死活活相跟上的吁莘面铬坨羊腥汤，他也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写完早了，我们就去城上的沙漠里晒太阳，他教我唱电影《人生》里的歌上河里鸭子下河里个鹅和《三套车》。后来他在弥留之际，曾想起这片沙漠，对朋友说，他理想的死法是躺在沙漠里，让夜的风沙把自己给埋了。
这一次回来的路上，他回了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他说他要回两个家，一个是清涧的生父母家，一个是延川的养父母家，既觉得温暖，又感到难受。他这个大孝子做得不容易，常处在两难之中。后来，他的《平凡的世界》在出版期间，复印了一部分给了我和子页主编的《长安》发表，说要换几个稿费，救济家里的困难，给父母治病。他一拿到钱，说是帮了他大忙，就直接去了邮局汇款。
曾在他写这部书时，有一次捎话让我去，说他写到一位领导干部拨乱反正时用了我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的一些内容，还有写水灾一节用了我写安康水灾的一点资料，请我谅解。我开玩笑说，是我借了你的光，应该感谢你。事后有热心的读者写信给我，并复印了几个作品的有关章节，查明先后发表时间，询问其缘由，我如实道来，如此而已。之后有人要拍摄他的人物电视片，路遥叫我撰写解说词，他看后很满意，这篇文字叫《路遥的脚夫调》，发表在《文学报》上。
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从海南回西安印杂志，去医院看望病中的路遥。他说想吃酸石榴，我和同行的竹子又去街上寻买，返回病房。他是想重新站起来，但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躲开护士，和我们一起抽了支烟，诙谐地笑着。不几天之后，突然有消息说，路遥去世了。我是等到一起把他送入火葬场的熊熊炉火后，才回到海口的。他比我大不了几岁，有着近似的经历，他就这么走了。在海南的几年里，我每次走进书店，都要去翻一翻路遥的书，与他重逢，也在一旁观察一双双怎样的手去触摸它，带走它。
作为一个作家，路遥得到了青史留名，而且是英名。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去面对生活。
《海口晚报》200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