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奇在省城承包电冰箱厂之事，很快传遍了村里。村民还不太清楚电冰箱是干什么用的？听说可把猪肉冰冻，可以做冰块，便感到新奇。同时他们也对许家立这个劳改犯进城后的打工生活，刮目相看。
不少年轻村民，都有像许家立那样进城打工的念头。有些村民拿着我给他们的许家立地址，直接投奔许家立去了。倒是我们家的宝儿、静儿，还没打算进城打工的想法。
小闯儿婚后，很少回家来。她与高渔儿经营渔业，劳动起来比兰兰更能吃苦耐劳。如果说兰兰冬天捕鱼的双手，长满冻疮；那么小闯儿那双捕鱼的手，冬天便会张开一道道布满鲜血的裂缝。我看了心疼，她却毫不在乎。那天，她回家告诉我，她和高渔儿想与六指儿合伙办一个渔场。我说：“这想法好啊，爷爷支持你们。”小闯儿说：“你支持有什么用？我们缺乏资金、没有设备、不懂技术。告诉你，别再叫我小闯儿，你这样叫，我部长不大。我现在有雄心壮志，要干一番大事业，挣很多很多钱。我们以前实在过得太穷了。我要让我们村庄的穷人都富起来。”我说：“好啊，以后我就改叫闯儿。你确实长大了，你说’让我们村庄的穷人都富起来。‘这话很有志气哩。我们村从前有’章百万，吴无数‘，他们很有钱，可全村的贫富差别很大。穷人比富人多三分之二，不少人家衣食无着。不过办企业，我的小伙伴章荣初不失为你的一个楷模。他虽早去世了，但他的创业精神值得大家学习。”闯儿哦哦地应着她没见过章荣初，但知道他是上海滩上的大老板。接着我又说：“向银行贷款去，土法上马，先干起来再说。”说完，我转身上茅楼解手去。回来已不见了她的踪影。
我知道人老珠黄不值钱。我已经七十九岁了，虽然不能与六指儿、闯儿他们那样东奔西忙于实业，但我给他们出主惠，精神上支持他们，关心他们；我就有了置身他们之中的感觉，便不觉得自己落伍掉队了，也增添了说书的新内容。我把蓬勃的当下生活说进书去，观众便能感受到时代的新气象和新东西。所以，村民们越来越喜欢听我说大书了。
他们从我的说书中，获取一些信息和知识。他们说：“这许老伯说书，总是鼓励人上进；并且思维方式一点不陈旧，还走在时代的前沿呢！”
他们这么浇，我便意识到这是我改革说书的一个明显成果。
平儿在美国安顿好自己后，给我来了一封信。她这一去，十年八载的。我心里隐隐地想，等平儿回来，也许我已经入泥土了呢！不过，又一想我们见不见面也无所谓，关键是精神相依。我很快给平儿回了一信长长的信。邮寄美国的信本来就贵，由于超重就更贵了。这些年通过平儿高中状元，从北京到美国，我突然感觉世界是如此之大，道路又是如此之宽广。现在，获港村与美国耶鲁大学，就好像成了我心头的一条直线。我将在这条直线上吸收和滑翔，用毛笔字倾吐着对平儿的思念。
小抗敌回家来说：“我想创办社办企业红峰绸厂。准备盖厂房，买五十台绸机和五十台加捻车。严发财不同意办绸厂，却要办砖瓦厂。
结果村委决定由他负责办砖瓦厂，由我负责办绸厂。我想办绸厂，我们的蚕茧就呵以不出村加工，并且生产漂亮的丝绸了。”接着小抗敌又说：“难怪从前小风林总与严发财闹矛盾。严发财他妈的，与我也常常意见分歧。”我说：“其实，意见分歧是正常的。在一起工作要协商和妥协。在自己村庄办绸厂，就等于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倒是个好办法。”
小抗敌说：“我就是想肥水不流外人田。”我说：“是啊，搞实业，我们村庄有着丰富的资源没开垦呢！”
夏天，闯儿生下一个女儿。她回家来做产，让我给重外孙女取名。
我看着窗外菜园，正结着一个大大的红石榴，便说：“叫’石榴‘，高石榴。”闯儿觉得这名字不错，就让高渔儿去派出所报上了户口。闯儿回家来，忙的不是海云，而是章丹凤。做了太外婆的章丹风，见海云依旧早出晚归去村办算账，高渔儿依旧忙鱼塘的事，辞儿又哪里会服侍产妇？七十一岁的她，劳心地担当起照顾产妇和婴儿的责任。她给月子里的婴儿洗澡，双手轻轻地托着小毛头。她清洗那软不拉耷的小人儿，很有一套本领。
两岁的青草，已经能在田野上跑步了。章珍妮下地，就把青草带在身边。这倒有点像从前的庞寡妇，把庞子遗背在背上下地一样。庞子遗已经八岁，上小学一年级了。前些天，我看见他们孤儿寡母在地里掘野菜。说起野菜，庞寡妇便兴奋异常；并且总是说到她儿子庞子遗，是如何声情并茂地背诵骆宾王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庞寡妇读过小学六年书，非常喜欢文学作品。
让儿子背诵诗歌，就是她清贫生活中的乐趣。，每次看到庞子遗，我都会想起他爷爷庞九斤。如果当年他爷爷庞九斤不跟我参加革命，那么他也许就不会被捕，不会被国民党杀害了。
当然干革命总会有牺牲，多少革命人的鲜血，才换回新中国的解放。可是年轻的一代，哪里还听得进我讲从前的革命故事？我一开口，静儿、宝儿就把耳朵捂住说：“你个背时老头儿。”
闯儿满月后，石榴留在了太外婆章丹凤身边。太外婆章丹凤不肯放石榴去她奶奶那里，她觉得自己整整忙一个月子，不能白白便宜了她奶奶。而她奶奶，见生了一个孙女，不能传宗接代，完全没把石榴放在心上。
回到婆家经营鱼塘的闯儿，也如兰兰一样不给孩子喂奶。她那边把奶水白白挤掉，而石榴在这边却饿得哇哇大哭。太外婆章丹凤也像媳妇章珍妮一样，给小毛头喂米汤。家里有了两个重孙女，就像多了两只叽叽喳喳的小鸟儿。石榴不像青草那么乖，她特别会哭闹。尤其晚上那哭声，让我想起从前遭遇瘟疫时的凄凉景象。
我通常上午种地，下午讲大书。不讲大书的下午，就去外港埭走廊泡茶馆。所以只有黄昏的时候，我才能抱着石榴去村庄溜达。那天我一手牵着青草，一手抱着石榴；就像重温年轻时，一手牵着大大，一手抱着小小的感觉。只是小小相其他三个儿子，还有我的发妻婉玉早在一场瘟疫中作古。我的内心深处，有着他们深深的烙印。想起他们，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青草见我落泪说：“太爷爷别哭，青草给你吃糖糖。”我坐到石凳上，她把手上拿着的一颗糖塞进我嘴里，还用小手给我抹眼泪道：“不哭不哭哇！”
大约半年后，村里的社办企业红峰绸厂和东风砖瓦厂办起来了。
虽然规模不大，但也还算像个样子。绸厂大部分是女工，而砖瓦厂更需要男工人。招工广告一贴出，应聘者络绎不绝。有荻港村村民，重兆村村民和其他村的村民前来应聘。一时间，整个村庄热闹极了。在村里办工厂，是一件新生事物。村民们议论纷纷，但进工厂拿工资，总比种地拿工分好。这是不争的事实。庞寡妇和汤圆儿，都被应聘进了红峰绸厂做挡车女工。她们说：“没想到在乡下也可当工人。”时代就是这么悄悄地变化着，等你还没发觉，它已经改变了你的观念。
村党支部书记吴星星患病后，很少去村委会上班了。他不想管那些改革的事。小抗敌和严发财创办社办企业的那一阵，他全都不管不问，放手让他们干。他知道自己干不了的事，就应该让能干的人去干。
那天我去吴星星家看望他，他家阴森森的。他躺在床上已经病人膏肓。
他的妻子和女儿陪伴着他。她们见我来了说：“许伯，您坐。他刚睡着呢！”
我没敢打扰，送上慰问的礼物便走了。走出他家大门，阳光正暖暖地照在青石板铺就的路面上，亮堂得有一种反光。想起说书先生吴雪雷，现在他的小儿子吴星星病成这样，我的心就像阳光下的香灰一样凄凉。我低头走着，不知不觉又走到了外港埭走廊。这是我喜欢的地方，我的生命一天天在这里重复。几十年了，我却毫不厌倦。也许是曹溪河流动的水以及水面上的轮船和飞翔的野鸭，给我一种无限的想象力。
外港埭走廊的彩云楼茶馆，生意总足格外好。因为地势得天独厚，南来北往的过路船客，停下船后，花不了几个小钱就可以在此休息。茶馆陈设简单，但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青瓷茶杯，清清爽爽，、泡一杯沁人心脾的龙井茶，看看窗外的远山近水，就让你的疲乏消失殆尽了。如果肚子饿，茶馆里还备有小卖部，蜜饯、瓜子、糕饼等应有尽有。我不说书的下午，常到彩云楼茶馆喝茶休闲。我与那些三教九流的过往船客们聊天，既能消息灵通，又能拓展知识面，身心非常愉快。
这会儿，我又进了彩云楼茶馆，嘎吱嘎吱走上二层楼梯时，看见高大年正坐在窗口的位置上喝茶看风景。高大年的孙子高风筝，已长成一个小伙子了。高大年自妻子雪梅死后五年，娶村里的小寡妇红菱。
红菱没有孩子，但与高大年结婚的第二年，却怀上了孩子。但那个雪天，路面很滑，红菱摔倒后流产了。在村里，我从前的老战友、老部下只剩高大年和丁一松了。丁一松由于高血压中风偏瘫，已卧床大半年，且亦神志不清了。我与高大年一起去看他，他已经不认识我们了。我们在他身边，默默地陪伴了一个下午。一种说不出的凄迷，浸满我的心头。倒是高大年的身体还健朗着，精神也快乐着。这与他娶了红菱有关。我想与好女人相伴，即使不能做爱了，也气血相通，阴阳互补，有助身心健康也。
我很久没有见到桑果儿和韩素丽。那天，韩素丽到彩云楼茶馆找到我，说：“我已经与桑果儿办完了离婚手续，要回上海去了。这里的日子没法过。”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讶道：“为什么非要离婚呢，”
她说：“一个人很难改变根植在自己血液里的劣根性。我无法改变他，就改变我自己。”我沉默不语。他们已经离婚了，我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不过，我问：“强强谁带呢？”她说：“桑果儿要孩子，就给桑果儿了。”接着她说：“住在这乡下。自己也变成乡下女人了。常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吵得鸡犬不宁。”
其实，并非乡下女人才吵架。只不过乡下女人大都直爽，在空旷的田野中待久了，嗓门比较大，比不得城里安人细声细气。譬如，我家西边前不久刚从村南搬来的邻居丁港母亲，当别人说她的小儿子哑巴丁江今生今世找不上媳妇的时候，她就站在院门口跺着脚把那个女人骂得狗血喷头。当然那女人也不是吃素的，她先没声张，等到骂得不堪入耳时，就反击了。由于对手是个老太婆，在她心里根本不在话下。两人一交锋，她的语速快得像放鞭炮一样。这时，有村民幸灾乐祸地喊：“快来看，打架哕，打架哕。”住在离这不远的村民，听到喊声便纷纷前来看热闹。围观的人一多，丁港母亲觉得评理的时候到了。她神气地对围观的村民说：“难道哑巴就找不着媳妇了吗？我们丁江眼界可高了，像她这种吃饱饭只会放响屁的婆娘还不要呢！”她们吵着吵着，吵到嗓子沙哑了，才都满怀悲伤地散去。围观的人心里却乐呵呵的，仿佛免费看了一场戏。
韩素丽与我在茶馆聊了一会儿天，见我不做声了，知道我听见这样的消息，心情沮丧，便知趣地走了。她走的时候，我发现她神思有些恍惚。这上海女人，让我觉得有点太自以为是的感觉。我不知道傻傻与她的关系处理得如何？想必时间长了，傻傻对儿媳也不会有好脾气。
嗨，离婚就离婚吧！离婚了，韩素丽才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去。否则，她要像海云一样，做一辈子乡下女人呢！她心气那么高，她不会甘心的。
韩素丽调回上海不久，因为吴星星的病逝，桑果儿被提拔为村党支部书记了。真是有失也有得。对桑果儿而言，事业比女人更重要。他就是那种想在政治上前进的人。在某种程度，他比病逝的小风林野心更大。
元旦刚过，六指儿、兰兰与闯儿、高渔儿，两对小夫妻克服重重困难，合伙创办了村里第一个渔场——许高墩渔场。六指儿任渔场场长，高渔儿任渔场副场长。他们在困难面前没有抱怨，没有退缩，而是满怀信心，开始了艰苦创业的最初历程。不懂技术，他们就订阅多种报纸杂志，利用一切机会向专业科技人员和师傅们虚心学习和讨教。
蛱乏资金，他们用向银行贷款和个人集资的办法。没有设备，他们自己动手，土法上马，建造了一套简易实用的繁苗设施。
在元朝年间，荻港村就开始养青鱼了。青鱼，俗称“螺蛳青”。青鱼以水中螺蛳、黄蚬及水生昆虫等为食物。人们将太湖里的螺蛳和黄蚬，弄来给青鱼吃。获港水连着太湖水，很清。青鱼栖息在水的底层，身体是乌黑的。到了民国这种鱼很少，很名贵。荻港人用活水船载到上海朱家角，当时市场价格一担青鱼，可换一两黄金。所以，后来青鱼被称为“乌金子”。六指儿原先在鱼塘，养的是鲈鱼、草鱼、鲢鱼、鳙鱼等，他立志要培养繁殖出乌金子来。
渔场办起来后，我发觉我们村又多了一些社办企业和私人承包企业。不少村民离开了土地，村里的稻田和麦地，一点点地荒芜起来了。
一大片稻田，被土地征用盖成了厂房。小抗敌说：“要使村民富起来，光种田不行。一定要发动全村村民办企业，做买卖；才能发家致富，家家都富。”这话似乎有些道理。我们一担早稻谷，（一担也就是一百斤），只得人民币九元五角。照这样的收入算，要想发家致富，发村致富实在不可能。但农民倘若都不种稻，这还叫农民吗？我忧心忡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