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皇帝说亲，一说就成。打一人名”——王成喜。
二
“你是王成喜吗？”
“你怎么知道我是王成喜？”
“人家告诉我，四十好几五十来岁老实巴交像农民的，就是。”“你没看我还穿着西装呢。”
“你这西装还真不错，是——你的吗？”
好像好西装和王成喜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去。他的眼眉鼻一切，没有哪个部件足以使我笔下生辉的。我和他在一个小组开会，前后十多天也一直没有看见他。其实他一直在会上，就是他像泥土块似的不招人不吭声，叫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和他说话，他就笑。笑起来好像土块在河水里撞击，厚厚实实带着水声带着土味。你说一句，他厚厚实实笑一阵，笑得像梅开五福怎么看怎么喜兴。
1995年他在日本，电影演员高仓健和他一见面就说：你有一种天然的、发自内心的亲和力，你很自然地就吸引人。一看就愿意和你接近，愿意和你交朋友。我再去中国一定去看你。
面对这样一个王成喜，九十三岁的张学良好像感染了泥土的清香沁人和梅花的春色涌动。他像一株老梅，干曲如龙，新枝似箭，不尽的话语如繁茂的梅花朵朵。他说人家说他好，他也没这么好；人家说他坏，他也没这么坏。他只是成了这个时代的话题人物。
今年是西安事变六十周年。三年前张学良在家里和王成喜谈了一小时，论道义谈品行讲交流，实在是少帅张学良这部长篇历史连续剧的又一一部续篇。也是1993年3月，蒋纬国先生和王成喜并肩站在电视镜头前，蒋纬国用右手捂胸说：我，纬国，站在这一个北市（台北），向那一个北市（北京）热情招手。在此地，我们正在欢迎王大师夫妇二位。其热闹状况，真希望你们来看一下。我这个阿兵哥出身的，是没有资格评画的。但是这种美，叫不懂艺术的看了也不由不动心。这次梅展，真可以把海峡两岸的梅花精神发扬起来，给全世界人看一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三
走进王成喜家，这是过厅？是储藏室？是走道？厅里只剩下能走一人的窄道。四周的书柜前，层层堆放着纸箱、宣纸、线装书、旅行箱。空中有两根绳予，上边搭着毛巾、短裤、衣架、西装。这里还有一袋米！我说。王成喜呵呵笑着，用手结结实实地拍打一下米袋，好像拍打一位被冷落的老朋友。宣纸、报纸里，塞着一些镜框，大都是和各国元首的合影。我抽出最上面一个镜框，是和新加坡总统黄金辉的合影。又抽出一个镜框，是和中曾根的合影。再抽出一个镜框，是和内阁大臣——他夫人的合影。背景是天安门城楼上那幅四米长一米八宽的梅花。我想起人民大会堂的巨幅《红梅图》、中南海勤政殿的巨幅《报春图》和北京市政府会议大厅的巨幅《竞艳图》。
画这些巨画的人，就睡在过厅旁一张叫人看不明白究竟的床上。堆着衣服、画册、书籍，扔着两只从沙发上拿来的方形坐垫当枕头。床头有一根绳，一头系在电灯开关上。70年代的家庭，很多是这样用绳拉开关的。90年代的家庭装修，早就进入“无绳论”了。
床头有一块中曾根为他题的斋名：《香子斋》。
这一切的不协调，如同西装穿在他身上。王成喜还得其所哉地说，他这家不怕小偷，小偷进得来就出不去。因为地上全是书本、木块、瓶罐，他自己走路都常常磕磕绊绊。其实两年前王成喜就有了宽大的新房。过厅里堆着的东西往车上一搬不就可以搬进新房了？不！没有时间搬，或者说舍不得花时间搬，或者说一想起要搬家就头痛。尽管他这家已经乱得找什么都不好找了。有一回他在香港跟朋友Z君借钱买一块表，说回家就还钱。这天约了Z君夫妇来家，王成喜拿出一一本书翻寻，里边的港币呢？明明是夹这本书里的嘛。要不在那一本？还是那一本？Z君夫妇直劝他没关系，我们来聊聊就好。
儿子回家了，从书柜中准确地抽出一本书，说爸爸你一定是想找这本书吧？
四
王成喜家的柜子，是上一个世纪的。不不，准确地说，是70年代的。不过那个年代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如隔世！其中两只柜子，日后或是文物。一只衣柜的两扇门是纸板上抹上棕色漆，再在棕色上抹上褚色的纹，作木板状。还有一只书柜，他用一分钱两斤的劈柴做的。小块小块的木头，就粘成了一只书柜。这样的柜子不会有二，在我看来，日后或比他的一幅梅花更无价。
70年代的王成喜，做成这样的柜子也一定做个厚厚实实密密实实，像秋风吹过成熟的高粱地。1940年，河南洧川县高粱地边一个农民家里，又多了一个男孩。旧志载“洧川乃古黄帝之墟”。民风厚厚，文化悠悠。洧川人过年节、办喜事，门上挂对联，祖宗牌位后挂字画，松龄鹤寿，梅兰竹菊。从大年三十开始，一家家串门品评字画。成喜的妈妈总说：墙上光光的什么也不挂明年要倒霉的，家里还有筐萝卜，去卖了换副对子吧。少吃点儿饿不死，不贴对子咋过年？
妈妈领着小成喜到一家家牌位前磕头。小成喜磕下头去，抬起头来，就见牌位后边的梅兰竹菊，就觉着一种神圣感。
就淡化了压迫下来的贫穷，升腾起徐徐的美感。
小成喜用牌位前烧剩的香头，在用剩的毛边纸上画画。再把蒸得的白薯抹在纸背，吧唧一张贴墙上，又吧唧一张贴墙上。农人们来看了夸：这家娃儿真能！成喜后来才明白，自己打小就喜爱画大家喜闻乐见的。只是他小时只想画得像，他后来总想有创意。
月亮地里，妈妈纺棉花，小成喜站在妈妈身边借着月光读课本。他后来觉得城里人怕是没有见过月亮的。庄稼地上的月亮，雪亮莹莹的，能飘洒出庄稼的泥土香，能散发出庄稼的哗哗响声。
小成喜的家里，用砖码起来抹上泥，算桌。用砖圈起来中间铺上草，作床。他上小学时天天带一破篮，中午放学回家时，好拾一路柴禾帮妈妈做饭。他初中时饿急了，妈叫他卸下门板去换胡萝卜。有的孩子觉得读书苦。小成喜又要帮小脚的妈妈干农活又要读书，觉得能坐在课堂里上学真是享受呢。老师讲课时每一个表情他都记个清清楚楚。一堂课下来，老师念过的课文全给他一个字一个字吞吃了进去。从小学到中学，他门门功课一百，总是甲等生，总是甲等生中的第一名。
在许昌中学毕业前，成喜听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招生。他从家乡去郑州再去北京考试的话，来回路费要十二元，还要一元报名费。他要报考。他没有一分钱。他就知道自己要报考。他割草晒干了卖。他捡破烂儿卖。他捡塑料布捡肉骨头捡碎玻璃。他有了四元五角钱了。同学们这个拿一角那个拿五角的，给他凑够了路费。妈用榆树叶和成面做成够他吃一周的菜团子。妈，你吃一个。妈不吃。考工艺美院还要自带画具。他到学校捡破碗，把碗在水泥地上磕剩一个碗圈，这就可以调色了。把一堆菜团子和一堆碗圈装进一只纸箱，再用草绳一捆，扛上就走。
很自豪地走进工艺美院，草绳断了，撤一地的碗圈和菜团子。立刻围上了人：这人是干啥的？要饭？
王成喜依然很自豪地说：我来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是的是的，很自豪。他本来连郑州都没去过，现在一下来了北京，来考中央的学院，还了得？考上考不上也是考过了。
要交报名费了，妈给他把钱缝在衣服里层了。他赶紧把一针一针线脚拆开，取出一元钱交上。还要交伙食费。他说没有了，他不吃伙食，他自己捎来吃的了。老师说那你可以喝米汤，不要钱的。王成喜终究也没去喝米汤：万一人家要钱了怎么办？
正是初夏。菜团子馊了，粘了，苦了，霉烂了。这菜团子，是妈妈推磨做的，是妈妈没舍得吃的。吃！从此他就得了胃病。
1961年王成喜考上中央工艺美院。当晚在男生宿舍，他脱下外裤就要进被窝儿，男生们全傻了——他外裤里边不再有内裤，赤条条地就要上床。同学说你怎么不穿内裤？王成喜不明白了，嗡嗡地说：有衣服白天不穿放晚上穿呀？
小成喜到洧川一家药铺抓药，忽然看到药铺后院有一株初放的腊梅。他好像被梅花仙子发了功似的定在腊梅前了。他看干看枝看萼看瓣看蕊，他似梦似痴似幻的腾云驾雾。忽然，有什么声音，在喊他？他脚蹬祥云落到地面上，哦，药铺要关门了。他才明白他定在那儿一个下午了。他走他走。怎么走不动了？他的脚，和冰雪冻在一起了。
后来，他这人，和梅花长在了一起。
前年他画一张大梅，仰着身子画，一个姿势画，一个劲儿画，伤了腰。出院后还只能仰着身子坐，好像从此永远在那儿画大梅似的。妻要他别这么不心疼自己了。王成喜说北京这么大，人家大老远来找他，他能不见？外地来人，他能不见？他1979年创办燕京书画社。现在长城、十三陵、琉璃厂等，有二十八个分店了。好似一株粗大的枝干上，有二十八朵梅了。
实在觉得，王成喜给世界带来吉祥带来喜兴带来生机勃勃，一如他的枝繁花茂的百梅图。
他的梅也开在东京一位叫柳邦男先生的家里。1985年中曾根的秘书去柳邦男家，就停在了这幅画前：这位画家一定了不起！柳邦男说正巧王成喜先生在东京。秘书说能不能把王先生请到京都，我们筹备一个三百人的欢迎会。王成喜一听说这么多人不敢承受，顶多三十人吧。这三十人里，就有京都府知事和财政界要人。会上就要成立“支持王成喜委员会”。王成喜说不不，还是成立“支持燕京书画社委员会”。
中曾根的秘书又建议王成喜作一大梅由日方买下挂国会议事厅一相当于我们中南海的勤政殿，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地方。日本画界自然就有反对的声音，认为国会议事厅有史以来从没挂过外国人的画。中曾根说要把王成喜的画挂到议事厅最显眼处，还要举行悬挂仪式，要把王先生请来参加。
1987年，日本众议院为是否悬挂此画进行表决，然后发下众议院第二十一号决议：决定悬挂，永远悬挂。
2月5日，日本国会议事厅第一次挂上外国人的画。6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访日，在王成喜的大画《香远》前受到接见。她的访日会谈中，就有相当的话语在赞叹中国画家的梅。又过一天，《香远》前站着驻日美国大使，大使的会谈中也有很动感情的话在赞美中国画家的梅。
之后日本法务大臣的秘书陪同王成喜参观国会。解说员小姐介绍国会所有的东西都是日本设计、日本生产，除了圆顶玻璃是英国的，投递装置是美国的。大臣秘书说不对，还有一幅梅花是中国的，前两天刚挂上。小姐说对不起她还不知道，说以后国会里有三样东西是外国的了。
柳邦男先生对王成喜说：过去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真对不起！不过现在你们占领我们国会了。
而京都，成立了“王成喜画伯香远会”。
1995年9月，东京举行由中曾根、竹下登、原健三郎（原议长）、平岩外四（经财联主席）、后藤田正晴、四元义隆（自民党元老）六人发起举办的王成喜书画展。中曾根在开幕式上讲话，讲到王成喜的画打动人们的心灵，讲他是王成喜的崇拜者。竹下登说王成喜的梅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
这位“世界的王成喜”，从小到大的外号都是“木头疙瘩”。考上中央工艺美院在北京站下了火车，他背一布包，里边是他姐姐出嫁时的褥子；他挎一布包，里边是妈给他做的一双布鞋和一手绢包的白薯干。他看到学院来接新生的大轿车和一位年轻女教师。他远远看那女教师：人家穿那么好长那么好，能理我吗？接新生的车这么好，能让我上吗？他一扭头问路人：天安门在哪儿？倒好像他背一布包挎一布包来投奔的不是工艺美院，而是在天安门。他往天安门广场地上一坐，心想这一辈子也没想到自个儿能到天安门来啊！这么宽的马路，在农村可以种多少地啊？天安门这么高怎么上得去啊？一个电线杆上就有这么多的灯，一、二、三……一个灯杆上就有十三盏灯啊！不远又有一个灯杆，又有一个！
我妈妈一块儿来多好哇！我一个人享受太亏了！
王成喜当然不会想到，他到了天安门后又十几次到欧洲、美国、北美、日本、新加坡、韩国、港台等等国家和地区举办画展。今年初春在韩国举办六天画展，展出了他的新作：蛙。有一位怕蛙的韩国人站在画前就爱上了蛙，几次找他要求买下一幅蛙。更有人在一幅蛙前站定四小时后，跪下恳求买下此画。六天的画展，本以为有三五千人就不错，竟是来了两三万人。他的画已挂上或挂过多国的总统府、皇宫、市政大厅。中国的梅，世界的梅。我又想起许昌中学灯谜会上的那条灯谜：“皇帝说亲，一说就成。打一人名”——王成喜。
台湾更有永久的“王成喜书画作品陈列室”。1993年在台湾国父纪念馆举办他的画展时，陈立夫、郝柏村、李焕等等国民党元老都出席了开幕式。蒋纬国称誉王成喜为炎黄子孙争光，说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以王成喜为荣。
我在王成喜家里从报纸、宣纸堆里又抽出一个镜框，又是他和一位前总理的合影，洋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记不住了，名字太长。”他说，嗡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