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无非对自己是忠诚的，对艺术是忠诚的。他清楚每个人的感觉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如同别人都午睡他一点不想午睡。所以他的画就不是大家能看到的，而只是他自己感觉到的那种浓缩的、内在的精神，那种挥洒又凝重的撞击力。一只牦牛，笨重而迟钝。然而贾浩义从它一步一步的不拔的行走中，感受到一种不妥协、不放弃因而就具有的撞击力。牦牛好似从宽银幕立体电影的银幕上向我们走来，我们感受到了它的沉重的脚步，听到了它的粗重的喘息，然而事实上又并没有看清它的细部也没想到要去辨认它的细部。大块的焦墨——而不是浓淡墨，实现了、提炼了贾浩义对牦牛的独特的感受。这只是贾浩义眼巾的牦牛。“共性部分，由大家想像。”他说。《乙丑年》这幅牦牛，没画眼睛，没画筋骨。你不会觉得怎么没眼睛，你只在牦牛的脚步声中，在阳刚粗放的力的冲撞下，觉得振奋而感动，然后体味着这黑色的韵律，感受着一种突破了已有均衡后的新的均衡。
5.马的形体充满了悲剧感，这是对真善美的毁灭的记录
文化馆的领导对贾浩义说，文化馆是良心工作，想干就有活干。贾浩义为业余画者办国画班、素描班。这份良心工作倒是使他这个心口一致的人很多地说话了。一年后北京市“四清”开始，朝阳区金盏公社是市里的试点。文化馆派很有良心的美术干部贾浩义下乡一边调查一边画阶级教育的村史。他吃百家饭。说是百家饭，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棒子面窝头。然而这么重要的事，是更要凭良心来做的。他每每画到凌晨，一夜夜的再没什么窝头吃了。有一次晕倒在厕所的泥地上，大夫说你睡一天觉吧。睡了一天，是好了。不过从此身体伤了根儿似的，常有小病了。三个月后，一百二十六幅阶级教育的连环画全部完成，连环画的词儿也是贾浩义的手笔。他收集的材料，自然他清楚村里的阶级斗争史。这是中国第一本村史，很受市里重视。这一百二十六幅画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后装印成书。然而书还未及出笼，书中的英雄变狗熊——原来村里向贾浩义反映的材料是假的！是整个儿编造出来的。二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不是英雄也不是狗熊，你斗我我斗你来回栽就是了。1963年的贾浩义是活得极认真的。这种今天对明天错反过来有问题掉过去又打错了自杀了的斗争，这是什么事儿呀！
如此“四清”来“四清”去，贾浩义强化了一个想法——一切从事实出发。他从不愿支使别人，也再不想被别人支使。直至“文革”开始有人说他是修正主义苗子。他再也不会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了：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我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工作、工作。大家参加这派那派，贾浩义。你为什么不造反？不，他是无党无派，哪派也不想参加。人说这小子早熟。他说不过是想凭事实办事，斗来斗去干什么？譬如这位老C，你们说他是叛徒，根据呢？来吧，老C，一起拉个二胡：《北京有个金太阳》。说是叛徒就是了？没有证据的全是扯淡！我只认——真的。
世上很多事，本来极明白的。真实的也是最明了。不明了的时候，那里边不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便是真作假时假亦真。贾浩义上初中时，他的老师不知怎么那么爱他，监考走过他身边时，还要拍拍他的头：几岁了你？给他写评语时恨不得把夸学生的词儿全塞上去。但是开始了三反五反打“老虎”，让学生反老师的官僚主义。老师，官僚主义？最大的老师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校长支持教贾浩义的那位老师，就是大官僚主义支持小官僚主义？贾浩义画了一幅漫画，画校长用一根橡皮管子给老师打气。几年后他开始明白那不明白的事。他打听这位老师的下落，打听了又打听。遵化县的一位美术老师告诉他，那位老师后来被打成了右派，妻子与“右派”从法律上划清了界线，他病了，死了。
没有寻找到老师，找到的是一个道理：只认真的。及至经过“四清”开始“文革”后，他一不造反，二不申请入党了。然而他长年蹲在农村，生活习惯都和农民一般。到70年代中期还少不了要发展这位农民化的知识分子入党。他说他现在不够格了。过去够，认为共产主义就要来到。过去百分之一百的够。后来只有百分之八十。后来只有百分之五十。后来，不够了就不入了。从“四清”到“文革”，今天红的明天黑，黑黑红红红红黑，红红黑黑黑黑红，到底哪个是真？到底该认哪个？197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要恢复工作了，请贾浩义画浩然的小说《艳阳天》的连环画。贾浩义构思了一下，小说一本画一百二十来幅，正好画六本。他住在平房公社认真地画起来，那认真劲也不会亚于他在金盏公社画村史。不过，认真画的同时又有个“不认真”的想法！如果浩然一倒，他画半天就都白费劲了。《艳阳天》连环画一本一本地出版了。第五本快出第六本那一百二十幅的画稿已经勾完的时候，浩然“倒了”。连环画《艳阳天》随之夭折。等到人们明白倒了的是“四人帮”而不是浩然，浩然就是浩然，过去是浩然现在也是浩然的时候，孩子们热衷的连环画又不是《艳阳天》而是《变形金刚》了。
贾浩义住农村画《艳阳天》的时候，有一天，听到院子里咚咚咚的声音大作，走出去一看，农民们拉来一匹大瞎马，正要宰。马的臀部有号。这不是军马吗？怎么拉到这儿来了？贾浩义问。他自小牧马。个子小，只能挑最小的马驹骑。还是够不着，他站在大石头上，好容易骑上马驹。谁知越小的马驹越不让人骑。驮着他故意来回钻树丛，非把他甩下不可。终于把比小马驹更小的贾浩义甩下厂。这一甩，甩出了马的聪明、潇洒。后来他更领略了马的忠勇和牺牲精神。如今突然见人要宰马，而且是宰军马，自然要问个明白。农人说这马是立过功的。当年是一位连长骑的。连长中弹倒下了，不知是死是伤。这匹马把连长从战场上叼起，一路冲了出去。所以它的双眼被子弹还是炮弹皮打瞎。部队支农时，为了卸包袱，把这匹已经老了有心脏病了的军马送给村里拉车。马拉着车心脏病就发了，趴下了。农民即给部队打电话，请示怎么办。对方说，你们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意思是明白的：你们吃马肉吧。
贾浩义看这匹马，粗腿，大骨胳，当年是匹多好的马！农人在一旁又说了，马趴下后他们怎么拉也拉不起，这次一拉，马腾一下就起来了，绑到马桩上再想把它撂倒，几个人无论如何也撂不倒它。马是什么都明白的啊！农人举起大锤要砸死它，又下不了手。
说一声：马，不要怨我，你活着也是受苦。一帮农人砸下了好几大锤。
想到“文革”中被砸死的生命、被砸死的生机，想到被砸死的有价值的、美好的一切，那匹马的悲剧，不就是“文革”那个时代的写照吗？80年代中，贾浩义画了一幅《功臣》——一匹迟暮的老马。看得出马内在的精神是苍劲有力的，然而一溜马鬃低垂着，马的形体充满了悲剧感。这是对悲剧年代的记录，是对真善美的毁灭是我记录。
6.“还要舍。”他说
从大团焦墨的《功臣》，我再看看穿一身黑的贾浩义，说不清楚地觉得他身上颇有些“马性”。他那独门独院的“马棚”，他和小工一起前后盖过四次。我不懂盖房，搞不清他是怎么盖了一间半土房，又接了两间厢房，一间旧房烂了又翻盖，又要砌院墙。1986年一位年轻人慕名而来，走到院子门口，看见蹲着几个砌墙的小工。他问其中一个拄着一把铁锹的光脊梁黑汉子：请问贾浩义老师在这儿住吗？这位蹲着的光脊梁说：这儿呢！
贾浩义上大学读书时，暑假就在学校当小工盖楼，挣点自给未必自足的钱。如今他砌墙都不用挂线。就是盖房得在春季，而春季又是画画最好的季节。前后用过四个春季的时间来盖房，把作画最好的时间用来和泥砌砖，和着他的工资他的汗水他的艺术生命！
本来，他说话，他这个“老山沟”能到北京画院，知足了。画还能卖俩钱，生活也改善了。除了想画好画，生活的其他组成部分都想尽量删节。譬如享受和发财。删节到记者要采访他，他说已经有人写过了。记者说譬如画马，还不是人家画人家的，你画你的；别人写过了，我再写我的么。
贾浩义甚至不想将来一定要怎样怎样。他以为这种想法本身也是功利的绳索，也属于要删节之列。最难删节的，是这儿叫他参加笔会那儿叫他参加画展；这儿跟你要画，还那儿又来人聊聊。总有一些却之不恭的。尤其是业余绘画爱好者，尤其是他过去在文化馆教过的学生，是最受欢迎的常客。然而他需要时间思考。他实在不想零零星星地画。他得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不妥协，不放弃，带着他自身的冲撞力。要不心里发慌。应该说，他的身体还算好的。或许因为他删节又删节的生活，脑子简约些。但是毕竟五十岁出头了，想开两个夜车白天就糊涂。
白天时间不够，梦里接着思考。梦里浮现的构图，常常是最大胆、最不拘一格的。有时候他梦见一幅好画面，自己就提醒自己：
可别是梦啊。要记住，要记住。好了，即使是梦，也记住了。然而醒来却再回忆不起来。
如果画写实的人物花鸟，他本无须苦思冥想，而且很卖钱。但是拿起笔就能画的，他就提不起画兴了。如何写意、神似，如何将复杂的提炼、简约到不能再删一点？你删到不能再删，却能激起观众的叫你想都想不到的联想。观众能使一幅画得不能再简约的画丰富到不能再丰富。
有一年，他由宁波坐船到舟山。中途起风，白浪滔天。海浪拨弄着船只，叫你倾斜，叫你颠簸，叫你险象丛生。后来他一直想画这个场景。画浪？画漩涡？画要沉的船？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有入画过。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只能让人看到：这艘船要沉了。他终于画出一幅6.7×6.7的《孤帆》。画面偏左下方，有一笔勾出的船帆顶部，倾斜的。帆的右上方，有一个小黑点一般的小鸟。画面左上角有一小方自然比帆更小的印章。一帆一鸟一章，这个“三点式”构成一种力的均衡。再加任何一笔都会破坏这种均衡。这一方白纸上的一帆一鸟，随你想到这倾斜的船是在浪里行还是在雾中航？
人在这白茫茫不可测的世界里，弄不好就会翻船。船翻了，或许小鸟知道。小鸟心焦，但是它无力救你。人生一旦沉沦，别人救你就难了。世界苍苍茫茫，一个人沉沦了，一只船沉没了。就被浪啊雾啊遮掩了，世界依然苍苍茫茫。
简约而丰富，空灵而有力度，变形而真实，有气势而又深沉。
然而他每看自己前一段的画，又觉不满了。“这是好现象。”他说，“但不能老是好现象——老没好作品。”
他说他想法太多实现太少。他想用牛马开路，然后在山水、人物上也有“我的语汇”。“也许我野心大。也许我一辈子也画不出来。”他说。
所以，需要再删节生活，要以更大的决心走寂寞之道。“还要舍。”他说。
7.他黑黝黝地站那儿，像一团浓墨，像《人之初》那个站在地平线上的小男孩
1972年贾浩义带了十几名业余画者在延庆县的山村里写生。说好8月31日一定要回文化馆的。贾浩义画了十几天，也舍不得离开这山这水。挨到30日早上才离村。每人背起行李匆匆上了山，给一一位老乡十斤粮票请他带路。上山时没道，愣爬。而后看见两条隐隐的小路，一条往下，一条通往山梁。贾浩义这个老山沟知道，顺着山梁走，站得高，一般能找到路。但是老乡说应走往下的那条道。大家自然相信用十斤粮票请来的当地老乡。往下走没多久，就没道了。人站在大山涧里，两边是大峭壁。老乡已经告辞了。哥们儿一行在山涧里转了两三小时也出不去。西边，雷声隆隆滚动着向这边席卷而来。一旦下暴雨，山洪下来哥们儿几个就水葬了。雷声推进到他们头顶上，放空炮似的猛吓唬这些莽汉。戏弄个够后终于没有倒下雨来。这一行莽画家一直走到晚上才到一个村子边。一个开店的姑娘向他们招手：住下吧。他们一行中最勇敢的小伙子也说：住下吧。前边还有四十里山路，怎么走？贾浩义说，必须连夜爬完这四十里山路，否则明天怎么如期赶到城里？夜间的山上，月亮浮出云层的时候，如玉树琼瑶；月亮潜进云海的时候，却如黑洞一般。疹得慌。每个人的嘴都疹得顿住了，每个人的眼睛都在活动。怕野兽，也怕坏人。零点光景月亮又出现了，一行十几人蹦叫起来，用叫喊一吐刚才的压抑。这叫声赢得砰砰砰几枪朝他们打来。子弹在他们身边飞过。有没有撂倒的？都活着呢。
总是民兵打的枪，不知这边半夜间出了什么事呢。此时贾浩义的惊喜已完全驱走了劳累和恐惧——月亮在他脚下呢。他第一次看到月亮在自己脚下的景观。他这个“马性”画家用自己的“蹄子”敲开了夜景不易启开的一扇门。启开那黑洞洞的大门，在黑黝黝的老甲脚下，景是白的云和白的月。这大黑大白，原是世界的两极。
贾浩义把墨韵层次转化为墨块形体，以单纯的画墨意识画他净化了凝练了的对世界的感受。自然这是危险的，冒险的，弄不好失掉了水墨宣纸的特殊韵致。但是大黑大白的极端的撞击，很能突现生的气势和生命意识。一幅两米宽、一点七米高的《巴特尔》，画面上一匹飞驰的马，马的四蹄只是四笔如草书一般大小不等的黑点，全与马身断开的。飞起的马尾也是与马身断开的。虽是没骨画，虽然不勾边，然而马的飞动感跃然纸上。马身上又跃起一汉予，挥起一套杆正在套马。他的上身也只是草书般三笔浓墨：一笔是左胳臂，一笔是背，一笔是右胳臂。结构、力量、意韵、气势，都强化地融进一笔。然而这位巴特尔套住了多少中外观众的眼神！
贾浩义的作品已经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展出、收藏了。但是他如同站在一个过去和现在、意象和抽象、癫狂和童真的立体交叉点上，他像一个躁动的孩童似的站立不安。他希求他的绘画意识更加单纯。“童年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但是他生命的起点，往往也是他的艺术旅程的归宿。”
他说。倔着劲儿，黑黝黝地站那儿，像一团浓墨，像他画的《人之初》那个站在地平线上的小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