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的东西，他所求不多，所知不多。在箱根到京都的大车上。他要去洗手。我给他一张上海的香皂纸。我每次去外省采访都带上这种纸，旅途上用极方便。这早已是我的日常生活用品了。但这对光年同志却是新生事物。“啊——”他赞叹着，“这倒很好。”
啊——我心里感叹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得到的实在太少！而且也不要求得到什么。松山市的农民送给我们像一个抽屉似的一大盒草莓。这天下午我们正给一些日本友人写斗方，团长要写好多张，也就是说要构思不少诗句。维熙、邓刚和我每人只需写一张。我和邓刚早早写完了就开始说话。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说笑对团长紧张的脑细胞活动是一种干扰波。团长苦恼得忍无可忍了：“祖芬话太多！”维熙半是同情半是恶作剧地冲我笑。我一下用手把嘴捂了起来。不过，这么干坐着总不是事儿。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有它的必要性，总要发挥它的功能。譬如嘴，既然不让说话，那么不妨用它来吃草莓吧。陈喜儒不馋嘴，吃几十就不吃了。从维熙怕酸，对草莓是敬而远之。光年同志重脑力劳动轻物质享受。我和邓刚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的水果大王。我们安安静静地、有条不紊地、斯斯文文地把全体草莓都搬迁到各自的腹中。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大约两天后，团长说他房里还有些水果，让我们都去吃——日本朋友送水果的话，是每人都有的。不过我们总是为团长“拔刀相助”，帮助消灭他房里的水果。这次他房里其实已经没有水果了。“不是还有一大盒草莓吗？”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大笑了起来。真对不起，团长，你不让我们说话，我们只好吃草莓“以示抗议”。
人都是由各种矛盾的方面组成的多面体。对某一方面的轻视必然会有对另一方面的重视。光年同志尽管常常一日几次地以团长身份讲话，累得不能不放弃一些游览，但他有时间就在那儿记他的感受，写他的诗。据我所知的诗已有八首。他是我们这个作家代表团惟一的在日本还行使作家功能的人。虽然他身体最弱，虽然他已有多么高的声誉！在去广岛的火车上，有两个台湾人看见行李上系着的牌中，有张光年的名字。他们惊讶地叫起来：“张光年！张光年！”当时这位张光年正在餐厅用餐，没有看到他的这两个崇拜者。不过类似这种事也不会在他的视力范围里，不求虚名才有盛名。
要回国了。临行时光年同志递给我几张小纸片。这是旅馆里放在电话机旁让旅客打电话时随便记点什么的。我就用这种纸片随时记点感受。团长知道我对这种纸片的需求——即使上了飞机也可能继续记点什么。所以这种不起眼的小纸片也在团长的视力范围内了。
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大大放弃了物质的“势力范围”，而大大扩展了责任的视力范围。怪不得，他连草莓都看不住。“第三副团长。”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上街？”邓刚一声怒吼，虽然我出生的时候他还没影儿呢，“我不同意你出去！现在我是第三副团长！尽管我也只有一张选票。”
这就是邓刚。
“愈是过早对我下结论的，愈会发现自己判断错了。”邓刚说。
邓刚，曾经是以大海为家的海碰子，现在是中国作家群里的超级大个子，写鱼起家。4月6日我们在东京的观樱胜地千鸟渊赏樱看鱼——岸上是连绵不断、如云似雾的樱花，河里是金色的、耀眼的鲤鱼。我们慢悠悠地走着。心里像樱花一样灿烂，思绪像鱼儿一样悠然。“这些鱼，”邓刚粗声大气地说，“我一个人用两小时就全打完！”
真好似魔鬼走进了天鹅湖。
“破坏诗意！”光年同志笑道，“你真是个霸权主义！”
“真的！”邓刚认真起来，“你看这种鱼，我甩鱼抢一扎，血就出来了！”
“唉，”光年说，“欺负老实鱼！”
“这种鱼我一枪能打两条！”邓刚还不罢休。
我们所到之处，只要有鱼，邓刚必定要站下来观看，而且还要呼唤我们一起看鱼。“你看，”邓刚指着京都金阁寺的鱼，“这种鲤鱼光是好看，肉质不好，不如鲢鱼好吃。”
“你看这种红头鱼！”邓刚指着松山鱼场里的鱼，“我吃过这种红头鱼，所以我脸红。”
怎么他观鱼的同时不是想到如何打渔便是想到如何吃鱼？
难怪从维熙封邓刚为鱼类的大敌。
9日下午在奈良，维熙对我说，让邓刚看鱼去，我们别理他！
但是邓刚在那边又叫开了：快来呀！可好看啦！
既然这么好看，那我还是想看一看。“你看，”邓刚说，“这种红鲤鱼烧好了放在桌上，可好看了！”说真的，我实在看不出哪种鱼好看，哪种鱼好吃。我怕鱼刺。我连吃鱼都不感兴趣，况观鱼乎？
直到访日的后期，邓刚才告诉我，其实他对吃鱼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也怕鱼刺。
这简直是欧.亨利似的意外之笔。但这又确是实情。看上去孔武有力的邓刚，对吃几乎一概不感兴趣（水果除外）。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虾、不吃黄油——对内的需求也是微量的。我在日本比在国内身体好，黄油面包，正中下怀。但邓刚仰天长啸：我热量太足了！动得太少了！我一下就可以把你扔出城墙去！我想把你们每个人都捶打一顿，消耗消耗热量！
我们住的新大谷饭店的自助早餐，卡路里充足。邓刚吃了一顿后就罢吃早餐了。他十三岁就做工。“我是吃芋头长大的。”他说，“我那口子傲的饭太对我胃口了。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待她。”
邓刚若是坐小车、坐飞机就更不能适应。“其实我不是晕车。”在从东京回北京的飞机上，他迷迷糊糊地说，“我是不适应在人口密集、闷气的地方。”他耷拉着脑袋，像一条一上岸、一进车就蔫了的大鱼。
我不禁想起他有一次说的：“别看你身体不好。你今天身体不好，一百岁也身体不好，一百五十岁也身体不好！但是我，我的生命不定哪天会戛然而止。”
中外文学史上，不少才气横滥、个性太强的人生命戛然而止。不过邓刚不会。邓刚的幽默、聪敏，使他具有一种自然的调节气氛、调节情绪，或者说环境调节、自我调节的能力。
有一次，我提了一些在他看来过于幼稚的问题。他的阅历、他的知识面自然比我丰富，他在1981年还出过一本《汽焊工具常见故障及检修》的技术带，而且法国立即翻译了过去。应该允许我比他幼稚。但他原来以为栽应该是很有思想的，我的幼稚显然使他大感失望。不，可以说是大感气愤。当时他气得满脸通红。如果声音也可以用颜色来表示的话，那么速时候他的声音也一定是通红的：“我回去就把你的报告文学全撕了！”
只有这种通红的声音才可以发泄他那通红的愤怒（如果情绪也可以用颜色来标明的话）。于是他的情绪在自我调节后平静了。
事实上，他回去后并最有我的报告文学可供他撕碎。这只是他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喜欢讲感情语言，不喜欢讲准确语言。
在箱根吃早餐时，餐厅里飘着《维也纳森林》的旋律。我是全身心地爱施特劳斯的。我的心追随那满屋的音符，我的身体顺着不尽的五线谱飘荡。“别把粥播上腿了！”邓刚发出一种压缩了的吼声。因为这个日本餐厅非常雅静。人一进这里自然地就不想大声说话了。他那种压缩吼声，其需消耗很少的音量又能保持吼声的力度：“我就爱听工人阶级硬骨头的歌！”
他既发泄了对我的不满，又使人不感到可气，而是感到好笑。他达到了目的——我不再在三拍的摇晃中喝粥了。他把环境调节到对他适度的气氛中。
我们看和服展销时看到一条和服的腰带就是七十八万日元，相当于十台彩色电视机。“那么贵！”我说。
“我才不要呢！”邓刚说，“这不等于把十个彩电系在腰上吗？谁受得了！”我们于是觉得这条七十八万元的腰带简直就是累赘。邓刚的自我调节法卓有成效。
邓刚式的表达方式每每使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生命不息、笑声不止。倒好像他有什么妙法，好像他只要按一下开关，我们四人便会毫不迟疑、毫不怠慢地笑将起来。代表团里配备这么一个人，比配备一个医生于健康更有益。
有一次坐电梯，人太挤。我和邓刚是最后挤进去的。我们的翻译陈喜儒生怕我们给电梯的门夹住。邓刚说；把我们夹住也没关系。要是把翻译夹住了，陈喜儒给夹得只能发出叽叽叽的声音，那你翻译的时候，中国人、日本人都听不懂你的话了。
这种近乎荒诞的想像和不受约束的思维方式！记得有一次我对他们说起我们每个人刷牙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的程序，这是有一个专门名词的，可惜我一时想不起来了。邓刚说；“生理惯性！”我说这个名词是你造出来的。“只要对，管他是谁造出来的！”
是的，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走自己的路。我们发现新大谷饭店一侧的人行道上，有自动台阶式电梯直通饭店上面的露天酒吧。“这能到上面的酒吧吗？”我惊讶地问。“既然有电梯，就是让你上去的！”邓刚说。于是我们走上自动台阶式电梯，登上了顶端。电梯旁是个和电梯一样高的水泥台阶。这个电梯是只载着你上，不管你下的。如果你不想进酒吧喝一杯，然后从酒吧进饭店的话，那惟一的出路就是从这个高高的水泥台上像下山一样地走下来。
邓刚望着那十可气的、把人载了上来就甩手不管的自动电梯，说：能不能从这电梯下去？电梯一直往上开，我们偏偏顺着它的台阶往下走。只要走得比它开得快，我们就能走到下面去。
哦，我可不敢。
邓刚说走就走。他叉开两腿——免得一不小心栽了下去——一口气蹬蹬蹬地跑了下去。我的视觉里叠影起叉开腿走路的卓别林。我笑得好不容易才从水泥台阶上一步一步地走了下去。邓刚不屑地俯视我：“这就是平民和贵族的不同！”
邓刚经常自称平民，自然和他体内芋头含量偏高有关。我和他都是第一次出国，很多东西没有接触过。邓刚和我往往看着陈喜儒怎么干，我们也怎么干，以免出错。不过陈喜儒一旦忙于翻译，我们就失去了效仿的榜样。七日我们团到井上靖文学馆，我们每人前面摆上了一碟草莓。邓刚按兵不动，只是留意我对草莓的攻势。我经过一番哲学的思考，觉得第一，本色是最美的；第二，人家诚心诚意的，不吃也不礼貌。应该向邓刚的假正经挑战。于是我大大方方地接纳了全体草莓。当邓刚又一次掉过头来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惊喜的表情——啊，你都吃完了！那我可以放心地吃了。
邓刚的思维是“无法无天”的，但邓刚的行为是严格地受着种种制度、责任的约束的。刚到东京那天，听说我们房里遥控电视的三排按钮中，有的一按是黄色录像。我们一时什么也搞不清，我光弄清右边第一排按钮反正是可以看的。我们不仅谁也不会故意去按黄色的，而且生怕一失手按错了一个钮可就糟了。当晚酒会后我随口对邓刚说：你可别故意按错！
第二天我才知道，邓刚生怕真的按错，干脆一个钮也不按了，干脆不看电视了。
中国作家，思想再活跃的也这么规矩啊！
邓刚学语言很快。日语中的“非常口”三十字，既指通往出口，又指通往厕所。访日两周下来，我们习惯于要找厕所先找“非常口”。邓刚更是连“非常口”及日语中的问候用语也运用自如了。乃至我们乘坐中国民航从东京回北京途经上海机场时，邓刚照例在上海机场找“非常口”，明明见了“厕所”二字也没有反应了。事后他才想起中国哪有“非常口”？
中国作家，聪明而傻气。
一个聪明而傻气的人，便容易苦恼或激愤。日本的高速发展常常令我们惊叹。邓刚激动得大声说：“难道迎接我们的都是惊叹号吗？不！”
是的，他希望中国能给人更多的惊叹号。他希望中国人连同人民币一样升值。至少，他在日本可以用人民币来款待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朋友们了。有一次在火车上，日本朋友给我们买冰淇淋，他很难过。他多想给他们买冰淇淋啊，可是……他还希望早晚有一天能带着妻子来看看。否则，“我感到遗憾，感到我无能！”
他嘴一抿，脸涨得通红。每每激动之后他说：“我觉得回国后有好多事要做。可又不知道该干什么！”
这大概又是他的感情语言，所以不求准确。恰恰并不准确反而更见其真实。
他爱真实的、自然的、本色的，而不爱人工的、整齐划一的。我们参观松山市菜场时，一盒盒的青菜、萝卜都一样大，都长得像孪生兄弟一样。“多好！”我说。
“太人工了！”他说，“我不喜欢在人为的空间中生存。”
北京到了。我们这个组合式团体又要各奔东西了。现在——5月14日，我在武汉的胜利饭店写这篇文章。光年同志今天想必已经去广州了，维熙恐怕在北京一边忙着搬家，一边埋怨搬家耽搁了他的写作进程。邓刚此刻或许正在大连家吃着他永志不忘的卡路里不多的饭食。陈喜儒呢，可能刚刚拿到光年同志给我们每个人写的字，正不知怎么能交给我们呢。
我们每个人又接着我们的自身规律在运转了。当然，我们的自转是在我国整个文学事业的公转中进行的。这叫组合式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