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罗曼.罗兰
英文字母上怎么冒出了一堆烟灰？不，不是一堆，是好多堆烟灰。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现在除了一片灰色，什么也看不见了！难道，这就是医生早就警告过的失明？失明原来不是两眼漆黑，而是一片灰暗？那么，《简，爱）中罗切斯特双目失明时感到的是灰暗，而不是黑暗了。我还以为作者写错了呢！我还特意把原文的灰色译成了黑色呢！多险哪！要不是我自己也体验了失明的滋味，那我翻译的《简，爱》就要出大差错了！
祝庆英近乎快活地吁出了一口气。失明了还快活？可是，在这个瞬间她感受到的确是快活。“文化大革命”前她刚译了半本《简，爱》，全国就掀起了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学习。我们上上下下有着那么多闻风而动的干部，出于各种与人为善或整人为荣的目的，好用中央领导的一句话掀起一阵龙卷风。（如果能把这样的主动性、进攻性用在工作上！）《简，爱》自然也给这阵风卷走了。为什么？（简，爱》不是很出色地描写了心灵美么？什么心灵美？我们要的是阶级斗争！
这样，直到十几年后的1978年底，祝庆英快五十岁时，才译完了《简.爱》。她的眼睛总算没有失明，只是看书时间一过半小时，眼睛就胀痛，人就想吐。唉，损失了十几年时间，现在想多干点工作，偏偏眼睛和你作对，连纸也和你作对！怎么回事？这页纸怎么也掀不起来！粘住了？怎么粘的？啊，是血！
“啪！”又一滴！眼睛又出血了。唉，躺一会儿吧！
除了躺一会儿，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她没结过婚。所以既没有丈夫来爱抚她，也没有孩子来孝顺她。她不结婚可不是因为她孤僻，恰恰是因为她的孩提般纯净的心爱着所有亲友、同志。她把爱情想像得太圣洁了，甚至她三十多岁时，别人向她表达爱情，她仍然不能想像爱情的殿堂里能出现这么世俗的表达方式，她立刻像个女学生似地慌乱了，躲避了，甚至报告了领导。爱情到底是怎样的呢？《简，爱》里有两句小诗：“爱情带着加速的欢跃，给每根血管倾注如潮的生命。”
祝庆英把全部的挚爱奉献给了她的工作，她即使在疾病、贫困、孤单等等的包围下，仍然感觉着如潮的生命。她的工资是一百一十六元。她每月拿出九十元负担她的亲戚们，还月月拿出十元寄给小时带过她的一位老保姆。“祝庆英，你，你每月十六元怎么过啊……”“我不是过得很好吗？”祝庆英坐在床上，双手撑着床沿，快活地晃着脑袋，两条腿像小姑娘似的来回甩着。
她是过得很好，只要她还能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去上班，去从事她最心爱的翻译和校对。尽管，在过街时她就头晕、眼花，因为她的视力承受不住那车水马龙的袭击；尽管，她也不敢看看那梦幻般美丽的天空、云彩，因为过强的光亮会刺激得她呕吐起来。但她却像一个天真的姑娘去会见恋人那样陶醉在幸福里。本来么，一个人可以把精力全部用在她心爱的事业上，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当然，眼睛不行，上车、过街都危险。可是这有什么？八点半上班，她每天六点就离家，不到七点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这样不就躲过了上班的高峰时间了？
一个人要是不爱自己的工作，那么，工作对于他只是一种苦役，而他也只是生活的奴隶。他希望偷闲、敷衍，可正是在这种被动的精神状态下，他的独创性，他的智力和能力也悄悄抛弃了他。我们为什么不去充分地、尽情地享受做人的权利呢？难道主动、进取地工作不是做人的最大的权利吗？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难道不应该对这个世界献上一份爱、增添一份美吗？是啊，当工作成为权利，成为乐趣的时候，生活是美好的。即使视力已经很微弱了，祝庆英依然感到天空、云彩、车水马龙都与她同在，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与她同在：生活给予我的是这么多啊这么多车轮？好大的车轮！还有那么多的脚？我摔在大街、中间了？电车的两个前轮像黑乎乎的两只眼睛。搞翻译的怎么可以没有眼睛？贝多芬耳聋了不是照样可以作曲、指挥吗？趁着我还有点视力，多干点……但是领导不让她上班了：这样的视力，不能上街啊！
领导这么照顾我，那么，我每天五点就开始校对！“为了维持你仅有的视力，你满可以什么也不干么！你明明知道你的工作和你的视力成反比啊！”反比？维持？难道生命在于维持？生命在于奉献！不尽地奉献便是不尽地扩充生命。我只要生命的密度，不要生命的长度。我不仅要完成正常人的校对量，我还要超额！“你在家里何必还这么认真？而且你不如多留些视力自己多翻译几本书。你干嘛非到星期天才摘自己的翻译呢？”“我的工作是校对别人的译稿。星期一——星期六是上班时间，我在家当然也得按上班时间工作。”如果做人的信条只是用在有人看见的时候，而当没人看见时便可抛开它，那么，这个信条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还有什么人格可言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人格印在每个小时上吗？难道人格不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使你不去图小便宜，不去搞小投机，而去投身大的事业，去获取巨大的快乐？
啊，一张译稿让风给吹地上了，快拣！啊哟，肋骨撞在椅子扶手上了，好疼啊！“祝庆英，你两根肋骨骨折了！怎么弄的？”“医生，我去拣一张纸，为了省时间，我不想站起来拣。肋骨就撞骨折了……”“你的骨质怎么这么脆？”
是太脆了，已经几次骨折了。
厂劳动，让她推一车红色的粉末。这种粉末不能用手捧，否则会使骨头变脆，将来容易骨折。有一次车倒了，粉末撤了一地。她忘却一切地用双手把那危险的粉末一把把地捧回车里。这实在是她一种善良的本能。不，这么说也不准确。她只是觉得做人是要认认真真的——爱，就要爱得认真；干，就要干得认真！
1980年春，她刚校对完一本小说的译稿，却收到了译者寄来的译后记。要在这本十九万字的小说中找出二十二句引文核对，而这本小说又是倒叙的，前后跳跃，找引文只好把这小说从头再看一遍。可时间只有一天多了！
可怜她的眼睛啊，疼得就像把眼球按在玻璃板上压滚！她自己也不知怎样才能赶出这个意外的任务。她也不去想这些——就好像她并不去想她一旦失明了怎么办？她终于把引文找出来了一句，两句……二十句，不对，漏了两句了！为了找出这两句，那，还得把这十九万字的小说再看一遍？可是眼睛说什么也不行了！她恶心，头晕，她把剩下的两句写了个字条别在稿上——请校对科的同志帮助找一找引文吧！
可是，这是我干的工作吗？我的确竭尽了我的所能了吗？
没经过内心格斗的意志，是微不足道的；没经受过自我牺牲的贡献，是无足轻重的。人格在磨难中趋于完善，心灵在搏击中变得美好。为了找出那遗漏的两句引文，祝庆英又一次投身于十九万英文字母的汪洋大海。眼睛疼啊，眼睛！是啊，这时所需要的勇气，决不亚于投身海里去抢救一个溺水的人。多少人视眼睛此生命还重呢！平凡的工作原来也需要奋不顾身的勇气！
2.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
有思想的人很少用这样的短语：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
——雨果
啊——！
咕咚，咕咚，咕咚……我的头顺着楼梯滚下去，是倒栽下去！完了，完了！楼下像个黑窟窿，地狱之门打开了。真快，下楼时还觉一阵晕眩，一会儿就什么感觉也不会有了。
怎么还觉着晕？好像，还活着？快睁开左眼，啊，还看得见！
好了，只要左眼没出事就行了，我还可以校对。右眼好疼啊，啊，粘乎乎的？血，半个脸都是血！右眼摔破了？反正右眼本来就快瞎了。
谁在那儿哭？你们别哭了，你们再哭我也要哭了。泪水晶亮晶亮的，好刺眼啊！啊，那亮晶晶的是手术灯！我小时候要是能在灯下做功课就好了。那时家里一屋子的人，我只好在胡同里做功课。天实在黑了，就只好收起课本，所以我的基础打得不好。谁知考大学时考上了当时的名牌大学——圣.约翰大学。
那儿全用英语上课。我听不懂，每天课后查生字，天天开夜车学英语。但是一个十七岁的人夜里不睡，白天就得打瞌睡了。
那么，不开夜车了，改成每天清晨两点起来读书。终于一个通宵就能看一本英文原着了，可是得了肺结核！
“为什么不给我分配工作？”“你结核病这么重，必须先休养！”叫我休养？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我也要在这胜利的歌声中加进一分音量。我自己到小学校去教一年级！“祝庆英，你是大学毕业生，你怎么自己跑去教小学了？”“我要工作！”
这些医生的工作好像带有—种神秘感。他们还在说些什么？
快给我动手术吧！我自己倒一点不怕。我二十三四岁时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了。那天我正看原着，看见一只虫爬在英文字母上，赶也赶不走。再看看墙上，也有一只虫。再看看天空，天空也有虫！是白内障？“你的眼睛不宜搞校对了，否则你的眼病发展起来很快，最后会导致失明！”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还有什么比瞎眼更可怕的呢？有。对于我来说，不让我搞心爱的校对，工作，那是比什么都更可怕的！我扔掉了多少眼科医生开的假条？我的近视每年增加二百度，到1959年右眼已经一千四百度了，然后又得了青光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