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87年6月
据1983年的调查，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是老年人的两倍多，近年又有增长趋势。
1986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有五十八名科技人员去世，其中二十三名是中年知识分子。
1987年头四个月，中科院有七位着名中年科学家去世。他们是：张广厚、钟家庆、董泽清、曾庆丰、熊尧、赵世富、冯喜昌。
1987年头七个月，北京航空学院有七名中年知识分子去世。
武汉大学近三年来死亡人数中，百分之四十为中年教师。
1955年毕业的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个班七十七名学生中，已经去世十三人。
当然还有……从1982年蒋筑英、罗健夫中年早逝，算算五年过去了，不知有多少中年知识分子悄没声息地像蒲公英一样地飘走了……
1987年6月11日
刚刚手术后的病人被搬回309病房的七号病床上。床栏照例挂一个牌。上写：宋蓉。女。三十九岁。肠梗阻。
天！如果仅仅是肠梗阻，那简直幸福死了！
只有蓉的丈夫M还充塞着希望。像一只充足了气的轮胎，硬挺挺的。
我走到七号病床前。蓉那张原先光洁喷红如布娃娃一般的脸，灰白了。一条惨白的橡皮膏，固定了塞进鼻子的氧气管。
粘贴着输液管的手，通电般地抖动。M按着她的手：“开完了刀，就好了。”
蓉，只能用泪水来说话。M轻抚着她的额头，轻轻地抚摸着。好像，他俩只是现在，一直给掩埋着的感情部分才突现出来。以前顾不上。在家里吃饭也要听英语。两个智能机器人或许都没来得及输进爱情的程序？现在才有时间互相对望着。一个眼里流着泪，一个心里滴着血。
我突然想起，M和蓉这班学生插队时，有一回M休假回京，笑着——会在脸上跃动起来、流淌起来的欢快的笑。他说他们“插青”常吃拔丝窝头。拔丝窝头？什——么呀！懒得做饭就是了。蒸一锅窝头吃几天。霉了，掰开来一丝一丝都粘着，省下做饭的时间，收工后可以读书。M一讲起拔丝窝头总是那么快活，好像赚了什么外快似的。
插队那些年，他们究竟吞进多少霉烂食物中的黄曲霉素？
那时候大家都不懂黄曲霉素和恶性肿瘤的关系。何况死上一些知识青年、知识分子，极左路线贯彻起来更加畅通。
现在，拔丝窝头的时代过去了。蓉的床头柜上堆着那么多面包，像个面包码头。蓉滴水不进，M准备面包复面包地度日了。我给M带去吃的。他像见了毒药般地直摆手：“我不弄吃的。你别加重我的负担，你把东西全拎回去！”就是说，除了面包，其他决吃不下，决不想吃，决无时间吃。
6月14日
“她通了。”M在病房外告诉我。那就是说，蓉还未被肿瘤堵住的肠，接通了。接不通，就一无办法了。接通了，至少可以开始喝流汁，可以吃药，可以乱投医。或许出现奇迹呢？或许真如M从一开始就断言的：“她这种病，哪怕一百个人只有一个人能活下去，这一个就是她！”
“她一通，我就饿了。”M说。右手下意识地按着肚子。
我提醒他，他自己不能垮。这世界上除了蓉之外，至少还有一个珏珏，他们的八岁的儿子。
珏珏五岁那年蓉就被派去美国深造了。初春我去这个只有两个男子汉的家。珏珏给我拉手风琴，《啤酒桶波尔卡》等等。小小的光脚丫伸在两只破凉鞋里，顺着节拍一颠一颠的。
冰凉的手风琴贴到他的冰凉的小肚皮上。他那长裤老往下掉，裤腰掉到肚脐下面，便也很知道分寸似的，不再继续掉了。裤裆裂开了很大的口子，用缝棉被的粗白线胡乱缠着——这又是珏珏自己的作业。“我工作的压力大，我只好给他加压力。”M溢起那跃动的、流动的、欢快的笑。
洗衣、购物、粗活，珏珏能胡弄二气了。正夸他，他把杯子放在气压瓶水管下，自己往气压瓶盖上一坐，开水就流到杯里了。—杯水下肚，他蹦上床，继而柜子，继而缝纫机，继而写字桌，继而拔下电视机“头上”的天线当枪使。电视机在这严酷的环境下，居然还可以勉强地显示出图像。
我走进蓉的309病房。只见珏珏把一只小录音机失手掉在地上了。蓉把眼光投到地上。她发不出声音，连表情都出不来。M看一眼地下，也没有表情，如同显示不出图像的电视屏幕。精神负担太重。物，已经刺激不起反应了。
总算想起一件可以提神的事。M说他单位真好。单位想到珏珏倒海翻江的，蓉出院回到家里不得休息，正在想办法为他们搞一套两居室呢！
如果早有一套两居室，如果早些年知识分子的工资不是那么低——我是说：如果？那么，他们可以请一个保姆，蓉出国前那几年，至少可以吃上一些蔬菜。那时，工农兵大学生宋蓉进了北京妇产医院当医生后，很得意地向我介绍经验：把米粒放进蒸锅后，在米中间放上一只小碗，碗里放两毛钱肉末。饭一蒸熟，肉也熟了，饭菜全有了。然后一边吃一边听英语，最省时间。
饭，既需要花钱，又需要花时间。数学家张广厚今年去世后，同辈数学家杨乐痛切地讲到张广厚的超负荷运转和营养跟不上。但是杨乐自己呢？他每每在下班路上买一毛钱的萝卜、莴笋什么的，凉拌了就是一餐。长期顾不上吃，免疫力下降，各种疾病都是欺软怕硬的。譬如癌症。
怎么舍得花时间买菜、洗菜、切菜、炒菜，再洗案板、洗炒菜锅、洗碗？我也有过一个月不吃一叶蔬菜的纪录。蓉得肠癌，实在应该想到的啊？她在京时就常腹痛，只吃些消炎药抵挡过去。自己在医院工作都顾不上检查一下。去美国后更舍不得花时间就医，只是一次次地让家里给她寄大包的消炎药。
对于插过队的蓉，能够把时间用来钻研，这便是最大的想望、乃至奢望了。或许她太珍视这个学习机会？或许她太不珍视她这个人本身？她连一只冰淇淋都没买过。冰淇淋，看一眼都觉得好吃。要是能给珏珏吃上这样的冰淇淋！如果自己在美国攻读还吃冰淇淋，对得起珏珏？对得起谁呀？省下钱，回国时好买上一批医疗器械送给单位，报答派自己赴美深造的妇产医院。
然而凡事终究都有个限度。
敬爱的北京妇产医院党委及各位领导：
我们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联谊会。贵院派出的留学人员宋蓉最近被诊断为肠癌，并已做了大手术……宋蓉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位美国博士研究生做了八个月之久但毫无结果的、难度极大的实验，给我们中华民族争了光，争了气。她的实验结果得到美国教授和同事们的肯定和敬佩。有关她学习和工作上的全面情况，她的指导教授会专门给贵院写信。
我们全体留学人员都把挽救宋蓉的生命的希望，寄托在您们身上了。拜托了。我们在大洋彼岸向您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真诚的谢意。
长长的，长长的信后，是满满的、满满的一张八开纸的签名。
蓉，得到了一名普通知识分子难以得到的医疗条件。
就是在家休息不好。应该说，M这一家三口住一居室，这在一般老百姓中，也算不错厂。但是我想到北京有多多少少人的房子是大大大大超标准的，想到那些有了一套几居室又搞一套再搞一套的人，于是我一次次地想起“如果”。如果早有两居室，蓉出国后M也可以请一个保姆。那么珏珏有人带，M就不用放弃一次次出差、出国提高业务能力的机会。但是总共一间房，年轻的M和年轻的保姆怎么个住法？
现在，单位在为M想办法，同事在为M呼吁——在没有房子分配的情况下调剂出一套两居室，旧的。M，你自己也该去问一问，加快一下进程。否则，你自己不管不顾、不吭一声，时间一长，人疲了，机会就会失去了。
“不行不行！”M冲我直摆手，如同蓉术后他站在“面包码头”旁，视一切面包之外的食物为“毒药”的神情：“不能为自己的事说话！”
我刚才听到两居室高涨起来的情绪，一下退潮了。
为什么不能为自己说话？
蓉、M这种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自己，和国家利益之间，除了等号，还有什么不等号？
知识分子令人感佩的克己能力，实在无助于知识分子待遇的改善。
6月23日
蓉小姑娘似的套在越来越显肥人的白衣服里，白的肤色，白的床单，若不是那披散的黑发，蓉便和那白墙浑为一体了。
像一幅高调摄影，像一幅淡墨的素描。
天太热。蓉把她那白长裤捋了起来，晾着小腿。白洁，柔和，细嫩。我过去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哦，过去我从来没有见她穿过裙子。直到出国前还是插队时的打扮。两条短辫，一身素衣，一双学生鞋。永远像一个读不完书的学生。
蓉的一只小腿上绑着纱布。静脉炎。是不是扎针多了？瞎猜，我一点不懂医。
“可以吃粥了。”蓉说。脸颊竟泛起淡淡的红色，润得肌肤白磁似的。她拿起床头柜上的碗，认真地吃起来。不过，那碗里只有粥汤，并未见一颗米粒。
“你说，送东西是怎么送的？”蓉问我，怯怯地。她感激这里的医生，总觉得受之太多，想付出一点什么。这丝毫不是世俗意义的送礼。
我不想让蓉操这份心。弄得不好，倒有世俗之嫌。不如让她保持洁白之身，清清白白而来，清清白白而去。不不，兴许会出现奇迹？她兴许会好呢？不管怎么说，她总归开始吃粥了。
总归是看着她吃了。11日，M在手术室外知道蓉不是一般的肠梗阻而是癌症复发时，依然毋庸置疑地说：我一定能救活她！现在我们就是要充满信心！
现在，M被蓉的吃粥鼓舞了起来。他讲故事似的讲起，他那办公室的老杨说敷上蒲公英能治静脉炎。于是老杨发动了一帮娃娃去找——娃娃们更清楚哪儿有蒲公英。
找来了，老杨发给他们一人一根冰棍。这些冰棍爱好者第二天又来了：还要找蒲公英吗？
但是蒲公英终于找不到了。根据冰棍爱好者的透露，月坛可能有。M去了，没有。某某小学场地上还有三棵？
M去了，还是没有。
M脸上又跃动起、流淌起欢快的笑。虽然再也找不到蒲公英了，但是蒲公英还是给他带来了欢愉。人生所需要的往往并不多，甚至很少。多一些人间温暖，便如大滋大补了一般。
今天下雨，大滋大补了一般的M，高挽着裤腿。他那光脚套着“文革”时代的塑料凉鞋。他至今还大有“插青”风貌。有，一回，他邻村的“插青”们被迫打，一路逃进了黄河。眼看快游到对岸时，支撑不住了，要淹死了。“毛主席万岁！”“插青”们把仅有的力气用来喊口号。也许精神变物质吧？居然他们都游到了对岸。
我的脑子里胡想着，嘴里胡说着，以为自己创作了一种欢快气氛，自己也果真笑起来。然后才发现蓉并不笑。蓉的脸色又像粉墙似的煞白了。她那幻觉似的红晕又在消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