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济仁插话道：“饥饿是最难熬的，生命本身是蛋白质存在的方式，人就是在蛋白质的新陈代谢中活着的，这个过程完了，生命也就不存在了。这个过程没有受过饥饿煎熬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好些红军战士就因为饥饿未能走出草地。”
朱导游接上说：“长征路上处处是坎坷曲折，步步荆棘丛生，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重重困难。要面对高寒、缺氧、饥饿、流血牺牲。除了克服自然界的障碍，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还要与内部的意见分歧、错误进行斗争。”
“确实难以相像。”周菊英道。
朱导游又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本来是好事，却发生了北上还是南下的分歧。会师后，张国焘提出要南下。红军北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抗日，怎么能南下走回头路？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开会，经过努力，张国焘也举手同意继续北上。到毛儿盖政治局决定兵分两路北上，右路军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北上，左路军由张国焘带领北上。到了四川阿坝，张国焘问周恩来，红一方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如实回答，有两万多人。张国焘一听就变了脸。事实也是如此。国民党主要针对着中央红军，中央红军一直在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战，部队消耗很大，特别是湘江战役，人员减少一大半。红四方面军因不是敌人的主要对手，战斗较少，损失不多，张国焘仗着自己人多、枪多，不甘居人下，不愿接受中央的领导，不愿听中央军委北上抗日的指挥。”
窦春芳插话道：“战略转移，实际上是逃跑，向北向南有什么区别？还不都是逃跑！”
朱导游解释道：“那不一样，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红军北上抗日，救亡图存是大方向，背离这个大方向南下，就是逃跑。面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中央采取了坚持原则和灵活对待的政策。坚持原则，就是坚持北上抗日；所谓灵活对待，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这下该满意了吧？”韩克插话说。
朱导游说：“但是张国焘仍然不满意，且鼓动陈昌浩给中央发电报：提出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给张国焘独断专行的权力，同时提出红四方面军九人进政治局。当时政治局委员是八人，企图形成多数，控制党中央。”
“那怎么办？”周菊英接上问。
朱导游说：“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共同抗日，团结北上，中央又作了让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我还要补充一点。”赵济仁插话说，“总政治委员本来是周恩来，他为了顾全大局，主动让贤，让给张国焘，这是周恩来的一贯品格。遵义会议上，他主动自我批评，承担长征初期失败的责任，提议毛泽东指挥红军，这一次又把总政委让给张国焘，确实是顾全大局的高品格。”
朱导游接上说：“这是周恩来历来的风格，他出生在浙江，长在江苏，那里的民风讲究和为贵、忍为高。他是受了这种良好风气的影响。在法国留学期间，他是留学生的头头，对一帮年轻同学，也是体谅、相让。到了党中央，进了决策层，仍是这种作风。与左倾路线的负责人相处在一起，直到红军吃了大亏，他才不得不站出来，在自我批评、承担责任的同时，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提议毛泽东主持工作。”
赵济仁又插话：“据说，长征过草地时，周恩来病倒了，毛泽东来看望他，看见邓颖超在为他捉虱子，弄得满手是血，捉出了一百六十三个虱子。面对此景此情，毛泽东感慨道：我是不能容忍一个虱子的，可你周恩来任一百六十三个虱子叮咬，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刚柔相济，始可有成。可见，把总政委让给张国焘，只是相忍相让的表现之一。”
“还有什么说的？”胡艳丽不平道，“把总政委都让给了张国焘，这下该行了吧。”
赵济仁道：“不一定。”
朱导游说：“张国焘因没有达到控制党中央和红军最高权力的目的，就公开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率部南下，并且以武力威胁中央。”
“还有这种事？”韩克吃惊道，“张国焘简直是老子天下第一，凌驾于中央之上。”
朱导游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央于9月10日，率红一方面军先行北上。”
“那张国焘呢？”周菊英问。
朱导游说：“不仅不北上，反而率部队南下了。”
“真正是分道扬镳，”韩克道，“背道而驰了。”
朱导游说：“纵然如此，中央顾全大局，始终对他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发了大量电报，告诉他：南下敌情严重，民情不利，经济条件不好，南下是绝路。”
“真正是仁至义尽了。”胡艳丽道，“后来呢？”
“张国焘不仅断然拒绝了中央的劝告，且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地区宣布成立第二中央，通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走上了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段历史时说，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黑暗的时候。”
“可见毛泽东当时的困难。”韩克道，“以后的结果呢？”
朱导游说：“南下红军在一个叫名山县百丈地区遭到敌军围攻，逼迫退到四川甘孜。红四方面军内部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对他做工作，徐向前说：红军不能打红军。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也同张国焘进行斗争，还有党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带来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叫张国焘服从中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同意率部北上。在总结这场斗争时，毛泽东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赵济仁他们乘车一直向北行，进入山大沟深的莽莽山区，沿着山间公路费劲地爬行，越爬越高，全是无穷无尽的高山，且满眼一片银色，没有一点绿色。
朱导游说：“这就是岷山，是昆仑山的支脉之一，界于四川、甘肃交界处。海拔超过四千米的山峰有几十座，处于雪线以上，终年积雪不消，又称为大雪山。红一方面军刚穿过草地，又攀上大雪山，毛泽东怀着胜利的喜悦，诗情奔放。激情生灵感，在这长征即将胜利的十月份，一个月之内写了四首诗词，第一首即《长征》。根据内容推断，应当是翻越雪山之后写的。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战胜了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自然界的无数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北上抗日的伟大目标，此时此刻，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者和诗人的毛泽东，诗兴勃发，作出了这首不朽诗篇，满腔豪情地颂扬了红军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
“如何欣赏《长征》诗？”周菊英问。
朱导游望了望赵济仁，意思是让他说。
赵济仁停顿一会儿后说：“毛主席的诗词成就主要是词，数量很丰，成就很高，而律诗不多。据他自己说，他对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而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诗。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他自己满意的。这当然是谦逊之词，但基本上是实话实说。纵然这么说，《长征》七律仍是不朽佳作。”
“怎样理解？”胡艳丽又问。
赵济仁道：“据有关资料介绍，优秀的律诗不仅要有博大精深的意蕴，同时要具备高超的艺术性。七律《长征》正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杰作。七律诗都是七言八句，即四个联句。律诗非常讲究对仗，否则就不是律诗。尤其对中间两个联句，对仗要求很严。另外，对词、对字的讲究也极严苛，即所谓语不惊人不罢休。《长征》诗对此讲究堪称典范，它的思想内容是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丰富实践中高度概括和精心提炼出来的，有气吞山河的壮志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令人震撼，催人奋进。未亲身经历，无崇高的精神境界者不成。从艺术角度欣赏，全诗一气呵成，一韵到底，基调轻快，瀑布直下，行云流水，将自然质朴与精华之美，天衣无缝地统一在一起，激情喷薄而出，洒落纸上，没有丝毫的人工斧凿。首句开门见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接着‘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每个词、每个字，妙语连珠；第五、六句，‘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字字珠玑，工整对仗，若两条珍珠项链，珠联璧合，晶莹剔透。第七、八句，步步递进，层层升高，‘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对敌军的围追堵截全不怕，把千山万水踩在脚下，一派凌云壮志，大无畏的气概，令人震撼，意味无穷。它将同震惊世界的长征壮举一起，享誉人间，传世不朽。”
“我虽然能读懂，”韩克道，“却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意思。”
汽车在行进中，朱导游又说，也是在10月份，毛泽东又作了第二首诗词——《念奴娇·莽昆仑》，且背诵了一遍。
“太深奥了！”韩克道，“我是一点儿摸不着头脑，不懂写的啥意思。”
周菊英也道：“别的诗词能懂个大概，唯这一首，确实吃不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