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自我哀怜”，非自卑意义上的那种可以同情和理解的自我珍惜自我怜护，而是“自我膨胀”与“自我玩味”。这两种情感是文人的历史通病，于今尤甚。这或许是对时尚挤压的一种自我抵御，但终究是一种病态。这里有极纷繁的病象——作家整日里沉浸在个人的小悲苦、小情感、小气氛、小圈子里，写不尽的身边事，道不尽的一己情；于是，便出现大量的自炫文、琐屑文、风月文……人说这是女性作家的专利，其实更有须眉不让坤伶。日前，偶然读到一有一定影响的雄性作家篇幅颇长的散文《珍惜恶名》，琐屑不堪还不为恶，竟对自己身上的无赖泼皮气津津乐道，不惮其烦地写自己的耍赖经过，与其说是张扬一点文人身上的傲气，莫不如说是炫耀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资本为确。文人的这种自我摩挲自我玩味，正是文学与社会隔膜，生命力萎顿的一大根源。在文坛上，弄出几本小书，赢得一点小声名，便以“名家”自居，写出的东西亦全是“名家”口气；文人之间，不立足于“整体攻坚”，酷爱争长道短，并且拉山头，占地盘，称尊，称大师，“匪气”弥漫；另，“霸手”之下必聚“庸众”，抬轿，吹捧，“奴性”昭彰。“匪性”、“奴性”的杂合，使作家的文化人格“虚化”、“水化”，“含金量”颇为寡薄。
种种形状，归根结底均是文人“自我哀怜”的变种，貌似自我珍惜，实为自轻自贱。“自我膨胀”、“自我玩味”的深层背景，便是自我虚弱。丧失了自信和力量的群落，还谈什么大意志、大境界和大建构？文坛若不惊警，便是文学的大悲哀；作家若不自省，便是作家文学人生的大虚妄。
其四，便是不要漠视作家的“自我解放”。
武断地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有自己的思想架构，并且要有自己的文体操作。这就是独异性，因了这种独异性，才有其存在价值。所以，“自我解放”不是危言耸听，不是口号与标榜，而是作家的实际需求。
人格独立，才能不谄，不媚，不虚，不妄，这是精神创造者最本质的要求。任何形式的依附都妨碍你用良知发出公正的声音，都妨碍你超越个人利益作高贵的道德评判。以上行文中所说的三个方面，不都寄寓着对作家独立人格沉郁的呼声么！与其听那些“精神不纯洁”、不公正的文学声音、不如直接听取政治的和金钱的评判，尽管政治的评判残酷，金钱的评断势利，但真实。
文学史证明，没有自己思想架构的作家，是作家的赝品，时间会把他们合并，留下一个“模型”粘着于人类的有情，其余统统淘汰。这是历史的无情，因为它只钟情于真品、极品或者异品，或者说是钟情于开创者、革新者或叛逆者，而不理睬因袭者、平庸者或附依者的哀哭。作家的思想架构，便是自己把自己造就成“异品”，自己给自己在时间深处点一柱红烛，光虽弱弱，亦独照幽幽。
至于文体的操作，实在不是小题大作，作家的个性很大程度依赖于作家的文体，其“思想解放”也期望着“文体的解放”。作家若选择了适合“运载”其思想的文体，其思想的阐述将更淋漓、更透彻、更生动、更有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文体是作家的标识，文体就是作家本身。它使作家从茫茫文海中低呼一声“我来了”而从容地登上人文精神的岸头。所以，作家的“自我解放”，在操作上的第一步，便是“文体的解放”，从文体的因袭和“自我模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创造适合表现时代精神和“内心声音”的文体，使作家的文体与思想一样，同样有分量。但我们的作家尚缺乏这样的自觉。日前，在一家读书报上，读到一封作家来信，对另一位作家给别人作的跋中，称著者为弟而非兄大加责难，认为这不符合序跋之道，为独辟“邪”径。不禁得到了周作人“五四”时期的那篇《思想革命》。针对当时文学革命的现状，周作人认为，要想使文学革命真正有效力，推行白话文，作文字的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重要。但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连文字和文体的改革都这般不易，更遑论思想的改革？久久沉味，不禁心冷，我们的作家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从自以为是的因袭和封闭中“自我解放”出来啊。世道人心已进入商品世界，我们的作家却还在封建的过于古旧的人文精神氛围中沉迷不醒，悲哉！
关于作家话题，说也易，做亦难。其心，萦系于人类命运；其身，却羁束于市井柴米。精神的天使，背时的苦人。说到底，作家亦是一个需要硬着头皮才可做的行当。做不下去，尽可走人，没有会跟你过意不去；若做下去，便要做得“纯粹”些，硬派一些。同各种手艺人一样，这是“职业”的自尊。
10.重温《论持久战》
看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史实系列片《中流砥柱》，明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的背景：
在“亡国论”的悲伤气氛中，中国共产党促成了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战线，取得了平型关和台儿庄大捷；人们欣喜若狂，“速胜论”腾空而起，于是中国军队会战于徐州，幻想在数月内从根本上扭转战争的格局。讵料大败，徐州失陷，“亡国论”复又抬头，举国颓然。正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指明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向，坚定了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心。
便重温（现在已很少用这个词了）《论持久战》。读得很投入，感受着虽历时日却仍喷薄欲出的伟人那天才的气息。
在那么危急的战争背景和那么惶恐的人心背景下，同样是“战争中人”，处于“当事者迷”境地中的毛泽东，居然能用那么冷静的理性分析，透彻地分析出中日战争的性质，中日双方在战争中“互为反对”的特点，给战争予以一个压倒一切的定位：中国必胜，但须持久战。他不仅仅满足于一个定位，而且还结合战争的实际，详尽地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向和战术运用的具体细节，使《论持久战》成为极具操作性的抗日战争的圣典。事实证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没有超出这部圣典创作的“规范”。可以说，仅一部《论持久战》，就足以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指导地位。
《论持久战》雄辩地证明着，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重温《论持久战》，感慨很多，那个民族危急的关头，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时势给了共产党人一个历史的机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抓住了这个机遇，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之所以紧紧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取决于他们超拔的人生品格：他们超拔于个人利益之上，襟抱的是对民族和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真正做到自我牺牲的卓然的一群。
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能不能成功地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使民族富强是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而我们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均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国家面临着发展中的艰难，民族是在艰难中发展。如此，历史又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个新的机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决心抓住这一机遇，带领全国人民沿着邓小平指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让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但在这样伟大的使命面前，一些人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结党营私，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腐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放在历史的角度看，这些腐败分子与腐败现象，是反动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现世代表，是令人作呕的“小农意识”的现代版，这与共产党人的革命性与进步性格格不入。虽然这些都是“旧时货色”，属泛起的“历史沉渣”，历史特有的过滤功能，会迟早将其清除；但其危害是巨大的，而民族的发展是迫切的，来不得持久战。
伟大与渺小不是抽象的名词，是鲜明可感的东西。对伟人的景仰，应该使人有所改变：少追逐一些个人利益，多承担几分民族发展的历史责任，你也许成不了伟人，但你对历史的默默奉献，会使你面对伟人那巨大的历史背景，也感到活得轻松。
11.关于读自己的著作
日前，听书评家谭宗远兄讲过这么一段文人轶事——老作家张中行每发表一篇文章，都要悉心剪下来，然后精心地放到专放自己作品剪报的大牛皮信袋里。这样的信袋鼓鼓囊囊的有好几个，每个信袋上，张老都端端正正写上一行毛笔字：文章还是自己的好。
听过之后，心里很热，觉得这非张老狷傲，而是一种深知文章之道而敢于逆市井逆时势的个人风度，是一种对文章之途的尊仰。眼下，文章之途已不被旁人看重，文人自己再不自行珍重，黄帝民族几千年文章神圣的经久脉搏，就会在文人手中最后断了。所以，文人自重，有一种悲凉的历史感在。
由此想到自己对自己文章的态度。
老实说，不佞是颇写了一些好文章的。比如散文《悖语人生》。若归类，这篇一定要归到新潮散文中去，而且应该放到新时期新潮散文代表作之一的位置。在文章里，我极尽纵横捭阖之势，用放达不羁的语调对人生实质进行了“悖语”。文章在1989年3月号《青年文学》发表之后，收到了不少蘸着血泪的读者来信。“荷花淀派”老作家王风梧竟对作者说：“也许我的感觉太偏颇，此文之中，每个字都是一颗思想的头颅。”许多青年甚至把文末的两个句子当成了一种人生信条。这两句其实是我判断一个人最终是否沉沦是否堕落的一种看家的标准——
最后的日子终于来临，我紧紧抓住儿子的手，缓慢而清晰地说，儿子，大胆地朝前走吧，你只须记住两点：
一、不要偷别人的东西；
二、不要强奸女人。
然后，死去。
所以一个书评家说：“我以为当代散文彻底陈腐了，死了，没料到，还有这样生动强劲的分子在。”当时，我感到了一种瞬间的伟大，痛快如做爱达到的那一种高潮。但是，面对这一重重真诚的赞美，我的回答却让赞美者愕然——
“其实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之处，它只是酒后的产物。”
于是，赞美者愕然之后，便哑然，便悻然远离。怀着一种神圣感情的人，跟一个醉酒的人，又有什么话好说的呢？我心里很难受，心里骂道：“操，孙子写的才是醉中乱语呢！”是传统培植的那种虚伪的自谦，毁坏了别人和自己的好心情。
即便现在我承认这篇文章的确是一篇好得不能再好的文章，在自己和别人心中留下的创痕也抹不去了；况且，时过境迁，精神常新，在那时是“悖语”的东西，眼下已习以为常，只留下一层敝帚自珍的孤寡味了。
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
某报的一位文艺记者表示要在近期采访我，如果要问，你最喜欢读谁的著作？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最喜欢读的著作，一是自己的著作，二是鲁迅的，三是周作人的。这不是矫枉过正，而确系真情。其妙味有二——
妙味之一，读自己的著作，会感到自己曾真实地生活过。时光流逝，往事如烟，是一种必然，是一种无奈。自己的著作，即便不是不朽宏著，却也是往日生活的凝注和自己生命的刻痕。读着纸上的爱情，眼前会浮现青春的爱人迈着美丽的脚踝朝你走来，会重新咀嚼到初恋的那一份纯甘，初恋便成为永恒；读着故事里的辉煌，会回溯起那奋斗的过程，会重新闻到那时的鼻息，摸到那时的脉搏……生活是一条永远流淌的河，往昔的一切，真实而不虚妄：只要我愿意，会抓到以往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次再生，我愿活多少次就是多少次。今生已足矣，何须寄来生！一个官人，卸去官冕时，转身而看，一片空茫，会叹息：“除了戴过官帽，一生还干过什么呢？”一个商人，当把手中的钱花光之后，会不堪回道，“除了有过钱之外，我还得到过什么呢？”这亦许是文人的一种迂腐的推断，但今生我不会推倒这种推断。
妙味之二，读自己的著作，会不断增强生活的自信。说小一点的。写文章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句子拘涩，心情抑郁：鄙人薄命非才子，吃一些个玩一些个，做一俗物罢了。但真的自我放逐，又生虽生犹死之感。此时，若读一读自己的旧著，心情会渐渐平静下来——旧时浅薄的我，尚能写如此华文；已渐丰富的新我，岂能无惊世之佳构？便写下去。说大一点的。在现世生活中难免被人排挤，有感到事事不如人的时候，读一读旧著，心情会渐渐豁亮起来——文章之途虽不大贵，但尚有所守，还有何惧！
能说出如此二妙，感觉好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