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关于生产和消费，说了这样一段话：“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对于墨子制定的这样一种生产和消费原则，历来有反对的声音。《荀子.富国》篇认为：“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杨东荪在《中国文化史》认为墨子的生产和消费原则“代表保守的右派”。李泽厚则批判墨子的生产和消费原则是“不求进取”“消费上的保守”。
郭沫若以阶级分析的观点，认为墨子是小生产者的代表，当然就不会像无产阶级那样，看重的必然是自家的“坛坛罐罐”。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中，对墨子的节用观进行了这样激烈的批判：
“节用”与“节葬”是一套消极的经济政策，这和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老百姓的用是节无可节，葬也是节无可节的。他的整套学说都是以“王公大人”为对象的，“王公大人”的不合理的消费如果节省一些，当然也可以节省一些民力。从这么一点间接的恩惠说来，墨子倒可算在替人民设想了。大家也就抓紧了这一点，认为墨子是人民的朋友。譬如《节用》中篇所反复着的一句话，“诸加费而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好些朋友认为这就是墨子事事为“民利”着想的证据。但我却丝毫也不能够在这句话里面找到满足。一国的政治如果真是为“民利”设想的话，你只愁用费不够。那里会有什么浪费的忧虞？他之所以忧虑浪费者，只是为的王利而不是“民利”，如何在老百姓身上多用一点，他从不曾这样想过。他只是把人民的生活限在极苟简的阶段，一切器用“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只求他们冻不死，饿不死。假使王者不节约，把老百姓榨取到冻死饿死的程度，那怎么办？这就是他所担心的。你以为他真在替人民设想吗？但这，我也并不想专怪他，因为这限度要想打破，历史还须得再推进两千多年。但我们如果不认定这个限度而要说墨子是“最民主”，是“布尔什维克”，那却是中饱了二千多年的历史。
陈雪良在《墨子答客问》一书中，以墨子的口吻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驳斥：
我这段话一再被人引述，并被称为我的节用思想的总原则，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这段话，其实讲了两个观点：一是生产物品的极限，我把极限定在“足以奉给民用”上，就是说，如果“奉给民用”不足，就要多生产；“奉给民用”甚足，就要少生产，甚至“则止”，即停止生产；二是消费物品的原则，我把消费物品定在“民利”上。“加费”后，利于民的，为之；“加费”后，“不加于民利者”（也就是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实际利益的），就要“弗为”。
这两条都不能离开具体环境谈。第一条为什么要把生产物品的极限定在“足以奉给民用”上呢？那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不少人连基本的吃、穿、住、用都还解决不了，正如吕思勉说的，当时是“途有饿莩”，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足以奉给民用”有什么不对呢？从我以后的二千余年看，要让全体人民过“温饱”、“小康”的日子，那实在是很难很难的。第二条也要从实际出发看，是因为我看到了不少人“加费”（增加费用）而“不加于民利”（对人民没什么好处），于是我就站出来大声疾呼，严加劝阻。“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节用上》）目的何在？很清楚，我是要使普天下的人民得“大利”、受大益。消费只能由生产决定，在生产水平不高的条件下，盲目鼓吹“高消费”是行不通的。何况这里的“高消费”，只是少部分人的“高消费”，绝大多数人还挣扎在死亡线上。
至于荀子所说的“非天下之公患，特墨子之私忧”之说，那是实在没有根据的。我是个“劐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的能工巧匠，从自身角度看，我有何衣食之愁？因此，“私忧”云云，是没有着落的。我是主张“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小取》）的人，我满目所见是：“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不相见”，“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橐（侵略俘虏），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节用上》）。凡此种种，使我忧，使我愁，难道这能称为“私忧”吗？这是十足的“公患”，是千百万人民的忧患和灾难。
焦国成在《救世才士墨子》一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墨子的“节用”一说是针对“社会特权阶层消费情况”而言的。
“社会特权阶层”是后人的说法，当时墨子是称其为“王公大人”或“当今之主”。这一称呼本身就表达了墨子心目中的爱憎，是具有嘲讽意味的。《墨子.辞过》一文就是针对这些“王公大人”或“当今之主”。所谓“辞过”，顾名思义，“辞”就是改掉，“过”就是过失过错。就是改掉那些凭借特权而“厚作敛于百姓”，巧取豪夺不义之财的过错。
《墨子.辞过》一文，从食、衣、住、行和“后宫嫔妃”五个方面，对“王公大人”或“当今之主”的奢侈腐朽进行了谴责：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作饮食时，只吃素食而各自分居，所以圣人起来教勇子耕稼栽种，以供人做粮食。做饮食的原则是，只求补气益虚、强身饱腹就够了。所以他们用财节省，自养俭朴，（因而）民众富足，国家安定。现在却不是这样，向老百姓厚敛钱财，用来享受美味牛羊，蒸烤鱼鳖，大国之君案有上百样的菜，小国之君也有上十样的菜，摆在前面一丈见方，眼不能全看到，手不能全捡取到，嘴也不能全尝到，冬天结冻，夏天臭烂，国君这样讲究饮食，左右大臣都效法他。因此富贵的人奢侈，孤寡的人冻饿。这样一来，即使不希望国家混乱，也是不可能的。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其混乱，饮食就不可不节省。
现在的君主，他们制造衣服却与此不同：冬天（的衣服）轻便而暖和，夏天（的衣服）轻便而凉爽，这都已经具备了，他们还一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做锦绣文彩华丽的衣服，拿黄金做成衣带钩，拿珠玉做成佩饰，女工做文采，男工做雕刻，用来穿在身上。这并非真的为了温暖。耗尽钱财费了民力，都是为了无用之事，由此看来，他们做衣服，不是为身体，而是为好看。因此民众邪僻而难以治理，国君奢侈而难以进谏。以奢侈的国君统治邪僻的民众，希望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做衣服时就不可不节俭。
现在的君主，修造宫室却与此不同：他们必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营造宫室，（在宫室上）修造台榭曲折的景观，讲究颜色雕刻的装饰。营造宫室如此（铺张），身边的人都效法这种做法，因此财用（被浪费）而不能应付凶年饥馑，赈恤孤寡之人，所以国家穷困而人民无法治理。国君若是真希望天下得到治理，而不愿其混乱，那么，营造宫室就不可不节俭。
上古的人民不知道制造舟车时，重的东西搬不动，远的地方去不了，所以圣王开始制造舟车，用以便利民事。他们做舟车只求坚固轻便，可以运重物、行远路，费用花的少，而利益很大，所以民众乐于使用。所以法令不用催促而可行使，民众不用劳苦而财用充足，所以民众归顺他了。现在的君主制造舟车则与此不同。舟车已经坚固轻利了，他们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用以装饰舟车。在车上画以文彩，在舟上加以雕刻。女子废弃纺织而去描绘文彩，所以民众受寒；男子脱离耕稼而去从事雕刻，所以民众挨饿。国君这样制造舟车，左右大臣跟着仿效，所以民众饥寒交迫，不得已而做奸邪之事。奸邪之事一多，刑罚必然繁重。刑罚一繁重，国家就乱了。国君如果真的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制造舟车就不可不节省。
凡周回于天地之间，包裹于四海之内的，天地之情，阴阳之和，一切都具备了，即使至圣也不能更动。何以知道这样呢？圣人传下的书说：天地称作上下，四时称作阴阳，人类分为男女，禽兽分为牝牡雌雄。这是真正的天地之情，即使有先世贤王也不能更动。即使上代至圣，一定都养有私人侍妾，但不伤害品行，所以民众无怨。宫中没有拘禁的女子，所以天下没有鳏夫。内无拘禁之妇，外无鳏夫，因而天下人民众多。现在的国君养侍妾，大国拘禁女子数千，小国数百，所以天下男子大多没有妻子，女子多遭拘禁而没有丈夫。男女婚姻失时，所以百姓减少。国君如果真想人民增多而厌恶减少，养侍妾就不可不节制。
《墨子.七患》篇中提到，发生灾荒时，上层统治阶级应首先降低消费标准：五谷是人民所仰赖以生活的东西，也是国君用以养活自己和民众的。所以如果人民失去仰赖，国君也就没有供养；人民一旦没有吃的，就不可使役了。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财用不可不节约使用。五谷全部丰收，国君就可兼进五味。若不全都丰收，国君就不能尽其享受。一谷无收叫作馑，二谷无收叫作旱，三谷不收叫作凶，四谷不收叫作匮，五谷不收叫作饥。遇到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旱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凶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匮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饥年，免去全部俸禄，只供给饭吃。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国君撤掉鼎食的五分之三，大夫不听音乐，读书人不上学而去种地，国君的朝服不制新的；诸侯的客人、邻国的使者，来时饮食都不丰盛，驷马撤掉左右两匹，道路不加修理，马不吃粮食，婢妾不穿丝绸，这都是告诉国家已十分困乏了。
墨子的“节用”，既要求一般民众不可“恶恭俭”“贪饮食”，也劝告圣王人君应当“用财节，自养俭”；既反对“淫僻之民”，更谴责“奢侈之君”。显然，墨子批判的锋芒主要还是指向上层统治阶级，指向他们挥霍无度的寄生消费。墨子对于“不劳而获”“贫富走向两极”的社会现象痛心疾首，墨子的经济学理念是“削有余而弥不足”。
《墨子.辞过》篇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这可以说是墨子节用思想的结晶和升华。“俭节”一词由“俭”和“节”两字组成，“俭”为节省，力求少花财物，多办事情，强调的是一个“省”字；“节”为节制，《荀子.天论》有言：“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在使用财物上有所节制，就能使国家富强，强调的是一个“制”字。“俭”和“节”加在一起，就是在使用财物上处处往“省”里想，处处考虑节制自己。这样，俭节就不是一般的使用财物的方法问题了，而成为一个人的品质、品格问题，即你怎样对待人们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财富的问题。
《墨子.辞过》言：“衣服节而肌肤和”“夫妇节而天地和”。俭节既可说是个人品格问题，但往大里讲，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品格问题。如果“俭节”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共同遵循的美德，“俭节则昌”，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会繁荣昌盛。
另一方面，“俭节”是相对“淫佚”而言，“淫”指过于沉溺于物质享受。《大禹谟》有言：“罔淫于乐。”“佚”指放恣放纵无所事事。由此可见，“淫佚”就是指过于沉溺于嗜欲，不懂得收敛约束自我，结果必然一事无成。
墨子告诫“王公大人”们：上层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会使“左右象之”（《墨子.辞过》），上行下效，造成淫侈的社会风气，其后果就是“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墨子.辞过》），使广大人民更加贫困。“饥寒并至”（《墨子.辞过》），最后是全社会的总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