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睿智如大诗人屈原者，在无故遭到谗毁和放逐后，不也发出一百七十多个《天问》：“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悟过改更，我又何言；环理天下，夫何索求；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司马迁在描写屈原被逐后感情上所遭遇的变化时叹息道：“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在不幸的命运前“悲天怆地”是人的本性。
孔子有一段关于人生的经典论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人在三十岁以前，正是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人生的迷惘期。到四十岁，就有了人生的阅历，人生的感悟，就不疑不惑了。而到五十岁就该着知天命，六十岁就可以随心所欲不越矩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什么人只有在有了人生阅历到五十后才“知天命？”
“天命”无形无影而又无往不在。
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说：“‘命’是儒家根本主义之一，儒说之可议处，莫过此点。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实在被这种‘命定主义’阻却无限的进化。墨子大声疾呼排斥他，真是思想界一线曙光。”
陈雪良在《墨子答客问》一书中，把墨家和儒家概括为“强”和“柔”。把墨家之强认为是一种精神状态。墨子正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强者。他要把“命”紧紧把握在自己手里。墨子否定宿命论，就是要劝导人们不要相信有命，而应当“强力从事”。
《墨子.非命》篇，对于命运发出了反叛于主流话语的强音：
主张“有命”的人说：“上司所惩罚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不是因为他凶暴才惩罚的；上司所赞赏，是命里本来该赞赏，不是因为贤良才赞赏的。”以这些话来做国君则不义，做臣下则不忠，做父亲则不慈爱，做儿子则不孝顺，做兄长则不良，做弟弟则不悌。而顽固主张这种观点，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是凶暴人的道理。
怎么知道“命”是凶暴人的道理呢？对饮食很贪婪，而懒于劳动，因此衣食财物不足，而饥寒冻饿的忧虑就来了。这类人不会承认：“我疲惫无力，劳动不快疾。”一定要辩解说：“我命里本来就要贫穷。”古时前代的暴君，不能忍住耳目的贪婪，心里的邪僻，不听从他的双亲，以至于国家灭亡，社稷绝灭。这样的君王不会承认“我执政无力，淫佚亡国”，一定要辩解说：“我命里本来要亡国。”《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朝的人伪托天命，对下面的人传播天命说：上帝讨伐罪恶，因而消灭了他的军队。”这是说汤反对桀主张“有命”。《泰誓》中说：“纣的夷灭之法非常酷虐，不肯侍奉上帝鬼神，毁坏他的先人的神位、地祇而不祭祀。并说：‘我有天命！’不努力防备，天帝也就抛弃了他而不予保佑。”这是说武王所以反对纣主张“有命”的原因。
现在要听从主张“有命”的人的话，“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上无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无以降绥天下贤可之士，外无以应待诸侯之宾客，内无以食饥衣寒，将养老弱。”所以，“命”上对天帝不利，中对鬼神不利，下对人不利。而顽固坚持它，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凶暴人的道理。
墨子尖锐地指出：“执有命者，此为天下之厚害也。”矛头所向明显是指向儒家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墨子.公孟》篇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儒生）公孟子说：“贫困、富裕、长寿、夭折，确实由天注定，不能够增减它们。”又说：“君子一定要学习。”墨子说：“教人学习却宣扬‘有命’的观念，就好像让人包裹头发，现在却拿去了他的帽子一样。”
墨子的“非命”论与孔子的天命论相反。孔子以为君子知命，小人不知命；墨子以为所谓“作命”者是统治阶级，而“术”命者（“术”与“述”通）是被统治阶级（穷人）。作之者有利，而述之者备受其欺骗。
《墨子.非命下》篇，揭露了统治者拿“天命”作欺骗人的谎言：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改正声色的欲望，反而放纵他的内心的邪僻。在外驱车打猎射鸟，在内耽于酒和音乐，而不顾他的国家百姓的政事；过多地做无用的事，残暴地对待百姓，于是失去了国家。古时暴君编造“命”这些话，都是惑乱百姓、愚弄朴实的人，先代圣王对此感到忧虑，所以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在盘盂上，流传给后世子孙。禹时《总德》上说：“允不著惟天（允：诚实。惟：于），民不而葆。既防凶星（防：此处为“放”。星：当为“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墨子说：“彼用无为有，故谓矫”，就是说，把没有的事说成有，这就是谎话。天命是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有利于统治者而不利于被统治者，因此统治者就必须把天命观散布于民间。天命观成为统治阶级骗人的一种理论。对民众是一种“认命顺从”的欺骗，对自己则是“推卸罪责”的自欺。
墨子的非命论与天道观，是墨子“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思想的反映。墨子主张“贱人亦可窃货而书竹帛”，因此，他的非命论就具有“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之深刻含义。
墨子反对天命的论点是基于古代的人道主义出发的，但在客观上他的论点却针对了古代的等级制度。在墨子的认识里，上至王公大人，下至百姓农夫，其富贵与贫贱的区别，应以一个“强”字作标准。如果人们不图“强”，而信有命，失败者必不说“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而说“吾命固将穷”，墨子即斥之为“三代伪民！”在《墨子.非命中》篇和《墨子.非命下》篇里，墨子用“三表法”，证明古代的兴衰无命也，人民之情无命也，国家万民之利无命也。
《墨子.非命》上、中、下三篇的观点，代表底层民众发出了不甘不屈的呐喊，这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强者所发出的生命歌哭。
“究天人之际”，探究天与人的关系，是哲学永恒的命题。远古时代，由于人们认识能力低下，对于外界不可认识的事物，一律归之为天，把天视为最高主宰。天与人的矛盾，实际反映的是客体与主体的矛盾问题。随着阶级的分化，作为强势群体的统治阶级看到了“天命”思想的价值，利用人们对“上天”的蒙昧无知和祈求心理，达到维护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通过“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他们进一步神化“天”。“天”与“人”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而“天命”又以其神秘外衣掩饰了这一矛盾。这便是殷周奴隶主阶级天命观的实质。
备受后世推崇的周公姬旦，可算是统治阶层中的“明白人”。他最早提出“天不可信”的疑天思想。不仅承认了现实中“人”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以“人为”否定有意志的“天命”。“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天道太虚无缥缈，而眼前人的利害是切实可见，所以还是多关心人的事情吧。
“天人相分”的观念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孔子把恢复周礼作为终生志愿，站在对周礼继承和改革的立场，因此他在天命问题上有二重性。为了恢复周礼，他不能否定天的权威，为了推行仁政，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又不得不否定天的权威。孔子的明智表现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述而》记：“子不语怪力乱神。”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做出更为明确的诠释：“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鬼神，造化之迹，虽非不正，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轻以语人也。”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解释道：“怪异、鬼神，难以明白，无可谈也，故不谈。暴力、战乱，非正常好事，不足谈也，也不谈。”孔子不说关于怪异、勇力、悖乱、鬼神这些不能说明白的事。孔子言天，只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暂且回答那些无法解释的问题。透过天的神秘意义的外衣，便可发现其间蕴藏着的社会伦理意义与特殊的社会心理因素。
《论语.先进》记载：当子路询问“鬼”“神”之事时，他严厉地责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这些细节，都表明了孔子对所谓“天命”也是充满了困惑。
孔子的困惑也是整个时代的困惑。墨子处于同一时代，也无法超越时代对人思维能力的局限。
其实，在墨子不甘不屈的呐喊声中，也透露出某种内心的无奈与矛盾。
《墨子.非命上》篇中，我们不断看到“天帝鬼神使他富裕”的字样，尽管墨子把“天”变作了“天帝”“鬼神”，但还是不难看出是“换汤不换药”。墨子一方面呼喊着“我的人生不信命”，一方面却又时时表露出“是以天鬼富之”，是靠鬼神庇佑才获得了这样的富贵荣华。墨子这种矛盾心理的潜意识，我将在《草根立场的“钜子”泥足》一章中再作详细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