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李商隐失约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他不但在诗序中没有说，后来也始终绝不再提。我们只能根据他的主客观情况来分析：他是有意回避，或者竟可以说是临阵脱逃了。
不过，我们暂把这个放一放，先来看看柳枝的情况吧。
可以想象，柳枝当日久候商隐、让山不至，自然是失望极了。事后，商隐也没有给她任何信息，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柳枝一个姑娘家，与商隐又不曾有过别的约定，她还有什么办法可想？也许，后来她曾向让山打听过？但让山又能说什么呢？在柳枝心目中，李商隐的形象应该还是英俊而美好的，她对他念念不忘，但现在她的手头只剩下商隐抄给她的几首诗，也就只能以念念诗来排解苦闷吧。她倒真的陷入《燕台诗》所想象和描写的爱情困境了，仿佛那几首诗就是她不幸的谶言似的。
根据李商隐《柳枝诗序》，她的结局是“为东诸侯（东面的一个方面大僚）取去矣”。一个商人的女儿，社会地位是很低的。东诸侯要把她取走，她又有什么办法？至于取去做啥，还能做啥，不是纳为后房姬妾，就是充当官府或军营艺妓之类罢了。
我们看李商隐同时代人杜牧的《张好好诗》，或者李商隐前辈白居易的《燕子楼诗并序》、刘禹锡的《泰娘歌并引》，就会了解一个良家女子怎样沦为乐妓或贵人姬妾，了解她们不能自主的不幸命运和坎坷经历。[1]总之，李商隐虽没详说，但就凭这一句，我们便可推知柳枝后来的遭遇大致就会和关盼盼、泰娘和张好好们差不多。她纯真的爱情之花尚未开放，就这样夭折了。
柳枝的下落是让山告诉商隐的。《序》中说：“雪中让山至，且曰：‘为东诸侯取去矣。’”看来这对堂兄弟是一直在关注着柳枝的，当让山去长安时，就把柳枝的新情况报告了义山。算起来，由春至冬，这该是商隐爽约半年后的事了。
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好好于宣城籍中。后二岁，为沈著作述师（沈传师之弟）以双鬟纳之。后二岁，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张好好十三岁因善歌而被沈传师取为官府乐妓，并从江西带到宣城任上。后又让渡于其弟沈述师，“以双鬟纳之”，则妾侍之流也。但不久便发生变故，“尔来未几岁，散尽高阳徒”（可能指沈述师死，门庭败落），等到杜牧与好好在洛阳重见之时，她已是“婥婥为当垆”，成了一个卖酒女。杜牧感慨人世沧桑而作诗赠之。（见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卷一）白居易《燕子楼诗序》：“徐州故张尚书（愔）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馀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十五）刘禹锡《泰娘歌并引》：“泰娘本韦尚书家主讴者，初尚书为吴郡得之，……居一二岁，携之以归京师。……元和初，尚书薨于东京，泰娘出居民间。久之，为蕲州刺史张愻所得。其后愻坐事谪居武陵郡。愻卒，泰娘无所归，地荒且远，无有能知其容与艺者，故日抱乐器而哭，其音燋杀以悲。”（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卷二七）她们的遭遇可作柳枝命运的参照。
再后来，“明年，让山复至，相背于戏上，因寓诗以墨其故处云。”让山再次来到长安，商隐送他返回，直到戏水边上，并且把刚写好的《柳枝诗》交给他。所谓“以墨其故处”，说的是要把这些诗抄写到当初与柳枝相会的地方去，其实就是要以这些诗来纪念这段难忘的因缘之意。《柳枝诗》五首如下：
花房与蜜脾，蜂雄蛱蝶雌。
同时不同类，那复更相思？
本是丁香树，春条结始生。
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
嘉瓜引蔓长，碧玉冰寒浆。
东陵虽五色，不忍值牙香。
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乾。
锦鳞与绣羽，水陆有伤残。
画屏绣步障，物物自成双。
如何湖上望，只是见鸳鸯？
这五首诗很短小，模拟南朝乐府《子夜歌》《读曲歌》的格调，它们在李商隐的众多诗作中属于明白易懂的一类。但它们写得很美，用极为单纯朴素的语言反复描摹和怀想恋人的美好，说她像含苞的丁香，像碧玉般的嘉瓜；又反复吟唱着失去她的痛苦和悲哀，失去她，尤其知道她是“为东诸侯取去”，更常使商隐像“弹棋局”那样“中心不平”，而当外物给予他某种刺激，比如看到绣屏上和湖中鸳鸯成双的时候，内心的伤痛就会更强烈。这是《柳枝诗》的基调。
但从这些诗，也能看到李商隐是怎样来自我排解的。
他把自己和柳枝比为雄蜂和雌蝶，虽然同时而生，又一样地投身于恋爱的花房蜜脾之中，但终因不是同类，所以，他们的爱情便注定不会有结果，不可能由恋爱而走向婚姻，最后总是要分手的。
这里所谓的“不同”，不仅是指柳枝被东诸侯取去，成了人家的宠玩之物，而且首先是指出身的差异。李商隐出身小官僚之家，与商人之女柳枝毕竟是“不同类”的。相悦相爱固然不妨，但要结为眷属，却必然难上加难。唐人青年男女超越门第、身份的恋爱是有的，但在婚姻的大门前，他们的恋爱都失败了。像《李娃传》描写的妓女李娃最终成为荥阳郑家明媒正娶的媳妇，甚至还荣获“汧国夫人”的封号，恐怕只是小说家的虚构和良愿而已。
想透了这一层，那又何必为“同时不同类”的相思而痛苦呢？
由此可以推想，李商隐之所以会爽约不赴柳枝之邀，在尚未陷得很深的时候，就抽身远逃，所谓“友人盗装先行”不过是个借口，根子应该是在这里。
唐朝士子特重婚宦，而婚与宦又实有密切关系。一个士子倘能娶得高门贵戚之女，在仕途上往往可得到不小借力。所以他们在婚前尽可浪漫恋爱，但真到结婚定亲的时候，目光总是向上的多。在这一点上，李商隐自也不能例外。
商隐之辜负柳枝几乎是必然的。此次失约尚属小辜负，如果任感情发展下去，在热恋中陷得更深，那将来难免更大更严重的辜负。唐传奇《霍小玉传》是我们所熟悉的。李益和霍小玉郎才女貌，小玉之崇拜李益诗才与柳枝之爱商隐诗相同。他们因相互爱慕走到一起，一度沉浸在爱河之中，而且霍小玉非常清醒，就在爱情最热切的时候，李益要去外地做官，分别前她对李益说：“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李益听着这话，是“且愧且感，不觉涕流”。于是指天发誓：“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并且约定数月之后就会“寻使奉迎”，让小玉放心等待。然而后来如何呢？事实是李益竟一去不返，杳无音信，因为他遵母命娶卢氏女后便刻意躲着小玉。直到小玉思念成疾，将死之际，李益才被一个黄衫豪士强行挟持去了小玉家，而小玉便在一番痛诉之后“长恸号哭数声而绝”。[2]《霍小玉传》的作者同情小玉，叙述中刻意突出了李益的负心绝情，甚至特借友人之口对李益有所批评和规劝，但也一定程度地写出了李益难违母命和娶高门甲族之女的苦衷。实际上，在唐代，士子为仕途功名之利而抛弃出身较低的情人乃是常见之事。元稹《莺莺传》所写先曾狂热追求、追求到手却又抛弃对方的张生，在当时竟被朋友们称赞为“善补过者”，以此便可窥见唐士子辜负恋人之事多发的社会环境。李商隐之辜负柳枝其实便是这类事件中的一桩而已。
当然，例外也是有的。比如与韩愈为同科进士的闽人欧阳詹。他及第后游历太原，在官宴上认识了一个乐妓，二人一见钟情，临别，妓请同行，欧阳詹怕别人议论，答应回京后派人来迎。但此后因种种缘故未能如愿，那乐妓思念成疾，临死还不忘欧阳生，剪髻留诗托人交予欧阳生而亡。这无疑是有关唐代下层妇女的又一个悲剧故事。这个故事的奇特处是，第一，欧阳詹虽拖了很久，但后来还是派人去接他的恋人，他只是愆期，并没有失约，可惜那时女子已死；第二，欧阳詹拿到恋人的发髻和遗诗后，竟然“为之恸怨，涉旬而生亦殁”，他是以生命殉了爱情的。应该说这是一个特例，所以人们为此叹息不已，对欧阳詹的重情也给予很高评价和同情。[3]
然而，毕竟不可能每个失恋男女都会以身殉情、以死明志。李商隐只是个普通人，他和柳枝相爱了，这爱曾在他俩心上擦出耀眼的火花，但他和柳枝都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而不能自由，他们的恋爱早晚只能演化为一场悲剧，事情就是如此。
洛中里娘柳枝，犹如在李商隐生命天空中掠过的一颗彗星。彗星亮光灼灼，但一飞而过。正如他在玉阳山学道时，曾和某位女冠产生恋情一样，都是短暂而没有结果。但这些恋爱经历全都在他的心灵留下难忘的印记。诗歌是需要爱来滋润的，而且无论古今中外，爱，尤其是异性之爱其实是诗歌真正的、最强大的动力。在李商隐的诗歌创作中，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描写女冠生活，有那么多涉及女性命运的作品，与他的亲身经历绝非无关，他对各类妇女不幸遭际的关切和同情是发自内心，是与切身体验相联系的。
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尝过爱情甘苦的人都能成为诗人，也不是所有在爱情海洋中历经风浪的诗人都能写出优秀的爱情诗篇，而李商隐恰恰能够把爱情的甜蜜和痛苦都酿成凄美深邃的诗篇，这才是他不同于常人的地方。这也就是李商隐那些讴歌爱情和涉及女性题材诗篇之所以难能可贵，之所以具有无上价值的根本理由！
[1]杜牧《张好好诗序》：“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沈传师）江西幕。
[2]蒋防《霍小玉传》，见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孟简《咏欧阳行周（詹字行周）事》诗之自序，见《全唐诗》卷四七二，并参《太平广记》卷二七四《欧阳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