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京师，商隐的社交活动也就多了起来。同僚们隔三差五地请他饮宴，他也经常回请他们，诗酒唱和，几乎无日无之。另外京城里需要拜访的故旧、新朋、名人甚多，商隐也得一一照顾到。
比如令狐绹，可说是商隐的通家之好，此时已由翰林学士承旨改拜中书舍人，不久又迁御史中丞，官位节节上升，眼看有拜相之望。李商隐跟他虽不敢像从前那样亲切随便，但还是经常会去登门拜访。令狐绹对商隐虽有不良看法，甚至与他心存芥蒂，但也照常接待，聊些无关紧要的杂事，说些不冷不热的闲话。
李商隐有《梦令狐学士》诗：“山驿荒凉白竹扉，残灯向晓梦清晖。右银台路雪三尺，凤诏裁成当直归。”在梦中想象令狐绹翰林学士的生活，是赞美，更充满了羡慕。令狐绹看了这诗，心中肯定是舒服的，但有没有想到照顾一下生活在荒凉山驿中的老朋友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李商隐又有《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五律诗，借着昨日令狐绹颇为得意的谈话，在末尾提问：“何时《绵竹颂》，拟荐《子虚》名？”您什么时候像古人推荐司马相如、扬雄那样也推荐我一下呢？这话写在诗里，题为“戏赠”，比从口中一本正经说出，要显得淡雅平和，也要进退自如些。是戏赠，是雅谑嘛，可以不让对方感到什么压力，说的人也免得难堪。果然，令狐绹装聋作哑，未作反应。
对此，李商隐早有思想准备，也就不以为意，后来仍一如既往地与令狐绹来往着。
杜牧就不一样了，那是李商隐久闻大名，早就盼望有机会结识的。
杜牧出身清贵，他的祖父是中唐著名的宰相杜佑。他本人早中进士，此前既做过朝官，又做过几任州刺史，只因他素怀中兴大唐的志向，故还是觉得仕途颇不得意。然而诗文之名好不响亮，为人又是那么风流倜傥，在当时文坛上是个活跃人物。也是在大中二年（848）秋冬，杜牧卸任睦州刺史（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这样，李杜二人便有了在长安见面的可能。
李商隐当时有两首诗赠给杜牧。前一首是七绝：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杜司勋》）
古今论者说此诗，大抵抓住两点，一是“高楼风雨”隐喻晚唐政局，而杜牧诗文“伤春伤别”乃对此的反映，商隐充分肯定其价值；二是全诗“推重樊川，正是自作声价”，所谓“高楼风雨，短翼差池，义山方自伤春伤别，乃弥有感于司勋之也”。[1]
应该说，李商隐此诗的确表现了对杜牧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一句“人间惟有杜司勋”，把杜牧推崇到了极致。而且，李商隐是真诚的，是自甘取下的，所谓“短翼差池不及群”，说的是自己不敢与杜牧同日而语，态度十分谦虚。
可是，杜牧的成就仅仅在于文学吗？杜牧是怎样期许自己，看待自己的？这诗赠送杜牧，效果如何？因杜牧没有反应，不得而知。是否有多种可能？似乎不妨考虑。
如果考虑到杜牧是个素抱大志奇节且以才略自负之人，他爱的是议兵论政，看重的是《罪言》《守论》《战论》《原十六卫》以及《注孙子兵法》这样的著作，就是在诗歌里，他用力且更为看重的，恐怕也是讴歌素志的“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郡斋独酌》）这样的作品。这一些，“伤春伤别”一语是否能够涵括概指？不同读者或者会有不同感受，至于杜牧本人能否认可，就难以知晓了。商隐的一番好意，究竟效果如何，还真不好说呢。
然而，也许赠诗之后久无回音，商隐又给杜牧赠送了第二首诗，这回是七律：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
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
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
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当然也是赞美和歌颂。李商隐具体提到了杜牧的名作《杜秋娘诗》，提到了杜牧当时正在奉命撰写的《韦丹遗爱碑》，前者是赞其诗才，后者更有以羊祜、韦丹比拟，歌颂其在地方上的德政和人品崇高之意。其中“心铁”一句涉及了杜牧的志向和才干，写得刚劲有力，写出了杜牧超越寻常文人的杰出之处。“鬓丝”句则是针对杜牧诗中“前年鬓生雪，今年须带霜”一类话的安慰语。
但这首诗也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颔联的戏谑口吻：您的前身该是梁朝的大文人江总吧？您是名牧，字牧之，江总是名总，字总持，你们的名，都和字的第一个字相同。总——总持，牧——牧之，真好玩！
我们相信，拿杜牧比江总，在李商隐完全是善意，而且有点调皮。拿人家名字逗趣，这对极相熟的朋友自无不可，但李商隐与杜牧是否已熟稔到这个程度？似乎尚无把握。再说，江总可不是普通人，他固然是南朝最著名的文人之一，但同时还是个身居高位的官僚，拿他来作比不论是从文名还是官位的角度，应该不算辱没对方。也许商隐这样写纯粹是开个玩笑，也许此类用典本来允许“取其一点，不计其余”。
然而，你这么想，人家是否也一定这么想呢？说不定你想的是这一点，他想到的却是另一点呢？江总可不单纯是个文学家哦，他由梁入陈，又由陈入隋，做了几次亡国之臣。他最辉煌是在陈代。陈后主宠信他，而他呢？请看《陈书·江总传》怎么说：“（江）总笃行义，宽和温裕。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陈）后主所爱幸。多有侧篇，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不绝。后主之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瑳等十馀人，当时谓之‘狎客’。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2]
很显然，江总的文学造诣是高的，但政治作为和大节却不怎么样，陈之速亡，他不但躬逢其事，而且有一定的责任。李商隐在咏史诗《南朝》中曾有“满宫学士皆颜色，江令当年只费才”之句，对他采取的便是批评谴责的态度。万一杜牧朝这方面一想，那感觉将会如何呢？会不会有什么不开心呢？
当然，这只是笔者的猜测，也许根本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李商隐热情赠诗，杜牧没有回应，今杜牧集里不见他与商隐的来往，却也是事实。如果考虑到杜牧鲜明的牛党色彩，两人交游圈的差异，杜牧的文艺观与商隐不同（如商隐尊敬白居易而杜牧痛诋元白诗风），以及他们各自出身、个性和仕途遭际的悬殊，那么，他们之没能成为朋友，或一方有交友的意愿和行动，一方未予积极响应，那其实是并不奇怪的。
关键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各自的成就，特别是文学成就。两个齐名的诗人，成为朋友固是美事，不成朋友也无损于他们的人格、形象和成就。这样的例子在古今文学史上不胜枚举。我们评价文学家在历史上的地位，衡量的主要是他们的创作业绩，没有必要对并不肯定存在的友谊多作渲染，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凸显其人品心灵之美似的。
实事求是地说，李商隐和杜牧在政治观点和处世态度上确有不少差别。
以对牛李党魁牛僧孺和李德裕的态度看。杜牧刚出道时在扬州做过牛的幕僚，那时杜牧年少浪漫，生活放荡，牛僧孺对他呵护备至，这使杜牧终生感激。而李德裕做宰相时，杜牧在州刺史的位置上，曾给他上书论用兵，论江贼，提出过许多很不错的意见，希望得到重视和重用。李德裕实际上采纳了杜牧的一些建议，却始终未能认真提拔他，这使杜牧深感失望，不免怨恨。
大中二年（848），牛僧孺去世，次年落葬，杜牧为之写《墓志铭》。此文今存，其中歌颂牛僧孺“佐四帝、十九年宰相”、公忠体国、廉洁谦退。在维州的弃取问题上，牛李有原则分歧，杜牧肯定牛僧孺强调“诚信”而放弃领土的做法。《墓志》对李德裕有明显攻击之词：“时李太尉（德裕）专柄五年，多逐贤士，天下恨怨。”并将牛李对比，从而褒牛贬李，如说李德裕曾恶意加害牛僧孺，平泽潞役起，李向武宗进谗说牛僧孺曾庇护过刘从谏；刘稹平定，又密报牛曾“出声恨叹”，等等，以至于牛僧孺被远贬循州，“天下人为（牛）公挼手咤骂。公走万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无事”。又说“李太尉志必杀公，后（德裕）南谪过汝州，（牛）公厚供具，哀其穷，为解说海上与中州少异，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于前事”。总之，在杜牧笔下，李德裕阴险狠毒，牛僧孺则是以德报怨的仁人君子。[3]杜牧的牛党面目是明显的，派性是很强的。
李商隐则不同。他与牛僧孺、李德裕二人都无接触，只是作为一个士人或者下级官僚遥望朝廷政治。他对李德裕的会昌之政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中把李德裕赞为“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岂不与杜牧笔下的李德裕判若两人？
这还不算，在大中三、四年（849、850）因河湟收复、维州来归而朝野欢呼之际，真正的功臣、当年为此辛苦谋划的李德裕却被迫害得九死一生，李商隐对此大鸣不平。他写了《李卫公》《旧将军》《漫成五章》等一系列作品，提醒世人：今日的辉煌实乃会昌之政的远期效果而已！后世史家和研究者都认为李商隐的态度更客观公正，反映了历史事实，也代表了更多中下层士人的心声。
可惜的是，李商隐大中三年为牛僧孺葬礼所写的《祭文》已经佚失，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措辞的，有没有在文中涉及牛李之争。但这篇《祭文》确曾得到京兆尹的激赏，事后，京兆尹亲口对商隐说：“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勋之《志》与子之《祭文》，二事为不朽！”[4]可见十分尊崇牛僧孺的京兆尹对商隐的《祭文》是满意的。
据此可以猜想，李商隐在《祭文》中对牛僧孺的赞颂和哀悼一定很充分很到位，而牛李之争的种种问题则很可能巧妙地回避了，至少不会像杜牧那样刻意通过贬李来褒牛。
政治观点不同，因而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和评价不同，这并不奇怪，各人申述自己的立场，表达自己的态度，本也无可厚非。但他们的差异还是应该指出，不能因为他们是杰出诗人，而且有齐名之雅，就用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的友谊去掩盖这种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