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觑来，诗句看似通俗直白，且袭用了许多前人的东西，但又好像是完全出之于无心，而不带任何雕琢的痕迹。故此《魏书》裴松之注引曰：“诗如此人也，智术使然。”可以说，《燕歌行》最能代表曹丕的这种思想和艺术风格特征。清代吴淇说：“风调极其苍凉，百十二字，首尾一笔不断，中间却具千曲百折，真杰构也。”王夫之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可见，曹丕的开创之功是不能湮没的。
当然，时至今日，学界对曹丕《燕歌行》七言诗是否属首创仍有不同见解。也有学者评说，曹丕的这种小说诗歌作品，表现的思想并不复杂，题材也不算新鲜，但作为一个“副君”的贵公子，如此关注一个孤独凄哀的弱女子，且在诗中寄予深刻的同情，是很可贵的，同时也正表露出他当时的心境。他把抒情女子的感情、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你看这女子她雍容矜重，炽烈而又含蓄，急切而又端庄，以自言自语的倾诉，构成了一种千回百转、凄凉哀怨的风格——这分明是曹丕借女子之口诉说自己的苦衷：当太子心切却迟迟登不了位，他心里能好受得了吗？
有人颇用一番工夫查阅发现，在曹丕的诗歌作品中往往看不到其父曹操那种慷慨激扬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也找不到其弟曹植那种积极上进志欲报国的思想。在他那里总好像有一种诉说不完的凄苦哀怨之情，而且他的言事抒情又常常爱用妇女的口吻，因此明代钟惺在《古诗归》中说曹丕的诗“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人气”。清代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说，曹丕的诗“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动盻无非可怜之绪”。
毋庸讳言，这是其“心绪”写照，更是其“心计”使然。曹丕知道，他与父亲及母后卞氏的关系不及其弟曹植，邺下文士又不断称赞曹植之文采，皆不利他争嗣。故此他在统领邺下之游，营造出一个朝夕唱和、彼此切磋、互相启发的氛围，在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写出了他的划时代的文艺评论专著《典论》，借以此著使曹操和文臣名士另眼相看。
曹丕在《典论》中首次将“文章”提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驳斥并扭转了自汉以来认为诗歌辞赋“乃童子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看法，呼吁文士们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提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又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接着，曹丕在《典论》中对“建安七子”进行评论，指出各自的长处与短处，提出因气质不同会导致作品风格有异，即“文气”的概念：“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以力而致”。并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是尊古卑今的观点；其二是“文人相轻”“善于自见”“谓己为贤”，指出这是文人互相贬损的弊习，进而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为文人之间相处指明了路径。
曹丕在肯定了文章可以“经国”，可以“不朽”的同时，还可以理解为这是对文士们的一种警告：文人的最佳处世方式是“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要想着什么立功受勋、当官发财，以免招来杀身之祸。古代所说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在他这里“立功”直接排除掉了，以“著篇章”代替了“立言”。自古以来，帝王对文人才俊可以说是又爱又怕，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敌破臣亡，曹丕较之二者无疑有很大进步，但还是难免落其窠臼。
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曹丕写成《典论》之后，“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遂又将《典论》及邺下文士诗赋饷孙权，以纸写一通与张昭。其用意是展示曹操招贤纳士所呈现的邺下风流和曹魏气象。
同时，曹丕另一个用心是极力想讨好父亲曹操。他在《典论》自序中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说能有这样的成就，应归首功于父亲。没有父亲的罗致，就不会有众多贤达名士的聚首；没有父亲统一北方，就不会有汉室政权的生存和渐趋安定，饱经忧患的文士们也就不可能安居邺城展其才华，各能其用；没有父亲行之于上，就不会有曹丕、曹植效行于下。在邺下文士眼中，曹氏兄弟俩就是曹操的化身，是曹操的代理人，是别的任何人所无法替代的，是绝不可以轻视的。
曹丕总算扳回一局，并以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席之位。当然，曹丕的《典论》并非一时而就，其中诸篇及内容在后来又不断充实修改完善才得以完成。据《魏志》记载：曹睿继位后的太和四年（230）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即大学门前），共有六碑”。表明曹丕自己及其后人都很重视这部《典论》。
然而，在当时曹操看来，曹丕、曹植兄弟俩令人翘指称道的是他们的文采，而他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是能挑起曹家重担的顶梁之才。陈规俗礼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也不满足于某些甚至众望莫及的长处，他需要的是真正的文武兼备的全才。曹操能文能武，他也要求诸子兼习文武，甚至能超过他。他曾令工匠打造五口宝刀，以龙、虎、熊、鸟、雀相区别，取“百炼利器，以辟不祥”之意，命名为“百辟刀”。曹操作《百辟刀令》说：“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与次与之。”曹操虽倡导文武兼习，但允许诸子学有偏好。《魏书·曹彰传》说：任城威王彰，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尝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课彰读诗、书，彰谓左右曰：“丈夫一为卫、霍，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尝问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为将。”太祖曰：“为将奈何？”对曰：“被坚执锐，临难不顾，为士卒先；赏必行，罚必信。”太祖大笑。曹操后来遂将百辟刀赐予曹彰一把，并没有责备他弃文好武，而“大笑”之意，是允许曹彰学有偏好。曹操对待曹植也是如此，曹植喜文而练武不精，曹操即赐他百辟刀一把，勉励他多习武。曹植遂作《宝刀铭》：“造兹宝刀，既砻既砺，匪以尚武，予身是卫。”意思是佩戴锋利宝刀，并不意味着自己崇尚武功，只是防身自卫。对此言行，曹操也没有训斥。按照现代教育理念，就是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允许良好的个性发展。曹操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实属难能可贵。建安十八年（213），曹操攻濡须，孙权与之对垒。曹操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一语破之，他要的他所希望的就是像孙权这样的接班人啊！
对于立嗣，他不是犹豫，而是在仔细地考察且加紧步骤实施计划。将诸子放到一定的位置上，检测他们的人品和才智能力，继续磨砺他们的意志。
五
曹氏兄弟在同众文士的交往中，皆以平等而亲密相处，形同朋友，似乎无贵贱尊卑之分，有时甚至到了不分内外、无拘无束的地步。比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才思敏捷，记忆超群，既有文才又有辩才，被曹操征辟后，曾任丞相掾属、平原侯庶子、五官将文学。刘桢以五言诗著称，曹丕、曹植与他十分友善，称他的诗作不仅称美于当世，且光景常新，能楷模身后。仅举一首便不难窥见一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他傲然骨气，文风独特，一改粉饰太平的世俗，以清新的笔调，娴熟的技巧，朴实准确的语言，纵古合今的大气，描绘壮美山川和风土人情，篇幅也由长篇宏制转向短小精粹，颇受曹氏兄弟青睐。
刘桢在任五官中郎将文学时，曹丕赠予他一条廓洛带[32]，相当贵重。曹丕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人，当时也许觉得自己还很豪气，可回头一琢磨：这么好的东西，说送人就送人了，这也太大方了，他不就是我的文学掾属么，不行，我得想法要回来。可怎么要呢？东西是你心甘情愿送人的，现在后悔了，又想要回来。但总不能硬要吧，得想个理由，而且这个理由还不能太刻板太生硬地板着脸要，最好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似要非要，让人觉得不是我不想真心送给你，也不是我出尔反尔，只是这东西太珍贵了，你能还给我说明你也真正懂得我的心思，你要不还我，就权当我跟你开了一个玩笑。
于是，曹丕便提笔寄书一纸：“夫物，因人而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就是说凡是物品，都是因人而贵，所以好东西放在下贱的人手里，不如放在尊贵的人身边。我今天虽然找你要回来，你不要怪我反悔，只当开个玩笑。
虽说是戏言，但高低贵贱之分显现，而且言辞含有轻蔑之意。但以他的身份开这样的玩笑也无可厚非，事实也是如此。可是这话还是极大地刺痛了刘桢的自尊心。而刘桢本来本性刚直，更不会忍受这种羞辱。刘桢也回信一封：“桢闻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宝；隋侯之珠，烛众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缀待臣之帻；此四宝者，伏朽石之下，潜污泥之中，而扬光千载之上，发彩畴昔之外，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胡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农夫先尝其粒。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宝殊异，尚可纳也。而未尝听至尊赐而反索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