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话？他连夜写了第六劄子，开头就说，臣“终夕不寐，深痛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圣之君，闻一善言立为之变更号令者多矣，不可悉数。惟近岁大臣自知思虑不熟，号令已失，无以抑夺台谏之言，则云命令已行，难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谏之辞。”他把批评的锋芒从皇帝转向以韩琦为首的执政，“今国家凡有大政，惟两府大臣数人相与议论，深严秘密，外廷之臣无一人知者，及诏敕已下，然后台谏之官始得与知。或事有未当，须至论列，又云命令已行，难以更改，则是国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复救也”。这就远远超出了刺义勇这件事本身，批到朝廷议事规程上来了。他再次请求英宗“二选一”：要么收回成命，要么撤他职。
宋朝的制度设计相对来说是比较科学的，“两府”，政府管行政，枢府管军政，但命令要发出去，在皇帝批准后，还必须通过“两制”，即翰林学士和知制诰来起草，他们若认为不合适，可以退回去。除“两府”、“两制”互相制约外，谏官、御史有监督的权力。韩琦也曾经当过谏官，而且是以直谏出的名，然而，一坐上宰相的位置，特别是在册立英宗和太后还政上建功之后，颇有点以周公自居，未免有些专横。不行！在第六劄子没有答复的情况下，司马光决定去政事堂，找韩琦当面理论。
韩琦一见司马光，就明白他是来说刺义勇的事了，所以首先以前辈军事家的口吻说：“君实啊！军事上讲究先声后实，现在谅祚正桀骜不驯，听说陕西一下子增兵二十万，岂不受到震慑？”司马光说：“兵贵先声不错，可惜有虚无实，可以欺敌于一日之间而已。过不了几天，敌人知道了我之实情，就一点不灵了。现在，我们是增加了兵力二十万，问题是不管用，敌人知道后，还会害怕吗？”韩琦跳开这个问题，说：“我知道你是担心又像庆历年间那样，先集乡兵后刺正军，现在已经下达敕令，与民相约，永不充军戍边。”司马光说：“我表示怀疑。”韩琦说：“我在这里，你担心啥？”司马光说：“我还是不信，不仅我不信，恐怕您也不信吧！”韩琦终于忍不住发火了，问道：“你凭什么这样轻视我？”司马光也激动地说：“您如果长期坐在这里也许没问题，但如果换了别人，您的承诺还能算数吗？现成的兵他还会不用吗？”韩琦一下没话说了。司马光悻悻然走了，他的话在十年后得到应验，义勇运粮、戍边成为常事。
连续六请辞，告假回乡
司马光觉得应该重新认识自己曾经非常尊重的韩琦了。想想在谏院近四年，从四十三岁到四十六岁，一时记不清写了多少奏章，真正被采纳的有多少呢？正如他在一篇奏疏中所说：“自陛下践 以来，臣不自知其狂愚，见朝廷政令有未便，差除有未当，屡献瞽言，浼渎天听。陛下未尝为之变一政令，改一差除。”[9]这与其说是生病的英宗不采纳，不如说是掌权的韩琦不同意。仔细想想，他们的默契似乎只在立英宗为嗣和调解两宫矛盾时存在，而一接触到施政的具体问题，司马光就成为多余了。
英宗即位伊始，宣布文武百官每人进官一等，赐新官服一套，优赏诸军，一切如乾兴故事，即按真宗逝世、仁宗继位的乾兴元年（1022）之标准。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共一千一百余万（贯、匹、两）。另外，两府大臣、宗室、近臣、主兵官等，还可以得到大行（逝世）皇帝的遗物，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司马光时为四品官，遗赐的珠宝和金帛价值一千余贯。越往上越多，至两府大臣，何止数万！当时，文彦博、富弼两位原宰相正在守丧，也分到了遗赐。如此大规模地撒钱，是为了表示皇恩浩荡，“浩荡”到了每一个官员，却“扫荡”了老百姓。京城官员的奖赏由国库拨钱，各州、军没有这笔预算，朝廷又不拨给，明文规定向民间借贷。朝廷硬撑着按乾兴标准，可惜已力不从心。乾兴时给殿前司禁军的食物中包着金子，而这次没有，引起部队一片喧哗，险些酿成兵变。司马光看着分给他的珠宝和金帛，心里很不是滋味。国家财政困难，寅吃卯粮，而此次仁宗逝世，加官、赏赐和陵墓等各项开支合计接近两千万贯，平均到每个老百姓头上负担近一贯。如果遇到大面积的灾害，或者遭到外敌的大规模入侵，国家拿什么来救灾和充当军饷？他忧心忡忡，睡不着觉了，怎么也觉得这笔遗赐应该退回去。四月十五日，他上呈《言遗赐劄子》[10]说：
臣伏睹圣恩颁赐群臣以大行皇帝遗留物，如臣所得已近千缗，况名位渐高，必沾赉愈厚，举朝之内，所费何啻巨万！窃以国家用度素窘，复遭大丧，累世所藏，几乎扫地。传闻外州、军（行政区划名）官库无钱之处，或借贷民钱，以供赏给，一朝取办，逼以捶楚（即棰楚，杖刑）。当此之际，群臣何心以当厚赐！
为给官员发赏钱，用打老百姓屁股的办法筹集资金，这样得赏钱，群臣还能忍心吗？司马光这一问，应该让官员们脸红。但有人说，这不过是沿用乾兴故事，你瞎操什么心？
臣诚知乾兴之际，曾有此例，亦恐当时所赐，不至如此之多。况当时帑藏最为富实，今事力耗竭，十无一二，岂可但云旧例，不思损益？况委质为臣，共图国事，股肱耳目，譬犹一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岂待多得金珠，然后输忠尽力？恐非所以遇士大夫之道也。
此时非彼时，不可照搬旧例。士大夫与皇帝安危与共，难道非要得到金珠才输忠尽力吗？因此，司马光倡议：
今天崩地坼，率土哀摧，群臣各迁一官，不隔磨勘，恩泽已厚，诚不忍更受赐物，因公家之祸，为私家之利。伏望圣慈许令侍从之臣，各随其意进奉金帛钱物，以助供山陵之费。如此则君恩下流，臣诚上达，上下相爱，洽于至和，既可以少纾民力，又不至有伤国体。
司马光这一倡议考虑很全面。群臣已凭空官升一级，皇帝对大伙儿够意思了，捐出遗赐等于是对升官的报答。司马光带着谏院的同事来到朝堂，准备在进呈劄子时，带头将遗赐捐出。可答复是：“乾兴无此例，不准。”他以为是太后和皇帝不便恩准，接着上了一则《申堂状》[11]，说，既然“主上谦让，未欲开允”，那么，“伏望参政、侍郎（副部长以上），集贤相公、昭文相公（两馆学士）表率百僚，率先进献”，这样，“天下生民，不胜幸甚”。
宰相韩琦等两府大臣所得赏赐最多，司马光以为他们一定会带头，而事实却让他大失所望，于是再上《言遗赐第二劄子》[12]，质问说：“州县鞭挞平民，逼取钱物，以济一时之急，不知乾兴年中何尝有此例也？”朝廷此举在收买官心，但“士众（普通官员）必曰：‘我辈劳苦，而所得微薄，群臣安坐，而专享厚利。’其心安得不怨？百姓亦曰：‘我辈剥肤椎髓，以供赋敛，而浩浩入群臣之家，如泥沙不惜。’其心安得不怒？近者怨，远者怒，为国计者，可以不深思远虑乎？”如果群臣稍有“廉耻之心”，又“何面目以自安？”他问得义正词严，但没有得到一句话的答复。无奈，他将所得之珠玉捐给谏院作为办公经费，而把金帛送给了舅家。
英宗登基后不久，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各知州（军），都派亲属到京城送贺表，朝廷不问青红皂白，给送贺表者一律封官。这样一下就凭空新增数百名官员。司马光上疏指出：“此盖国初承五代姑息藩镇之弊”，而“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现在，官员比国初多了十倍，如此滥封，冗官更多。他建议朝廷对送贺表者详加甄别，如是五服之内的亲属，可给一官，否则给点金帛以示奖赏即可[13]。他并没有要全部废除这一陋习，只是希望改良一下，但同样是说了白说。
回想自己在写《谏院题名记》时，那是何等的踌躇满志啊！现在他却在问自己：谏官算什么？
他突然发现，自己引以为豪的谏官，在执政大臣需要时被视之为利器，而在不需要时却被弃之如敝屣。他灰心极了，决心辞职。回到家中，他准备写辞职报告，可砚台里的墨汁冻成了冰，他突然双手拍桌，长叹一声，吟起《诗经》中的句子：“式微，式微，胡不归？”心有灵犀一点通，夫人张氏马上给他端来热水，亲手磨好墨，说，写吧！辞了官咱们回老家。夫人的理解让他感到了温暖，他写下了《乞降黜状》。虽然在刺义勇的问题上，他曾两次要求英宗“二选一”，不惜辞职，但这是他的第一份正式辞职报告。报告还没写完，家中的报晓鸡“喔喔”地叫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就是这只笼中的鸡，不禁吟出一首七言诗来：
羽短笼深不得飞，久留宁为稻粱肥？胶胶风雨鸣何苦，满室高眠正掩扉。
你忠于职守按时打鸣，而酣睡的主人却讨厌你打扰了他的好梦！第一份报告送上去，未被批准，他接着写，直写了六份，仍未批准。不准辞职，难道还不准告假吗？从皇祐二年（1050）他守孝期满复出，至今十六年了，其间他只请假回过一次家乡，给父母扫了一次墓，该回去和他们谈谈心了！治平二年（1065）三月，朝廷批准他回乡祭祖。
[1]《传家集·卷三十三》。
[2]《长编·卷二百三·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
[3]《传家集·卷三十四》。
[4]同上。
[5]《传家集·卷三十四》。
[6]同上。
[7]同上。
[8]见《传家集·卷三十四·乞罢刺陕西义勇第四劄子》。
[9]《长编·卷二百四·英宗治平二年正月壬午》。
[10]《传家集·卷二十七》。
[11]《传家集·卷六十三》。
[12]《传家集·卷二十七》。
[13]《长编·卷一百九十九·嘉祐八年七月辛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