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时周室衰微，天子自身难保，就是想不答应，能做到吗？司马光说：“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齐）桓、（晋）文之君，必奉礼仪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我们不在这里辩论司马光观点的正误，只说英宗听了还是颇以为然的，不过他未必听懂了司马光的弦外之音。当时“濮议”正争得势不两立，司马光是在用历史提醒他，别以为是否追尊濮王是小事，是“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大问题。要当心“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的后果。
司马光在辞去谏官后，不像过去那样有“言论自由”了，便用历史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历经仁宗、英宗两朝，他更加明显地感到，明君是千载难逢的，而中等的、平庸的君主要保住江山，是需要贤臣来辅佐和教导的。换句话说，皇帝也是要老师用正道来指引的。经筵是为皇帝上课的好机会，但经筵不常开，天气太热或太冷，皇帝身体欠佳，等等原因都可以成为取消的理由。因此，应该为皇帝编一本教科书，让他懂得兴衰治乱之道。而要如此，最好是通过历史来表达，让皇帝以史为鉴。
官修《通鉴》，书局开张
这天，青年历史学家刘恕来访。他是司马光当考官时录取的进士，两人几句寒暄后就谈到历史上来。
司马光说：“吾儿时读唐人高峻之《高氏小史》，受益匪浅，好一本历史启蒙书。”
刘恕说：“《高氏小史》为少年所著，未免简略。先生若能效《左氏春秋》和荀悦之《汉纪》，修一部通史，实乃功德无量。”
司马光说：“此乃吾之所愿也。吾观正史自司马迁之《史记》至刘昫之《旧唐书》，卷帙浩繁，人毕其一生亦难以遍读，理解尤难，帝王君临天下，最应懂史，却日理万机，无暇遍览，所以应有一部删繁就简，以记录国之兴衰治乱为主的简明通史。”
刘恕问是否从上古写到（宋朝）国初，司马光说：“《春秋》为孔子所著，吾岂敢动一字。准备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写起，写到后周显德六年（前403—959）止，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刘恕说：“从来治史，有所谓才、学、识三长之说，其中尤以史识最难。《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有‘赞’。先生三长兼具，也应有‘曰’。”司马光告诉刘恕，将效“太史公曰”为“臣光曰”，书名暂定为《通志》。真宗时王钦若等人修《册府元龟》（类书）只采正史，而正史并非全可信，杂史并非全不可信。《通志》将广采博取，疑者疑之，信者信之，成一部信史。
大约在这次谈话前后，司马光开始了《通志》的编撰工作。他在经筵上给英宗讲课时，已经完成了从战国至秦朝一百八十余年的编年史，即《通志》的前八卷。他讲课受到欢迎，便决定先将前八卷上呈，其《进〈通志〉表》[6]说：
臣光言：臣闻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绪，留意艺文，开延儒臣，讲求古训，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文理迂疏，无足观采，不敢自匿，谨缮写随表上进。
这八卷《通志》，英宗应该是看了的。治平三年（1066）四月十八日，英宗发布诏令：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这表明，英宗所以不批准他与台谏官同贬，要留下他讲课和编书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上述诏令有点令人犯糊涂，搞不清是接着《通志》前八卷续编，还是另外再编一部历代君臣事迹？
因此，司马光上奏说，臣窃不自量力，常想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应该知道的，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例，修一部编年体史书，名曰《通志》，其余多余文字，全部删去不载。希望或听或读都不辛苦，就可以博闻广见。接着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续编《通志》还是另起炉灶？第二，如果续编，则私家区区，无力办到，非愚臣所能单独完成。翁源县令、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都是公认的历史学家，请调此二人与臣同撰，这样就可以快点成书，且不至于疏略。
司马光的奏章以往多如白云黄鹤，而这个关于修书的请示，英宗批准得迅速痛快，让他大喜过望：第一，是续编《通志》而非另著新书，待书成后，再赐书名。第二，所请调二人，照准。第三，在崇文院设书局，专办此事。
先说调人。刘恕接到调令，便赶回了京城。他是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市）人氏，字道原，时年三十四岁。其父亲刘焕与欧阳修是“同年”，进士及第后官至安徽颍上县令，因不愿屈节侍奉上司，便学陶渊明弃官而去，上庐山隐居。欧阳修佩其高节，为之赋《庐山高》一诗。刘焕穷得家徒四壁，令人羡慕的唯有其“神童”儿子刘恕。他八岁时，听来客说孔子无兄弟，他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以其兄之子妻之。”[7]举座皆惊。十三岁时，他为准备制科考试，向人借阅《汉书》和《唐书》，过目不忘，一个月就还书了。宰相晏殊要考考这位“神童”，把他召到府上，反复诘问，没能难着他，反而被他的“请教”难住了。后来，晏殊专门请他到府上讲解《春秋》。他十八岁（皇祐二年，1050）参加科考，司马光是考官之一。仁宗有诏，将通经义者之名单独奏上。在应诏者中，刘恕名列第一。其诗、赋、论也被列为上等。可在殿试中，他被判为不中格，又令其到国子监试讲，再次被评为第一，这才被赐进士出身。他先任钜鹿主簿，后任和川（今山西安泽县北）县令，颇有政声，但他最擅长的还是史学，上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后周，正史野史，他都烂熟于心，以至司马光后来说，编《资治通鉴》“凡数年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委之道原（刘恕字），光受成而已”。这虽是自谦，但绝非溢美。
刘恕来了，赵君锡却来不了。他父亲逝世，要“丁忧”三年，只好换人。换谁好呢？刘恕提醒司马光：“先生读过《东汉勘误》吧！”此书是刘敞、刘攽、刘奉世（世人称之为“三刘”）叔侄所著，司马光当然读过。“三刘”是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人，均是出色史家，但刘敞年龄偏大，刘奉世年资偏浅，刘攽不到四十岁，正好。不过，司马光一本正经，而刘攽诙谐幽默，两人性格迥异。他爱给人取外号，与之同在三馆的孙觉高大肥胖，孙洙羸弱瘦小，因为同姓同官，送信件的小吏常常搞错，刘攽便给孙觉取外号为“大猢狲”，孙洙为“小猢狲”，说这样就不会搞错了。他初任馆职时，骑一匹骒马上下班，有人说他“怪异”，你就不担心那一群公马把你顶翻吗？他说，我自有办法。人问：“什么办法？”他说，我买一块青布做一个兜兜挂在马屁股上。请其详解，他说，我初任馆职，薪俸微薄，柴火费、烤火费什么也没有我的，不得已买这匹廉价的马代步，而众人则说我怪异，我就用这个兜兜堵住他们的嘴。他与王汾同在馆阁，两人常互相取笑。王汾是个官迷，有一天，刘攽突然对他表示祝贺，问何贺之有？刘说，祝贺你要改章服了（换官袍，标志升官）。王说，未见命令。刘说，早晨听到门使传报，要不你去打听一下。王汾真去打听了，结果是：“有旨诸王坟得以红泥涂之。”王汾因此被“王坟”了一回。御史马默弹劾他“玩侮无度”，好，那就先“玩”你一把：“既称马默，何用驴鸣？”随口就是一篇《马默驴鸣赋》，其中有“冀北群空，黔南技止”之句，讽马默为黔驴。刘攽与苏东坡、王安石都是好友，常互相“开涮”。老实说，司马光不喜欢这类没正经的人，但在治汉史上，全国无人望其项背，便将他调到书局，负责汉代部分。
书局在崇文院正式开张了。从此，中国历史上最恢弘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当时暂名《通志》）从私修（前八卷）变成了官修。英宗给了书局最好的待遇。崇文院内有皇家图书馆龙图阁、天章阁；有国家档案馆秘阁和史馆；有国家图书馆昭文馆，所有书籍和文件编撰者都可以借阅。英宗亲自交代，书局待遇与皇宫同，从大内派出一班宦官以供差遣。写书用的是御笔、御墨和御用缯帛；吃的饭菜出自御厨之手，喝的是御酒；饮食起居，送信跑腿，一切杂务，都由宦官侍候。此外，还有一笔供编撰者零花的“御前钱”。这样的待遇，即使是明代修《永乐大典》，清代修《四库全书》的编撰们也不敢奢望。
[1]《传家集·卷三十七》。
[2]《传家集·卷三十七》。
[3]《长编·卷二百七·治平三年三月辛未》。
[4]《传家集·卷三十七》。
[5]《长编·卷二百七·治平三年三月辛酉》。
[6]《传家集·卷十七》。
[7]《论语·公治长》载，孔子将侄女嫁给了南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