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光《上体要疏》之前，其实只颁布了一个新法，即熙宁二年（1069）七月颁布的均输法。案《宋史·食货志下八·均输》：过去各地所收的实物税全部输送京师，改为以朝廷支出所需决定调运的数量，未调用的物资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达到“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的目的。显然这是汉代桑弘羊均输法的翻版。
王安石变法的策略是先易后难。均输法好处明显，只是对倒买倒卖的商人利益有所影响，所以推行得比较顺利。但接下来准备实行的青苗法一开头就遇到重重阻力。
试行青苗法，朝堂炸了锅
青苗法因以农户田里的青苗做抵押向国家贷款，故名；又因以常平仓和广惠仓的钱粮做资本，故又称常平法或常平新法。常平仓类似如今国家粮食储备库，丰年谷贱，国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粮食；灾年谷贵，国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粮食。这本是一项千年惠政，但只有遇到大灾经朝廷批准才能平粜，以至于粮食陈腐浪费。且平粜实际上只能惠及坊郭户（市民），因为农村灾民根本无钱购买，只能向富户借高利贷，以至于土地被兼并，儿女卖为奴。更有官仓硕鼠与奸商勾结，平价卖给奸商，再让奸商高价出售，甚至粮不出库就能做成售旧购新的假账，赚取差价。广惠仓是仁宗朝根据宰相韩琦提议建立的，因各地均有地主死亡后无继承人的无主土地，便收归政府，雇人耕种，所得租子放入广惠仓，用于救济穷人。但与常平仓一样，很快就成了官商勾结牟利的工具。王安石曾任知县、知府，对此中弊端了如指掌，在任鄞县令时就成功推行了青苗法（时称“和买”）。在他之前，有个县令叫王丝，景祐初年（1034）歉收，他贷给贫家每户一千文，约定次年夏以一匹绢还清，让贫民渡过了难关，人称德政。现在，王安石想将这种贷款的办法逐步推行全国，以各路常平仓、广惠仓所存之一千七百万钱、谷做本钱，在正月、五月，按自愿原则，向困难农户放贷钱、谷，在夏收、秋收时分两次偿还，加利息二分，遇重大灾害允许延期偿还。其目的是：“广储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
尽管有成功的先例，但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是相当谨慎的。在一个县可行，推广于一州、一路可行吗？一州、一路可行，推广于全国能行吗？他有点拿不准。在征求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的意见时，苏辙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为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宴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批评）之者，宴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宴之所言，汉常平法耳。今此法俱在，而患不修；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宴之功可立俟也。”听了苏辙的意见，王安石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他觉得苏辙说得很有道理，他要慢慢考虑，因而有近一个月不谈青苗法的事。
但有两份材料促使他打消了顾虑。第一份材料讲陕西转运使李参为解决陕西历来粮储不足问题，实行青苗法后数年，仓廪丰实，有了余粮。第二份是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打的一个报告，说每到春天青黄不接之时，农民苦乏，兼并之家乘机放高利贷，请求从上缴税费中留下钱、帛共五十万，贷给贫民，一年可获利息二十五万。这个利息达到五分，与王安石设想的二分大多了，且本钱的来源也不一样。在召他进京面议后，王安石决定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青苗法，每路派一名官员专督此事，各州由通判、幕职官一员具体负责，待三路见效后再逐步推开。
与试行青苗法几乎同时实行的是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由受益农户按户等出工出料，不足部分依照青苗法借贷，再不足则向富户借贷，到时由官府负责催还。对农田水利，王安石在鄞县做得卓有成效，有现存的经验，所以对此法的推行颇为自信。
然而，青苗法的试点刚一开始，朝堂就炸了锅。保守派慷慨激昂，众口一词：朝廷言利，非社稷之福。苏轼上了一篇洋洋七千言的奏章，批评神宗不该“以万乘之主而言利”，“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陛下应崇道德而厚风俗，不当急功利而贪富强”[1]。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苏轼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可称之为“道德风俗决定论”，与司马光的人治、德治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神宗对苏轼相当器重，尤喜其文章，虽然不赞成他“不在乎强与弱”、“不在乎富与贫”的观点，但他的观点在朝臣中受到一片喝彩，神宗不能不认真考虑。
司马光没有上疏直接反对青苗法，但按照他的“体要论”，不仅青苗法要废，一切变法的想法都不该有。他拿着历史的武器参加了战斗。
讲萧规曹随，说守成之道
十一月十七日，迩英殿开经筵，读到曹参代萧何为相[2]：
（曹）参代（萧）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讷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之去。日夜饮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参辄饮以醇酒，间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见人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参子窋为中大夫，帝（刘盈）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难道是嫌我年轻吗？）使窋归，以其私问参。参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帝让（责备）参曰：“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袖手），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参为相国，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壹。”
这就是萧规曹随的典故。源自《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和《汉书》卷三十九《萧何曹参列传》，只是文字稍有删节。司马光读罢，评论道：“曹参不变萧何之法，深得守成之道，所以在惠帝、高后（吕雉）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3]这一评论没有用“臣光曰”的形式写在《通鉴》中，完全是有感而发，与司马迁和班固的相关评论区别甚大。
《史记》之“太史公曰”：“（曹）参为汉相国，清净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极称其美矣。”
《汉书》之“赞曰”：“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萧何与曹参）二人同心，遂安海内。”
司马迁和班固是说萧何、曹参顺应人心，改变秦朝酷法，清净无为，与民休息，故受到人民高度赞扬。他们的着重点显然不在萧规曹随上，更没有像司马光这样把它上升到普遍规律，提高到“深得守成之道”的地位。曹参当丞相只有三年。三年不变成法比较正常，百年不变能行吗？此时，宋朝建国已一百零一年了。正在积极推行变法的神宗听了司马光的评论，问道：“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
司马光回答说：“何独汉也！使三代（夏商周）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他解释说，武王灭商，“乃反（返回）商政，政由旧”。《（尚）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诗（经）》曰：“不愆不忘（不缺不漏，可理解为不折不扣），率由旧章。”祖宗旧法，如何可废？汉武帝听了张汤的，多改旧法，汲黯面斥张汤说，高祖成法，你竟敢纷更？汉武帝晚年，盗贼蜂起，即因法令繁苛。汉宣帝沿用高祖旧法，只选良吏治民，天下大治。汉元帝采纳臣僚建议，大改宣帝旧政，丞相匡衡说：此乃舍国家之大好功业，做徒劳之变更。在陛下看来，宣帝与元帝治国，哪个更好？不等神宗回答，他做出结论：荀子曰：“有治人，无治法。”治国在于得人，而不在变法。
但司马光并没有说服神宗，神宗说：人与法也互为表里。
司马光说：若得其人，不愁法不好；不得其人，即使有好法，实行起来也会颠倒变形。因此，应急于求人，缓于立法。[4]
吕惠卿叫板司马光
司马光这一课借古讽今，以萧规曹随的典故，暗批王安石变法。朝廷之中，有人喝彩，有人愤怒。年轻气盛的吕惠卿感到忍无可忍，决定与司马光来一场公开辩论。他前不久被王安石推荐为崇政殿说书，也有了上经筵讲课的权力。于是在迩英殿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当着神宗的面展开了。司马光的《日记·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录》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十一月十九日，吕惠卿、王珪、司马光，三人侍讲。吕惠卿首先讲《尚书》“咸有一德”，讲着讲着，矛头直对司马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