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说他讲的不是事实，一句话就让他转攻为守了。也许王安石觉得再这么争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在三月三日收到了司马光的第二封信后，四日便写了回信，这就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3]：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孔子曰“正名”，孟子曰“先名实”，荀子曰“制名以指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佞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皇帝）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不汹汹然？盘庚之迁（商王盘庚迁都安阳，以避水灾），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计划），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给人民带来恩惠），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这封信司马光看了好几遍，愈看愈感到受到了羞辱。其实他早就应该明白，他与王安石已经无法“和而不同”，而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从政治上说，王安石是个“援法入儒”的人物，而在学问上，他是一个将儒释道三家融合的人。“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公）、孔（子）所不敢从。”[4]在司马光看来，这是学术不纯，是“尽弃其所学”，是不可容忍的。司马光在任馆阁校勘时，写了一部《古文〈孝经〉指解》，曾轰动一时，自己也颇以为意，可王安石在经筵上讲《孝经》时却处处诘难，甚至怀疑根本就是一部伪书，弄得神宗不得不令经筵停讲《孝经》。在王安石看来，司马光之类的纯儒，未免狭隘。
尽管两人已失去了对话的基础，但对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司马光还是写了回信《与王介甫第三书》[5]，从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个方面逐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且人存则政举，介甫诚能择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虽日授以善法，终无益也。
介甫所谓先王之政者，岂非泉府赊贷之事乎？窃观其意，似与今日散青苗之意异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顾以此独为先务乎？
今之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光不信也。
至于辟邪说，难壬人，果能如是，乃国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与变法而讲利者，邪说、壬人为不少矣。彼颂德赞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
……盘庚遇水灾而迁都，臣民有从者，有违者，盘庚不忍胁以威刑，故勤劳晓解。其卒也，皆化而从之。非谓废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
光岂劝介甫不恤国事，而同俗自媚哉？盖谓天下异同之议，亦当少垂意采察而已。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司马光的三封信，第一封是兴师问罪，显得杀气腾腾，但后两封反而从进攻变成了自我辩护。王安石觉得该说的他已经说了，对此信未予回复。因此，《与王介甫第三书》成为两人交往的绝响，从此再无片纸只言之往来。
“三不足”——藏在试卷中的冷箭
上章写到的司马光与神宗关于辞枢密副使的别扭对话，就是在他与王安石绝交后两天发生的。他以辞却美官为代价，孤注一掷，赢得了保守派的满堂喝彩，取得了舆论上的胜利。
朝廷的舆论阵地还掌握在保守派手里。这一点，王安石从一开始就洞若观火，熙宁二年（1069）二月，他在与神宗交谈时说：“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邃谓（着急），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庶几能粗有所成。”[6]显然，他是主张先通过讲学造舆论，待大家赞成其学说后再变法的。但年轻的神宗因不谙时事而等不及了，在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仓促开始变法，所以一开始就陷入舆论围剿。讲学的经筵变成辩论场所，舆论阵地上飘扬着司马光的旗帜。
司马光没能阻止神宗变法的脚步，但神宗也无意拔掉这面反变法的大旗。
就在司马光辞掉枢密副使后不几天，有人来告诉他，王安石提出了一个“三不足”的观点：“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真有此言？来人说，从去年就传开了，现在满朝都知道，原宰相富弼气愤地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无所畏，使谏诤之臣无复施。”好，一针见血！司马光听罢，决心抓住这三句话，给王安石以致命一击。恰在这时，神宗让学士院策试李清臣（韩琦侄女婿）等人，由翰林学士司马光拟题。他抓住这个机会，拟题为：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愿闻所以辨之。
（《传家集·卷七五·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问一首》）
无疑，司马光是想要考生在策问中批判王安石。然而，当试题送给神宗审阅时，神宗令人将题目用纸糊起来，批示：“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第二天，神宗召见王安石，问：“听说‘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答：“未听说。”神宗告诉他：“陈荐（御史）说：‘外间传说如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天学士院送来的策问专以此三事为题，这是何缘故？朝廷何尝有此说法？已另拟策问了。”王安石听了先是大吃一惊，但马上明白了，这是保守派射向自己的冷箭。
这“三不足”中，第一条“天命不足畏”最有杀伤力。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天被视为主宰一切的神灵。皇帝是天子，君权乃神授。但不论皇帝和儒臣是否真的信天，天都是他们用来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工具。他们把天玩在股掌之中，把天作为对付愚民的“天牌”。而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儒臣能够吓唬皇帝的唯一武器就是天。一出现水、旱、地震灾害，或是日、月食，彗星等自然天象，他们便以天谴来告诫皇帝省身修己，布施仁政。司马光把天人关系列入到了儒家礼制之中：“天者，万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违。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于君亦然。故违君之言，臣不顺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顺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顺且孝者，人得而赏之。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7]虽然这段话是他在十几年后写的，但这一观点不是后来才有的。他此时竖起“天命不足畏”的靶子，势必会引来万箭齐发，王安石不死也会是浑身“窟窿”。
也许在这一刻，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感情发生了质的变化，刚给我写了信，怎么能一边写信一边放暗箭呢？但此时他顾不得去想司马光，得认真回答神宗的问题。他说：
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郑伯克段于鄢之典故），乃诗人所刺（《诗经》《郑风·将仲子》），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迹上》）
司马光费心出了一回策问题，结果最后“应试”的只有王安石这一个“考生”。面对这三支箭，第一支“天变不足畏”，王安石躲过去了，而对第二支“人言不足恤”和第三支“祖宗不足法”，则勇敢地接在手里，将其“折断”。他之所以不接第一支箭而躲过去，是因为在当时，“天命不足畏”这句话太雷人了，即使是王安石，也得委婉地讲。这句话，是保守派抓住他的另一句话上纲上出来的，即“灾异皆天数，非人事所致”。“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8]显然，这与司马光“天之祸福，必因人事之得失”[9]的观点大相径庭，更与司马光把天人关系纳入礼的范畴的研究方法格格不入，如果撇开政治，两人还可以“和而不同”，而一旦学术服务于政治，只能是水火不容了。
[1] 《传家集·卷六十·与王介甫书》。
[2]《传家集·卷六十》。
[3]录自《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
[4]［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六》。
[5]《传家集·卷六十》。
[6]《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
[7]《迂书·二则》。
[8]《洪范传》。
[9]《扬子法言·卷第十四·重黎卷第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