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丛目所以历经六年才编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唐以后的史料越来越丰富，按照司马光的要求，对稗官野史、各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也不敢稍加忽视。柳芳所著之《唐历》一书，记载了隋恭帝义宁元年（617）至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的历史，在《通鉴·唐纪》中，将其撷取殆尽。据南宋著名学者洪迈考证，“《通鉴》叙述隋末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征谏诤用《谏录》，李绛奏议用《李司空论事》，叙安史之乱中张巡等坚守睢阳用《张中丞传》，李愬平淮西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处理太原、泽路、回纥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时吐蕃尚婢婢之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划用《金銮密记》，平徐州庞勋用《朝门纪乱》，讨浙江裘甫用《平郯录》，记扬州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这些杂史、琐记叙事完备清楚，《通鉴》岂能弃而不用？”“《崇文总目》，北宋仁宗时成书，是当时最权威的目录书，收书之全，无任何目录书可比。但是《通鉴》所征引的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崇文总目》所未登录的。”[5]
《通鉴》引用了多少书？时有正史十九部，累计一千六百余卷，加注释三千余万字，除此之外，还有国家档案中的皇帝《实录》和臣僚奏议，另有杂史三百余种，约三千余万字。《通鉴》就是从这总计六七千万字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陶冶出来的。据通鉴学学者统计，与现存其他史书相较，《通鉴》秦汉部分未见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部分所用资料有十分之一不见于其他史书，唐、五代部分的史料仅见于《通鉴》的竟高达约二分之一，而被他引用的这些书籍今天多已亡佚。在这个意义上说，《通鉴》为我们抢救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四库提要》评论说：“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所未有。”[6]在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1987）上，陈光崇提供的论文《通鉴引用书目的再考核》指出，经过反复核对，《通鉴》引用的书目应为三百五十九种。
如果说编丛目主要是考编撰者史学知识之博大的话，那么写长编则主要是考编撰者史学知识之精深，即去伪存真的辨别能力。怕范祖禹在编长编时走弯路，司马光特意将刘恕所修之《五代纪》长编中的两卷复写本（“广本”）寄给他做样本。在《答范梦得》一信中说：“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寄去（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恐要见式样故也。”式样统一比较好办，考证异同，辨别真伪，那是要见真功夫的。司马光告诉范祖禹：诗赋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可直删。而留下来的则是“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进〈通鉴〉表》），必须详加考异。《通鉴》中的一段几十数百字的叙述，其考订文字往往高达一两千字。比如，《通鉴》记安史之乱时颜杲卿倡义河北，不过四百余字，而考订文字达二千五百七十三字，引用了《河洛春秋》、殷亮《颜杲卿传》、《玄宗实录》、《肃宗实录》、《唐历》、《旧唐书》、《颜氏行状》等七种史料来对照验证。此外，对王世充巩北之败、安禄山丧师之赦等重大事件，每件事司马光所作的考订文字都有千字以上。据通鉴学者统计，司马光依据《实录》、杂史指出《旧唐书》不确之处约三百七十八处，《新唐书》的不确之处一百九十七处，用《长历》（宋仁宗时天文学家刘羲首编，为我国第一部历史纪年表）纠正正史的年、月、日错误八十多处。这些被司马光汇集于《通鉴考异》一书。考异法虽始于春秋时孔子的学生子贡，代有人为，但多见于正文之注中，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即是。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是我国第一部考史专著，而收进这部专著中的，只是编撰过程中考证的一部分。考异的工作贯穿编撰的全过程，从编丛目开始，经编成长编，到最后定稿。
编《通鉴》的工作量有多大？后来“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曾在洛阳独乐园见过该书的草稿，足足堆满了两间屋子，每个字都一笔不苟，工工整整，感叹道：“先生天下士也，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也。现此书可想见其风采。”
每坐到书案之前，司马光先要洗手，以免手弄脏了参考书籍和长编手稿，翻书特别耐心，从不手沾唾液或水。
丛目、长编都是写在绢上的，绢不像纸，论张，而论尺，论丈。唐代部分由范祖禹作成长编，每四丈截为一卷，共有近二千八百丈，近七百卷。司马光每三日删一卷，然后再润色定稿。我们现在看到的《通鉴·唐纪》仅八十一卷（卷一八五至二六五），从近七百卷到八十一卷，要付出多少艰辛？也许只有当过主编的人才能体会到。
插在史书中的旗帜
任何古代史都是当代史。《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第一读者是宋神宗，选材、叙事，特别是冠以“臣光曰”的史论，就像是在面对面地给神宗讲课。
作为总撰，司马光在史实考证、史料删削、文字润色上下了很大功夫，但最让他费斟酌的还是“臣光曰”。“臣光曰”在全书中所占的文字比重很小，但就像社论是报纸的旗帜一样，“臣光曰”是插在《通鉴》中的旗帜。
全书一百一十九则“臣光曰”，几乎全都在讲一个字——“礼”，诚如其开篇所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因此，即使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与礼治和现实联系不紧，他不发议论，反之，即使并非重大事件，也必然来一则“臣光曰”。“臣光曰”少则数十字，多则千余字，每一则都藏着针砭现实的机锋。
汉高祖刘邦称帝后，朝堂毫无礼仪，功臣宿将嬉笑打闹，宛若闹市，刘邦甚为厌烦，叔孙通主动请求到鲁国故地征召儒生，制定朝仪之礼。刘邦认为这很难，叔孙通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他到鲁地征召了三十多个儒生，却有两人不奉召，认为叔孙通先后侍奉十余主，都是靠阿谀得富贵。礼乐须积德百年方可兴起，现在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何谈礼乐？叔孙通批评他俩是“不知时变”的“鄙儒”。他制定了一套礼仪用于朝堂，臣僚们谁也不敢越礼了，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对此，“臣光曰”：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夫以高祖之明达……然所以不能肩于三代之王者，病于不学而已。当是之时，得大儒而佐之，与之以礼为天下，其功烈岂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
（《通鉴·卷十一·汉高帝七年十月》）
不说此论的正误，只说他为什么就此而大发议论？在他看来，王安石变法就是“窃礼之糠秕”，打着行周公之法的旗号践踏礼治，神宗欣赏王安石就像当年汉高祖欣赏叔孙通一样，是“病于不学”。那么，不肯牺牲原则“以趋一时之功”的大儒是谁？你想去吧！
上述“臣光曰”还算比较隐晦，而有些简直就像时事评论，是写在书中的谏章。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任用官吏实行“三互法”，即乡党、姻亲应回避，甲乙两地不可对换，而要错开，以防官员狼狈为奸，致使幽、冀二州的刺史长期空缺，选不出来。对此，“臣光曰”：
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良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为奸者以巧言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观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
（《通鉴·卷五十七·汉灵帝熹平四年三月》）
把这段史论与他在《论财利疏》所说的“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适所以扰民耳”对照起来读，便可发现，虽然一是疏书，一是史书，但矛头都是对准王安石变法的。
《通鉴》编到《梁纪十五》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十二月，散骑常侍贺琛上疏言四事，一是牧守“惟事征敛，民不堪命”；二是“今天下所以贪残，良由风俗奢靡使之然”；三是皇帝身边的“斗筲之人”“诡竞求进”，“惟务吹毛求疵”；四是要省事、息费。这篇泛泛而谈的奏疏，却引起梁武帝萧衍大怒，亲授敕书，质问贺琛“何不分别显言”？要他一一列出事实、姓名。在自诩简朴勤政之后，要他开列省事、息费的具体项目。否则就是欺罔朝廷。这样，贺琛只好谢罪，不敢再言。司马光把这件事记录得非常详细，在肯定了萧衍“孝慈恭俭，博学能文”、“勤于政务”之后，来了一段“臣光曰”：
梁高祖（武帝）之不终也，宜哉！夫人君听纳之失，在于丛脞（繁琐）；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礼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萧衍信佛，吃素）为盛德，日昃之勤（忙到太阳偏西才吃午饭）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馀切直之言过于（贺）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萧衍在侯景之乱中被软禁困死），为千古闵笑，岂不哀哉！
（《通鉴·卷一百五十九》）
在前面第二十六章，我们讲到李常攻击新法，言之无据，神宗要他拿出实据，引起关于风闻言事的激烈争论。司马光在神宗面前欲为之说情，因神宗揭了李常的老底而没能开口。他当时想说而未能说的话，现在通过“臣光曰”痛快淋漓地说了。他是在批梁武帝，更是在批宋神宗。
书局内静悄无声，但风雷在笔下涌动。司马光的视力越来越差，看书时鼻子几乎要碰着书页了，写字时白胡子也随着笔锋在绢上扫动。独乐园的时光是他政治上最失意的阶段，却是他作为学者辉煌的顶峰。人生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洛阳给书局提供了一个清净的环境，而编撰者内心的清净比外部环境的清净更为重要。首都东京发生的事，隔一两天就能传到洛阳。而洛阳又是失意官僚喘息休养的首选之地，官宦之多，仅次于东京。与这些人相聚，要保持清净，难。
[1]《长编·卷二百四十三·熙宁六年三月丁卯》。
[2]《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
[3]《点滴集》第526—538页，河北大学出版社。
[4]《传家集·卷六十三》。
[5]李昌宪：《司马光评传》第399页。
[6]《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史部·编年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