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六日，王安石在金陵逝世。对司马光大废新法，他一直处之淡然，但听说免役法也被废了时，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沉默良久，说：“此法终不可罢也。”[11]现在他走了，司马光给吕公著写便签说：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而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转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如何？更不烦答以笔札，扆前力主张，则全仗晦叔也。
（《长编·卷二百七十四·元祐元年四月癸巳》）
他给了吕公著一个“优加厚礼”的原则，委托其全权处理。“诏再辍视朝，赠太傅，推遗表恩七人，命所在应付葬事。”（同上）司马光给了王安石应有的哀荣，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气度，但他关注的重点是“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他可以对死去的王安石宽宏大量，却不可饶了活着的新法派人物，即他在上述便签中所说的“谗佞”。在吕惠卿和章惇被驱出朝廷后，五月初，韩缜也终被扳倒，“三奸”全部除净，于是以吕公著为次相，韩维为副相。章惇被贬时，已任范纯仁为同知枢密院事，李清臣、吕大防分别为尚书左、右丞。至此，八名执政中，保守派占了六名，掌控了政府和枢密院。
然而，役法问题不可能因权力斗争的胜利而自然解决，要真正施行，还得详定。苏辙、王陶等上疏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比如：熙宁前，一县差役一千余人，行免役后三减其一；官员养马，差役时一官养五匹以上，饲料、人工全由役人承担，行免役后，一官只一匹马，役人拿工资，饲料费由公家承担；新官上任要修整房子和置办“行头”，所差役人和所征木头等材料多出一倍以上，多者被留作私用，而免役法规定官宅雇工整修，不可差役征物；官员迎送，最远有数千里，过去差人很多又不给盘缠，多逃亡，免役法规定只派两人，公给盘缠。因此，应并取免役、差役之便民处参用。
苏辙的言论尤其让司马光讨厌。他上疏说：复差役后，“贪官暴吏私窃以此相贺。何者？……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县，已自慑怖。而况家有田业，求无不应，自非廉吏，谁不动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扰，当复如旧。访闻见今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经岁月，旧俗滋长，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12]。司马光说复差役，“道路农民迭相庆贺”，苏辙这番话等于打了司马光一耳光。
再说苏轼，本是役法详定所成员，开始请假不上班，司马光就很不满意，谁知上班后更让他恼火。对司马光尽废免役的做法，他讽刺说：“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鳖相互踢）。”司马光不解，问：“鳖安能厮踢？”苏轼说：“是之谓鳖厮踢。”司马光终于明白，他是说尽废免役像“鳖厮踢”一样不可能。苏轼提出免役、差役择善参用，官赠空地以雇衙前的新思路。司马光勃然作色，不让再讲。苏轼说：“昔韩魏公（琦）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司马光“不悦而罢”[13]。回到学士院，苏轼边脱官帽，边连声说：“司马牛！司马牛！”此事遭到追随司马光的台谏官交相攻击。苏轼连章请辞详定司，准。
对此，朱熹评论说：“温公（司马光）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比如争顾（雇）役法，七八年来争去争来只争这一事。他只盯着一个理，要是让老百姓掏腰包，就是不合理，就得废除。其实他不知道，百姓对顾役法还是很认同的。”[14]
新法废尽，油干灯灭
在苏轼辞职时，病卧一百三十余天的司马光病情好转。五月十二日，他在儿子司马康的搀扶下朝见了高太后和小皇上，但足疮未愈，不能跪拜。高太后恩准其三日一到政事堂议事。议啥？役法是一个跳不过去的坎。匆忙复差役不仅使其原有弊端死灰复燃，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所差之人初次见官，就有被索钱一二十贯的。因官员用惯了原雇之人，新来的差役不熟悉工作，便百般凌辱，逼迫他“自愿”雇原差代替。按司马光说的两人私下议价，原差于是漫天要价。苏辙上疏要求朝廷下令监督查处，没有回应。司马光一直以为废免役的敕令大意已善，小的疏略可边执行边纠正，现在不得不出来补漏洞了。六月二十八日，他上《乞申明役法劄子》，共七条，其中四条纠偏，三条是修正自己原先的意见：定差人数不一定非按旧法，由州县根据情况自定报批；官户、僧道、单丁、女户出免役钱的问题，不是说月入十五贯、岁收百石就非收不可，达不到三等户标准的不收；被差役人雇人代役，工资不得超过原官雇数目。除此外，并依二月六日敕令施行。他想以此来结束役法的争论，高太后也按他的意见再次下了诏，但夹生饭还是夹生饭（司马光死后六年，役法才定下来，免役、差役参用）。
司马光要除的“四害”还剩两“害”，一是将兵法，二是与西夏的领土争端。
从根上说，将兵法是范仲淹的发明。宋代重文抑武，军队实行更戍法，频繁零散调动，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屡战屡败。仁宗时范仲淹镇守延安，将一点六万军队打破建制分为六将，训战合一，每战必胜。王安石变法，范仲淹的老部下蔡襄据此创将兵法。将成为宋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每将三千至一万人，由一主一副两员将领统领，从而精干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尽管这与王安石关系不大，因是新法，司马光也将其废了。
关于宋夏战争由来，前已述，只说神宗改消极防守为主动进攻后，虽有灵州、永乐之惨败（第三十二章），但占领了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兰（今兰州）的广大地区，控制了横山北侧的重要堡寨，赢得了战略优势。元丰八年（1085）神宗逝世不久，西夏掌权的梁太后也死了，主动向宋进献梁太后所遗马匹和白骆驼，请求归还米脂、兰州等寨，被拒绝。这成了司马光的一大心病。
元祐元年（1086）二月初三日，病中的司马光上《论西夏劄子》[15]，提出得地无用论：
臣窃闻此数寨者，皆孤僻单外，难于应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地非以险要，不足以守御，中国得之，徒分屯兵马，坐费刍粮，有久戍远输之累，无拓土辟境之实，此众人所共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