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舒群交往较为密切是在十年浩劫之后。1978年作协恢复工作，我们又先后从辽宁、河北回到作协。特别是80年代初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虎坊桥甲15号，楼上楼下互为邻居之后，见面交谈的机会就频繁了。至今我的眼前还不时清晰地浮现出这样的情景：当我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到宿舍大门口，常常会见到舒群圪蹴在门前台阶上沉思默想，或凝视街头风景。每当这个时候，他总要同我聊上几句，或问起一些文友的近况，或议论文坛的一些热点和新鲜事。有时他也约我到他书房里聊天谈心。交谈的话题极其广泛，可说是无拘无束，无所不包，从30年代左联到80年代文坛的论争，从获奖作品的成败得失到他个人的写作计划，话匣子一打开，往往就不容易收场了。有一次我对他谈起：我很喜欢他30年代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小说所刻画的不甘当亡国奴的少年形象，他那苦难遭遇和坚强性格，至今深深地镌刻在读者的心坎上。不少儿童文学作家依然把它看作儿童小说的经典。当他的《少年chen女》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我真诚地向他表示祝贺，称赞他又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天真又敏感、忧郁又倔强、自尊心极强的少年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在我看来，舒群的作品都蕴涵着对生活丰富而深刻的感受；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并赋以鲜明的时代色泽；讲究文字语言，笔触洗练精致，在以情感人上下功夫。正是这些创作特色，使舒群的作品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
舒群信奉并践行“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颠扑不破的原则。1986年春夏之交，年届73岁高龄的舒群对我谈起：最近觉得身体状况还不错，有个“野心”，打算下去转一转，准备到自己熟悉的辽宁本溪住一段日子，这样也许能写出一点新作品。时隔不久，他又来到我的房间，颇为激动地说：粉碎“四人帮”后，在同辈作家中，自己写得不算少，已写了中、短篇30多篇。“我70多岁了，还要求下去，理应得到支持。可是由于住宿费开支大等原因，作协办公室、本溪市文联似不是那么热情支持。”他还说：“我下去既不住宾馆，又不吃山珍海味，当然也不能去‘送死’，只要有必要的条件就行。”我当即表示真心实意支持他到本溪去走走、看看。第二天，我与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作协办公室商量后，立即打电话告诉他：去本溪的旅差费包括住宿费报销没问题，放心地下去吧，不必有什么后顾之忧。
1932年入党、1935年参加左联的舒群，担任过延安鲁艺教员、文学系主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亲历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名副其实的老党员、老干部、老作家。但他从不倚老卖老，没有一点架子。本来，在上世纪80年代，他除了曾一度担任《中国》刊物主编外，在作协没再担任什么行政领导职务。可他始终关注文学发展的大局，关心作协的整体工作。他多次与我和达成同乘一辆车去沙滩作协机关，参加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或处级以上干部会，有时坐硬板凳，从头到尾一坐三小时。当我对他说“你年事已高，有些会就不必参加了”，他的回答是：“我也是普通一兵，不能置身于文学队伍之外，来听一听，对我了解文学界实际情况也大有好处。”
作为一个老党员，他处处、事事以党员标准、党员行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党性很强。有一次，他和我同车去作协机关参加作家支部的学习讨论会。他告诉我，今天学习讨论党的十二大文件，他已做了认真准备，写了发言提纲。他说：每次在支部大会、小组会上发言，都先写一发言提纲，至今还把这些提纲保存在手边。1985年整党学习后，舒群极其认真地填写党员登记表，一笔一画，写得非常工整。“简历”一栏，他写了25行，留下的空白，不够填，只好把近期的经历从简缩写了。对此他还特别说明：希望组织上审查时注意这个情况。对“收获和努力方向”这一栏，他也一点不马虎，真正是费了脑子、做了思考，力求用简洁的文字概括而完整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愿望。
1985年7月1日，迎来党的64周年生日，作协机关党委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在鲜红的党旗下，16位新党员庄严地宣读入党誓词。舒群作为老党员的代表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经过挫折、失败，千锤百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半成熟、成熟期。邓小平、胡耀邦说要经过一百年艰苦奋斗，我们国家才能真正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讲到这里，舒群十分激动地接着说：“良辰美景，我们这一辈是看不到了，希望我们的后辈能看到，至少能看到良辰的曙光，美景的影子。为此，我们要努力奋斗啊，使一百年缩短、再缩短一些。”最后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从舒群身上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一个富有崇高理想信念，向往美好未来的共产党人的精、气、神。
舒群对后辈的关心、爱护，我更是感同身受，终生难忘。1988年初我遭癌魔侵袭，舒群得悉后立即打来电话表示慰问。他说，他已专门打电话给他的老战友、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树则，向他了解鼻咽癌的治疗方法。他希望我和家属再多方面打听一下，在医疗上要有个总的计划安排。过了几天，年届75岁、身患多种疾病的舒群又亲自登门探视。我们所住的那栋宿舍楼没有电梯，他一级一级地登上我所住的五层楼已是气喘吁吁，面色铁青。由于患有体位性高血压症，他一进门就蹲在地上，仔细了解我的治疗情况；并再次表示必要时可介绍我和老伴去向黄树则请教请教，或请他介绍最好的大夫来会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方面，思想、情绪上无论如何要放松，想穿了，无非是一条命呗，不要坐立不安，心事重重；另一方面，对这个病又要认真对待，争取时间，抓紧治疗，不要耽误。”他一席恳切的话语像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房，增强我战胜疾病的勇气和力量。我的老伴也感动得几乎流泪。我们由衷感谢这位心直口快、古道热肠的老前辈。
2013年9月2日
冯牧的言传身教
冯牧同志谢世前三天，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得悉他病情危急，当天下午就和同一幢楼住的几位同事一起赶往医院探视。我们生怕鱼贯而入惊动了他，没敢贸然进病房，以致没能最后见上一面。而在这之前一些日子，我和唐达成一起去病房看望时，又正好碰上他发高烧至40摄氏度，面色苍白，两手颤抖。他免疫力极差，不让我们与之握手，不无沮丧地对我们说：“你们待上几分钟就走吧！”两次探望，都没能同我所敬重的这位老领导说上几句话，怎么能不令我抱憾不已呢！
我凝视着照相簿上冯牧那面露微笑、和蔼可亲的相片，想起了多年来他对我的一次又一次情深意切的谈话。
1978年作协恢复工作不久，我由一所工科院校回到文学队伍。到作协报到后，第一个找我谈工作的就是冯牧。我还清晰地记得，一个秋天的傍晚，在黄图岗他那间不算宽敞的书房里，他在外面刚开完一个会，匆匆赶回家，放下手提包，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决定让你到《文艺报》工作，现在作品很多，没有人看，需要有几个人坐下来，认真地读一读这些作品，为编辑部拟定一些选题，组织评论文章，自己也可以动笔写一些文章。”当我表示“很愿意做这项工作，只是刚归队，多年没动笔，一时未必能写出像样的文章”时，他又热情地鼓励我：“你50年代就在作协创作委员会，也为《文艺报》写过文章，还是有基础的。熟悉一段情况后，是可以胜任的。我可让编辑部少让你参与一点具体编辑工作，有更多的时间阅读、思考。我50年代末到‘文革’前，在《文艺报》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四次文代会后，由于李季执意让我到作协创作联络部工作，未能如愿到《文艺报》从事文学评论，至今我还引以为憾哩。但当时冯牧对我的鼓励，寄予的希望，我是难以忘怀的。
在新时期，冯牧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发现、扶持文学新人做出的成绩，可说是有口皆碑。80年代，我有幸同这位驰骋当代文坛的骁将在作协党组共事八年，不能不说是一种机遇、一种幸运。1982至1984年，是我同冯牧接触最多，也是我获益最多的三年。那时，冯牧担任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主持书记处的工作。我刚进党组，协助组织书记处的工作。当时的四位常务书记——冯牧、朱子奇、孔罗荪、葛洛，都已年逾花甲，有的已年逾古稀，尽管我也50出头，但在他们面前，是后生晚辈，还算个年轻人。新旧交替，以老带新，我是他们传、帮、带的对象。冯牧以其丰富的阅历、正直的品格、广博的知识、勤奋的精神言传身教，给我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动的课。
上的第一节课，可说是属于“入门须知”、“干部必读”一类的必修课。在一次会上，冯牧对着新进作协领导班子的我和唐达成、谢永旺说：“要做好文学战线的组织领导工作，第一，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有丝毫的动摇；第二，要了解、熟悉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勇气坚持马列文论的基本原理；第三，要时时刻刻、毫不懈怠地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促进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团结。”他不仅从正面讲，而且还不止一次地在整党学习会、民主生活会上现身说法，解剖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恳切地希望我们扬其所长，补其所短。他谈起自己对文学艺术的基本规律有一点认识，有一定素养，但水平不高；对新事物比较敏感，对新涌现的作家、作品感情深，兴趣浓，但向老作家请教少，看望他们不多，有一种不健康的清高思想；十分重才、爱才，但有时容易轻信，过于宽容，温情主义，说是东郭先生、伊索寓言里的农夫，都有一定的道理。他还讲起自己不会弹钢琴，当不了班长，不善于做行政组织工作，有相当浓烈的个体的、自由职业者的书生气，对机关事务往往大而化之，心不在焉。冯牧的这幅近乎苛刻的自画像，不时浮现在我眼前，鞭策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鼓舞我在工作上、事业上向高处登攀。
在冯牧麾下工作的那几年，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他身上一些闪光的东西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他旗帜鲜明、不遗余力地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复强调文学要同时代相结合，同人民相结合。文学的创新不能离开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能离开千百万人民群众，应当提倡曲高和众。对贬低和否定现实主义、民族传统、现当代文学的革命传统的思潮，表现出一个老革命战士的激愤之情。
他始终同文学领域生气勃勃的新事物、新生力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热情地为之鼓与呼。他对当代文坛的动态、信息，可说是了如指掌，我们总是从他那里最早获知一些文学新人新作的名字和一些引起争议的作品、评论文章，然后急忙找来匆匆浏览一番。当我们几个新进班子的“年轻人”为日常事务缠身，没有时间读作品、写文章而叫苦不迭时，却不时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冯牧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篇又一篇很有见地、文采的文章。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分身术，挤出时间读完他所评论的那些中短篇和长篇的！
他平等待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上级、领导、长辈的架子。加上他学养丰富，具有广泛的、多方面的知识，因此他像磁铁般地吸引了那么多艺术家和中青年作家做朋友，同他们坦诚地、推心置腹地谈人生，谈艺术。我到他家客厅谈工作、聊天，或到医院病房去探视他，在我的记忆中，差不多每次都会见到高朋满座、谈笑风生的情景。有时我和他谈兴正浓，言犹未尽，忽然门铃一响，来了外地客人或艺术界的朋友，我往往不得不怀着遗憾之情而提前告辞。
冯牧满怀热情地关注、支持中青年干部的成长。他真诚地表示，要使新上来的中青年干部有职有责有权，放手让他们干，在干中增长才干。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妄自菲薄，有自卑感，总觉得自己没有几本书，没有名望，不要胆怯、有畏难情绪，要理直气壮地走上领导岗位，这个班接得越快越好。”他不仅热切地期望中青年干部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还希望他们在业务上有所建树。我永远忘不了作协“四大”后领导班子新旧交替时，冯牧对我说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沛德对一些文艺问题的看法，态度还是鲜明的。你考虑问题、办事情细致、周密，确实是个秘书长的人才，对党组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当然，要当好作协秘书长，不仅在行政上、组织上要很好地协调、运转，还要在方针政策上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沛德身上还有很多潜力可挖，希望你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提高专业水平，在理论、文化、业务方面，力求具有更广泛、深厚的素养，成为周扬所要求的那样的杂家，一个称职的、名副其实的文学组织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