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是已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和斗争经历的作家，可以在深入生活时参加一定的工作，同时又有一定的机动性。因为这样既能够达到深入体验生活的目的，又可以照顾创作，不至于完全陷在工作中而拔不出来。
还有少数作家是刚从工厂、部队的工作中抽调出来的，已有较丰富的生活基础，在开始创作时，感到尚有某些材料需要补充了解，这种情况就不必参加工作，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访问，补充材料。如果能在工厂或前方写作，那就更好；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不脱离生活根据地目前的生活斗争，也可以使作家的创作随时都在浓重的生活气息感染中进行，这会有很大的好处。
主张担任实际工作职务的多数同志认为：最好是担任副职。如果是党员，到工厂可以担任党组织或工会的副职并深入一个车间，或者担任党委或一个生产部门党支部副书记，同时参加党委和行政的会议。到农村去的应较长期地深入一个村生活，担任县区干部或村干部（党区委的副书记或委员、村支部的副书记或委员，区助理员等），并能参加县委会、地委会。到朝鲜前线部队生活去的最好的方式是以一个师或团为范围，重点深入一个连队。担任党委、军队系统的副职是困难的，但可以帮助他们做些政治工作或文教工作，如上党课、时事课，替战士写信，教战士识字，教歌等等。
林漫同志说：“担任一些领导工作，从一方面来看似乎是妨碍创作的，但实际上对创作是有好处的。”因为参加领导工作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更深刻地体会党的政策，生活的视野就更加广阔了。所以到工厂、农村或部队中去，应该根据自己的政治条件争取参加更高级的领导会议，如地委、省委的会议等。
四、体验生活与创作
到生活中去就要仔细深入地观察、研究人的面貌，周立波同志说：“作为创作材料，亲身经历的比看见的好，看见的又比听到的好。”李蕤同志和魏巍同志的结论是：要把做（实际体验）、看（观察）、听（调查、记录）、想（思考分析）四者结合起来。因此到生活中去亲身体验是最主要的，但也不能忽视、不必反对搜集记录材料加以分析和研究的工夫。根据个人的习惯，可以随身带笔记本，随时记录。记录材料越详细越好，虽然这些东西往往百分之九十不能用到创作中去，但是记录了总是有好处的。
在深入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应该把自己的感受与体会写成短篇小说、短诗、散文报道等。因为这样既可以迅速地反映当前的现实生活，多少满足人民对文学的要求；同时这与创作长篇的任务也并不矛盾，相反地可以为创作长篇做好一些整理、准备工作。在不妨碍深入体验生活的原则下，应该多写些短小的作品。第二批深入生活的作家的创作计划里都打算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经常写些短篇。
另外，作家在深入生活时，应该关心帮助群众文艺活动的开展。河北文联的思奇同志说：“我自己打算下到有村剧团的地方去，帮助他们写些小东西，排个小戏，这对自己体验生活是有好处的，对长远的创作计划也是有好处的。”并且在帮助群众文艺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还可以有意识地学习民间文艺的精华，用以丰富自己的创作。
五、学习问题
深入生活期间必须坚持学习，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否则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创作任务。
学习的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1.政治学习：经常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时事、党的政策，组织上应该注意照顾党员作家对党内文件的学习；对非党员作家也得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一定的照顾。2.有关工农业政策和基础知识的学习：到工厂去的应该学习工会法、劳保条例及有关的生产技术和工厂管理的文件；到农村去的要学习有关互助合作的政策和当前农业生产运动的文件等等。3.文学艺术业务方面的学习：应有计划地学习中外古今的文艺作品，这对自己观察、体验生活是有很大的启发的。
大家认为：应该在制定深入生活和创作计划时，同时订立学习计划。这样可以保证学习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在一定时间内达到一定的要求和分量。第二批深入生活的作家中有些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还把必要的书籍带在身边，准备下去之后随时阅读。
还有，在深入生活期间，因为要参加当地的工作，不可能有非常正规、经常的学习制度，但是保证每天有一定的学习时间（如每天学习一两小时）是能做到的，这主要取决于自己对学习重视的程度。
1953年7月
谈谈创作计划
对于创作计划，作家中间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想，如果能对这个问题取得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毫无疑问地，那对创作是会有益处的。这里我准备简单地谈谈自己的意见。
作家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就是说，它是具有和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不同的特点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和工业生产是不同的。作家的任务是要了解人的灵魂，塑造人的灵魂；也就是要深入到人民的精神和思想里面去，发掘和表现那些高尚的品质和优美的感情，鞭挞和清除那些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毒瘤和渣滓，做一个建筑新的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即共产主义的思想建设的工程师。应该说，创作是一种特殊的劳动，是一种复杂细致的劳动。创作劳动的这个特点也就规定了创作计划是和生产计划有区别的，它不可能有现成的规格和统一的定额，也不可能有精确的生产指标和数字，所以创作计划确实是世界上最难定的计划。可是，“从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每个作家一定要有计划”（法捷耶夫）。实际上，从不少作家的创作经验来看，开始写作之前都是要拟定一个计划的；至于这些计划是非常详细还是比较简单，是写在纸上还是记在心里，那可以根据作家个人的习惯来决定。有些作家说自己没有计划，事实上他是不会没有创作计划的，只是因为某种缘故，比如还不够成熟，还没有把握，因此暂时不愿说出来。
创作要有计划，但这种计划必须是从现实出发，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概念出发，从抽象的主题出发，从政策条文出发。从创作过程来看，作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党的政策和总路线，是为了获得打开现实生活宝库的钥匙，为了不致在生活的海洋中迷失方向。理论政策可以帮助作家掌握现实生活发展的动向，帮助作家明了什么是今天现实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但作家却不应该简单地依靠理论政策来规定创作的主题。因为作家要真正获得创作的主题，还必须到伟大丰富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中去，根据自己对实际生活的了解和感受来把握主题，确定题材，酝酿人物形象。订立创作计划要以生活为依据，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有些作家预先确定主题，甚至安排好故事情节，然后带着现成的框子到生活中去搜集材料，这种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创作实践中是注定要碰壁的。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作家根据主观的设想或政策的需要而拟定自己的创作计划，这方面也不难找到失败的例子。一个作家，如果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即使他目前还没有深入生活，他倒是可以根据过去的生活经历拟定创作计划的。当然，假如他要写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题材，就必须再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但是，相反地，一个作家如果很少实际生活的知识，即使他已到生活中去，由于产生了急躁情绪，刚刚接触实际生活，就匆匆地拟定一个20万字或30万字的创作计划，这样的计划可以肯定说是不扎实、不牢靠的。
创作计划只能是初步的、大体的，不可能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法捷耶夫说：“一个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即使经过十分周到的酝酿和深思熟虑，那他也只有在极稀有的情形下才能全部实现工作刚开头所预定的计划。”潘诺娃也这样说：“我从来不能按照一个预先想好、一成不变的计划写长篇小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发展往往突破作者最初的构思，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创作计划。因此，每个作家应根据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情况，来修正、补充、丰富自己的创作计划，而千万不能被原来的计划所束缚。换句话说，只要按照生活的真实，按照生活发展的规律，在创作实践过程中，创作计划是可以有所变更的；不但可以改变，如果强制自己按照原定的计划写作，其结果则会限制，甚至于破坏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自然发展，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性和真实性。
根据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而制定的创作计划，可以帮助作家很好地进行创作工作；同时，也可以帮助负责组织领导创作的文学艺术团体了解和掌握创作的基本情况，督促作家勤奋地劳动，提高工作的责任感；特别是像电影生产部门，根据客观的需要和主观的创作力量拟定电影题材计划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必须努力保证每年影片生产计划的完成。但是，总的说来，文学艺术的领导部门应该了解文艺劳动的特点和创作的特殊规律，不宜过分强调“加强计划观念”、“按时完成任务”，更不能简单地把作家是否完成创作计划当作考核作家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在这方面，文学艺术团体主要应该多了解一些具体情况，从各个作家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帮助他们深入生活、认识生活，在创作上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而不要一味地抓牢创作计划。我认为，文学艺术团体可以对作家个人的创作计划提出一些意见，但不能采取审查批准的办法。而且，领导上提出的意见的性质和作用，最好是限于提示、启发和鼓舞，帮助作家进一步认识自己所选定的主题、题材、人物，满怀信心地感情充沛地去完成创作任务。而作家更不能把领导上的意见看作决议和命令，不能被动地依赖领导，这正如丁玲同志所说的：“作家并不像孩子那样离不开保姆，而要独立生长。因为创作无论怎样领导，作品是通过个人来创作的。”
1954年3月
迎接百花齐放的春天——访长春的几位作家
当我初到长春时，还有几分寒意。这里，春天来得比较晚。
在长春，“放”可说是知识分子心中的春天。可是，这个春天似乎也来得比较晚。人们告诉我，过去长春学术界、文艺界一向是平静的、沉寂的。最近，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的两次讲话后，吉林省委又召开了文学艺术工作者座谈会，长春市委正在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在这两个会议上，人们或多或少地倾诉出长久以来藏在心底的愿望、苦恼和对领导的批评。长春不再平静了，人们在思索着、议论着……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座谈会上鼓励文艺工作者鸣放，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春的讯息。
在这冬去春来的时日，作家们有些什么心思，又有些什么新的打算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这里的几位老作家。
我首先访问了汪馥泉同志。他现在担任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在“五四”以后就开始写作了，著有《新文学概论》《现代文学十二讲》等书，鲁迅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里还收有他的作品哩。可是，这几年来，文学界似乎把他遗忘了。
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从毛主席的讲话上打开了。他认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党和国家有力量、有把握才能“放”。
他说，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后，解除了不少思想上的束缚。以前写了东西，没有勇气拿出来。前些日子出版社来约稿，他准备把《〈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给出版社看一看。这本书是1945—1947年间写的，有六七万字，写好后一直放在抽屉里，最近他要把它改一改。
谈到最近的写作、研究计划时，他告诉我，准备写一本关于《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生平的书，并打算编一本中国文学词典。这本词典的内容大体上包括作家、作品、流派、术语等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可能还要花两年时间才能编成。他说：“青年很需要这样的工具书，现在连一本比较完备的词典也找不到。”
他又兴奋地告诉我，他和蒋锡金同志还准备办一个杂志，内容是关于文、史、哲方面的，偏重于资料介绍，也登理论研究文章。他很认真地说，目前中国的学术水平还很低，需要下功夫钻研学问。青年读的书比较少，应当把过去的遗产经过整理，介绍给他们。他和锡金同志办杂志，也是想在这方面尽一点力。
汪馥泉同志已经59岁了，身体不够好。我凝神注视着他那花白的头发，那消瘦的面容，不由得为这老年人求知、办事的热情所感动了。
汪老又谈起他的老朋友、老同事。他特别提起在北京的汪静之同志。他说：“汪静之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一个很诚恳的人。过去他和冯雪峰等被称为‘湖畔诗人’，是一个老作家了。我两次到北京时，都曾去看望他，知道他有些苦闷。他一人在家里写作，和别人往来少，作家协会应当经常去看看他。对老年人要多鼓励、照顾、帮助。
“汪静之曾告诉我，他有一个写作计划，准备写一部伟大的诗。我曾对他说，你要大胆，不要怕犯错误，同时要多同别人商量。”
从汪馥泉家里走出来，我边走边想着：是呵，作家协会无论如何不应当变成衙门，应当成为作家的知心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