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可说是对儿童文学情有独钟。《文艺报·儿童文学评论》专版的问世，给我为儿童文学鼓与呼提供了一个颇为难得的平台。这么多年，我在专版上发表过或长或短的文章可能有三四十篇。其中有宏观扫描的，如：《新景观 大趋势——世纪之交我国儿童文学扫描》《为新中国儿童文学勾勒一个轮廓》等；也有对金波、樊发稼、刘先平、曹文轩、秦文君、郑春华、黄蓓佳等的作品评论。还有回忆、怀念儿童文学前辈或兄长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金近、郭风、刘厚明等的散文。近些年我差不多已养成一个习惯：每当写出有关儿童文学的文章，总要考虑一下是否先投寄《文艺报》。发出稿子时，也总要向编辑表明：能登就登，千万不要勉强，让你们为难；如不合适，告我一声就行。有时为避免近水楼台、频频亮相之嫌，我有意识地把一些自我感觉还不错的稿子投向其他报刊了。《文艺报》的文学编辑，从上世纪50年代的敏泽到80、90年代的冯秋子、明照、刘颋、刘秀娟，在交往、合作中，我深切感受到他们的敬业、热情、平易与细致。
我不是那么勤奋，也没写出什么有特色、有分量的文章。但《文艺报》编辑部对我的写作成果，可说是一向关注、支持的。每当我出版一本新书，总会发消息或评论。早在90年代初，就在显著位置发过彭斯远的《批评是为了发展——束沛德儿童文学研究漫议》，对我的评论见解和特色做了简洁的概括。当我的散文集《岁月风铃》、评论集《束沛德谈儿童文学》出版后，《文艺报》不仅及时发了召开座谈会的消息，还发了多篇评论文章。评论家陈辽就先后写了题为《束沛德的岁月风铃》《儿童文学园地里的守望者》的文章。散文集《龙套情缘》、评论集《守望与期待》、随笔集《红线串着爱与美》问世后，吴然、李东华、陈中天等都发过评介文章。两年前，《文艺报》还发了史伟峰写的专访《乐此不疲地鼓与呼》，记述了我从事儿童文学评论的历程和感悟。朋友们热情的评说，为我鼓劲、加油，激励、鞭策我在文学路上继续前行。
岁月如梭，转瞬之间，即将迎来《文艺报》65华诞。我面前放着一本封面发黄、书页上水渍斑斑的《文艺报》（1—13期）合订本，周刊16开，每期12—16页，那是1949年5月4日至7月28日作为全国文代会筹委会和一次文代会的机关报出版的。我清晰地记得，在上海上大学期间，星期天到福州路逛书店，无意中发现了这本刊物。这个合订本留下了《文艺报》呱呱坠地的身影。当年它并不引人注目，如今已成为稀缺的、弥足珍贵的史料。我的一个书柜和书房一角还堆满了从创刊至今的全套《文艺报》。多少年来，生活动荡，工作调动，经历了几次举家大搬迁，不少心爱的报刊杂志都先后忍痛处置了。唯独这份完整的《文艺报》，我始终爱不释手，难舍难分。
面对今日的《文艺报》，我想，这张历史悠久、代表主流声音的报纸，同样面临一个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问题。如何使之更好地顺应时代大潮、贴近文艺实际、满足读者需求，努力做到坚守文学品质又富有鲜明特色，丰富精粹又生动亲切，看来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作为一个老读者、老作者，我默默地、真诚地期待着、守望着。但愿它越来越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和喜爱。不管怎样，我始终不渝，会让这个真挚的旅伴，陪我一起走完自己漫长而平凡的人生路、文学路。
2014年3月8日
涉足儿童文苑
说起我和儿童文学的缘分，难以忘怀几位老师对我的引导、启迪和教诲。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赵景深，是我国早期儿童文学理论、创作、翻译、教学的拓荒者、探索者之一。他翻译过格林、安徒生的童话，最早在大学开设童话课，著有《童话概要》《童话论集》。他那优美的、富有诗意的童话《纸花》《一片槐叶》，童话诗《桃林的童话——给亲爱的小妹慧深》，都在我早期阅读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上中学的时候，曾多次向他主编的《青年界》投稿。在这本杂志的《读者园地》一栏里，先后登载过我写的散文、速写《灯下自修记》《张先生的病》《房客的悲哀》《钟声》等。赵先生不止一次地给我回信，鼓励我写自己熟悉的校园生活，多读一点中外文学名著。他还用清秀工整的毛笔字，字斟句酌地修改我写的一首题为《走向遥远的边疆》的诗。那时，我企盼见到赵先生，想要当面聆听他的教诲。
没想到，我一考进复旦大学，就和赵先生不期而遇了。《国文》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在强大的教授阵容中，有郭绍虞、陈子展、章靳以、魏金枝、方令孺等，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我所熟悉又敬重的赵景深教授。赵先生讲课很生动、风趣，不时穿插讲一些文人逸事、文坛掌故，有时还哼几段京剧、昆曲，连唱带表演，引起阵阵笑声。他对外国文学很熟悉，不仅常常介绍狄更斯、左拉、莫泊桑、契诃夫等大作家，也偶尔推荐沙尔·贝洛、安徒生、王尔德、格林兄弟、豪夫、科洛狄等儿童文学大家的名著。赵先生对我这个《青年界》的小作者并不陌生，似有一层特殊的感情，还按照我的兴趣和愿望，为我开列了一份参考书目。我从学校图书馆找到了《敏豪生奇游记》《鹅妈妈的故事》《荒岛探宝记》等书，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使我对外国儿童文学增进了了解。对我的作文，赵先生也鼓励有加，经常给以88、90的高分，并写下“有正确的政治立场，有熟练的文字技巧”、“文字明快有力，首尾完整”等评语。可以说，在我的文学之旅中，赵先生是第一个引领我向“儿童文学港”靠拢的人。
我走上工作岗位，第一个上级恰好又是儿童文学老作家严文井同志。近些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他向别人说起：“1952年秋，我在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让我去全国文协。我带了两个秘书，一个是丁玲的秘书陈淼，一个是周扬的秘书束沛德，到文协打前站，最早投入中国作协的筹建工作。作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们是亲身经历的。”我还记得，跨进文协大门不久，文井同志就情真意切地对我说：“你年纪很轻，只要自己努力，不闹工作与个人创作的矛盾，在党的培养下，有才能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先踏踏实实地做几年工作，将来可以搞创作，也可以搞评论。不管以后做什么，现在应当抓紧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多读点作品，有时间也可以练习写作。”在文井同志麾下，我一边学习做文学组织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挑灯夜读。我饶有兴味地读了严文井的童话《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蜜蜂和蚯蚓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猫》《小溪流的歌》，被这些富有幼儿情趣、诗情与哲理交融的作品所深深打动。我对我的上级在儿童文学上的出色成就肃然起敬，这也大大激发了我对儿童文学的兴趣。
随后我在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当秘书，又有机会旁听文井和冰心、张天翼、金近等积极参加的儿童文学组关于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我记得，文井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谈起：“我的祖父爱教训人，我很怕他。父亲稍好一些，但当我考不取大学时，他就板起面孔教训我了。我不爱听教训，就离开家庭走向生活了。”“现在儿童读物的缺点，也是爱教训孩子。孩子不爱听枯燥的说教，我们应当尽量把作品写得生动有趣一点。”他的这番话，使我较早地领悟到，儿童文学要讲究情趣，寓教于乐。中国作协编的《1954—1955儿童文学选》，是由文井最后审定篇目并作序的。在协助文井编选的过程中，使我心里对如何把握少年儿童文学的特点，如何衡量、评判一篇作品的成败得失，有了点底。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应当善于从少年儿童们的角度出发，善于以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耳朵，尤其是他们的心灵，来观察和认识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以及他们虽然没有普遍接触但渴望更多知道的那个完整统一而丰富多样的世界……一定要让作品做到：使他们看得懂，喜欢看，并且真正可以从当中得到有益的东西。”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在我脑子里深深地扎了根，成了我后来从事儿童文学评论经常揣摩、力求把握的准则。
我涉足儿童文学评论，还忘不了《文艺报》和著名评论家侯金镜同志对我的鼓励和点拨。1955年9月，《人民日报》发了社论，号召作家为少年儿童写作，改变儿童读物奇缺的状况。中国作家协会和郭沫若、冰心等文学前辈响应号召，倡议每个作家“一人一篇”。那时我还不是作家协会会员，但作为一个初学评论写作者，也深感有义务和责任，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于是，我根据在创委会分工阅读作品的印象和感受，写了两篇儿童文学评论，那就是1956年、1957年刊登在《文艺报》上的《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
这两篇评论文章，在儿童文学界还多少有点影响。前一篇文章引起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有关童话体裁中幻想与现实关系的讨论，或多或少活跃了当时儿童文苑学术论争的空气，“也丰富了50年代尚不完备的我国童话理论”，在当代儿童文学史、童话史上留下了一笔。后一篇则是最早评介柯岩儿童诗的文章。从1955年底到1956年夏秋之交，我从《人民文学》《文艺学习》等刊物上先后读到柯岩的《儿童诗三首》《“小兵”的故事》等，尤为赞赏其中的《帽子的秘密》《爸爸的眼镜》《看球记》等几首。我沉浸在阅读的愉悦之中，为这些诗篇所展现的纯真的童心、童趣所打动，情不自禁地要拿起笔来予以赞美和评说。那时，我同柯岩素昧平生，也没有报刊约我写这篇文章。选这个题目，可说是完全出自个人的审美情趣和发现文学新人的喜悦。文章初稿写于1957初春时节，正逢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鼓励鸣放，作家们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此时，我也心情舒畅，思想比较活跃，没有多少条条框框。修改定稿的1957年10月，已进入反右派斗争的中后期，正是我因“整风”期间所犯严重右倾错误挨批评、写检讨之际。我的女儿又正好在这个时候呱呱坠地。我住的那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一分为三：窗前一张两屉桌，是我挑灯爬格子的小天地；我身后躺着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和未满月的婴儿；用两个书架隔开的一个窄条，住着我的母亲，她是特地从老家赶来帮助照料我们的。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并非宁静、宽松的环境、氛围、心情下，完成这篇文章的。《文艺报》编辑部与创委会在同一幢楼办公，我把这篇稿子送到编辑部。负责审稿的责任编辑是青年评论家敏泽，该报副总编辑侯金镜同志终审。金镜同志阅稿后，约我谈了一次话，他热情地鼓励我：文章写得不错，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做了比较深入的艺术分析，抓住了作者的创作特色。他希望我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这篇近1万字的文章很快在8开的《文艺报》周刊上用两整版的篇幅刊出了。此文得到作者柯岩的首肯，也得到评论界和儿童文学界的好评，认为它是“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作家作品论”，“对儿童情趣的赞美，与对‘行动诗’的褒奖，深深影响了一代儿童文苑”。年轻时的这篇习作似乎成了我的代表作，先后被收入七八种评论选集。
50年代写了上述两篇评论文章，从此与儿童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儿童文学评论队伍里的散兵游勇。
2000年6月29日
反右侥幸过关记
在反胡风斗争中，我摔了一跤。时隔两年，在反右斗争中，我又差一点遭灭顶之灾。
1957年春天，党在学术、文化界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欢迎大家“鸣”“放”。知识分子如沐春风，心情舒畅，干劲倍增。我因在反胡风斗争中受了处分，一度失去年轻人应有的革命朝气和政治热情，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理，夹着尾巴做人。在这春意盎然的时节，我也振作起来，跃跃欲试，满怀对政治民主、学术民主、艺术民主的向往，投身到赴东北各地调查了解文艺界鸣放情况的工作中去。
第一次单枪匹马闯东北，既有一种新鲜感，也多少有几分紧张。好在出发前我所在单位——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郭小川同我谈了话；又听了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刊物编辑座谈会上鼓励鸣放、着重反对教条主义和对待科学、艺术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方式的讲话，心里有了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