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二十世纪极其复杂的历史环境和诗人独特的人生际遇，我们看到，许多诗人是分享诗歌对政治或诗歌对现实的干预的。比如：1939年之前的奥登，他的《在战争时期》诗组，以及极受布罗茨基赞赏的99行诗《1939年9月1日》，不难看到诗歌中的政治魅影(在茨维塔耶娃那里叫“历史感”)；俄语中对抗社会主义政治暴力的几位诗人，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流亡到美国并获得“桂冠诗人”称号的前南斯拉夫裔诗人查尔斯-西密克，其诗给我的深刻印象像“围裙挂起的血地图”，一种刺穿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耳膜的现实尖厉声，在查尔斯-西密克那里转换成飞机引擎和弹片的尖叫、肉凳钝击声以及可能引起的一切心理颤栗，这种颤栗在诗歌的语言形态上有一种磨砺功效，磨砺出明亮的幻视和幻听；在以色列，有内森-奥特曼、海姆-古里、尼希姆-卡尔德龙等民族诗人。我们知道，埃兹拉-庞德替意大利法西斯做过广播宣传，而博尔赫斯在五十年代极力反对过庇隆政权，但在诗歌写作上，他们都比米沃什更能远离现实及历史重构的诱惑。这正如墨西哥诗人奥-帕斯《在时间的迷宫中：博尔赫斯》一文中所料断的：“历史不会激动他，有关人类复杂社会的研究也不吸引他。”“无论是对是错，他始终忠于自己，始终是真诚的。”（指博尔赫斯） 我相信庞德也是这样，尽管他在《反叛》一诗中声称要“重新扰乱这个地球”，壮心还加了副标题——“反对现代诗的蒙昧精神”，我愿意理解为一种激越的诗歌精神，不可否认，庞德一直是狂热的（为此在精神病院约束了十几年）；而美国诗人威-卡-威廉斯、艺术家高迪埃真实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天真的、充满“艺术的肉欲”的庞德。米沃什的诗歌写作与他在《生物学课》中表明的诗歌态度是一致的（六七十年代诗作有极为谨慎的旁逸，如《诱惑》有布罗茨基的痕迹，《窗口》有博尔赫斯的痕迹）。米沃什在《生物学课》中引用希姆博尔斯卡《自切》一诗，意在表明人类的进化历程以及生物学知识背景，在诗人那里适用于揭示人的现实性——即便是“自切”的不能再坏的处境（“碎语”是它的产物、后果），自然主义认识论及其写作姿态更不例外。米沃什给出了诗人（及其写作）遭遇现实的这样一个必然：“当我们听说某些地方一些人类遭另一些人类残暴对待时，我们内心的抗议之声回荡在空虚中，而且没有任何正当性，除了抗议之声本身。”他继续说：“没有任何科学和哲学可以改变一个事实，也即诗人站在现实面前，而这现实每日新鲜，奇迹般地复杂，源源不绝，而他试图尽可能用文字围住它。”（均引自米沃什《生物学课》，黄灿然译）。米沃什认为诗人生命及其写作历程一直接受与现实关系（也许是勾兑关系）的训练，社会是学校课程的延续，而诗人最初的写作知识来自学校（某种既成的模式化）训练。他说：“对大多数诗人而言，诗歌是他们的学校笔记本的一种继续”。米沃什的这一追溯，与布罗茨基评奥登《1939年9月1日》文中的一句有内在默契：“军队和警察均在重复学校的结构。”由此，米沃什对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全面放纵的迷狂”持批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彼二者与米沃什“把诗歌定义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太不对路了。在科学迅猛地抛离“有神论”的整个二十世纪，在人类践踏自然和施暴自身的空前灾难中，诗歌对现实（及其政治）干预一旦被理论强化，就有可能成为重要的诗歌美学法则。
对现实的事件、价值和意义乃至林林总总概念说话，无疑显示一个社会人的关注姿态、情感态度倾向。这种说话，我认为可以从人的最初本能找到注解——现实（在一种广义话语里包含着既成现实以及所要诉求的现实）构成每一个生命个体亲密关系的总和。除了一些极为罕见的历险，生命个体都会对现实做出本能反应。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有关文学的种种“主义”中，现实主义不单凸显自身的现实性，还可以正当地把其他主义囫囵纳入自己的话语框架内，历久而弥坚，成为最敦实可靠的文学“主义”。这样一来，写作对现实的“忠实”，不能说不出于一份对自我（写作主体）的“尊重”。在许多写作者那里，忠实于现实意味着给政治和历史投射出一份关照，这种关照大到“命运”所能涉及的种种议题，小到留下个体某个时段的生命印迹（成为自我印证的告慰形式）。对于写作个体，甚或对于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创造者，这没有对错，只有选择的或然。但是一种非常难堪的情形是，现实不够亲密，它缺乏足够的可信度，它成为了极为现实的“伪现实”，更为糟糕的是语言与它构成同谋关系；或者我们看到的作为有机整体的现实，其实是缺乏关联性的现实，在一种密切联系的表象之下只有孤立的碎片。一个真相的空间原来只是一个玩笑的空间，一个理性照耀的空间原来只是一个盲目的空间。基于此，一些写作者须在预设“更高现实”的前提下，写作才得以继续；在有些“逃离”或“弃置”现实的写作者那里，与其说语态显示漠然，不如说是真相不显在而得以见的漠然。预设更高现实并非为“超验”眷顾，它只是文学语言为自身出路发明的新伦理。这里不能不稍稍提到，自人类文明初期，神秘主义一直矿藏并间或释放语言能量，它早期就以幼稚但十分充沛的想象力，来接济“现实之难”，缓冲理性的脆弱。今天，你可以说，神秘主义是人类渡越难关的理性果实（像画饼充饥那样），是人类强力意志疲乏时的一个无厘头的梦，但在我看来，莫如说是自然及宇宙非理性的一点恩施、眷顾。是的，自然非理性对人类理性的恩施、眷顾。这就是为什么科学主义杀死上帝后，神秘主义并未绝迹，而是变幻其姿态，依然闪现于理性边界，如影随形于文明长河。当一部分写作者厌倦一个表象世界，神秘主义以其特有的方式构造自己的“现实”。很客观地说，诗歌从神秘主义出发，与作为劳动歌谣一样悠久。
米沃什的思想不可谓不深邃，他有极其宽泛的视野和类似君特-格拉斯的对“未来”的信念（君特-格拉斯演讲词《人类的毁灭已经开始》：“在最坏的时代，文学都永远葆有一位盟友：未来。”），也有很难调和释怀的诸般隐忧，他的乐观隐含着强作欢颜的苦涩。他十分清楚科学主义范型下的人类处境、历史进化链对人类想象力的干预（甚至对想象力基础的摧毁）。作为诗人，他洞明诗歌“必须在（人类）想象力已失去其基础的新情况下尽可能地改变自己”（《生物学课》）。但是，一种“历史力量也能发明抵抗毁灭的手段”的眼界，一种博尔赫斯式的对“失去的乐园”的了然于胸（博尔赫斯诗作《失去的乐园》：“重复即取消”的诗意表述。），一种不够真诚的包容——“探索奥秘者所犯的错误和他们孩子气的概念/是可以原谅的”（米沃什长诗《关于神学的论文》），也会让米沃什做出不够明智的判断：“当诗人发现他们的词语只指涉词语，而不是指涉必须尽可能忠实地加以描写的现实，他们便绝望了。这很可能是现代诗歌音调如此阴郁的原因之一。”（《生物学课》） 米沃什显然低估或曲解了其他同行。我要说的是：1.“阴郁”并非现代诗歌的主打音调；在许多现代诗人那里，“阴郁”构成了对他们最致命的错误解读。2.基于第一点，“绝望”的诗人所占的比例很小，且这类诗人大多正是“尽可能忠实地加以描写现实”的诗人。3.二十世纪语言哲学和诗学的开拓是空前的。
三
歌德，把自己奉献给了石头，
他猜想着——他从来也没有证明它——
牛顿把科学领向了迷途。
这是奥登1973年写的《感恩节》一诗中的一节，他似乎道出了歌德诗艺与牛顿科学之间一种相龃龉的关联。扯远一点，好莱坞除了媚俗，还有与二十世纪诗歌相媲美的眼力，因此不乏“拯救”题材的大片。《源代码》有一个被人骂为“懦夫”的角色说：“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痛苦的！”他似乎在为片中恐怖者德里克-弗罗斯特做铺垫，导出的台词是：“这个世界需要毁灭，在废墟上重建！”十九世纪有一个“罪犯人类学”学派，首脑是隆布罗索。尽管后世科学批判甚至葬送了他的“罪犯行为遗传决定论”，否决了他通过解剖来理解人类行为的尝试（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但他对罪犯解剖特征的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对罪犯返祖性体质标志的发现，我认为蕴含着尚未被揭示的信息。阿德里《侵占的必要性》也谈到人类固有的暴力模式：“从狩猎生活的开始到人科的出现，产生出竭尽全力的侵占性”；其支持者《非洲的创生》作者雷蒙德-达特认为：“捕食的转变和武器的使用，解释了人类血腥的历史，解释了人的永久攻击性、非理性、自我毁灭以及无情地诚心寻死。”（转引自《自达尔文以来》，三联书店，P263-264）
从川端康成到伍尔芙，似乎都在印证着雷蒙德-达特的推论：“诚心寻死”。这不免让人联想到英国画家理查德-帕克斯-伯宁顿1828年名作《在悬崖下》：“巨大的悬崖几乎将大海逼退，然而垂直的崖壁显出死亡的预兆。”“突兀的悬崖、孤寂的远空、壮阔的大海是自然的伟物，它们有着命中注定的天道安排，是痛苦、是孤独、是自然的精神，更是死亡。”（布莱恩-雷诺，美国学者） 鉴于此，一百年后西班牙画家达利用色彩呈现“人类的变貌”就不那么触目惊心了，仿佛与伯宁顿在时空上构成了呼应。（达利画作《人类的变貌》，1929） 在对人类的认识深度上并让认识在语言中得以拓宽，在西方知识话语中有一条上下串连的轨迹。这条轨迹清晰地写着：尼采、萨特、海德格尔、布朗肖、巴塔耶、福柯、德里达、索绪尔、巴尔特、罗伯-格里耶等等。他们各有其话语支撑点(抱歉，在此不逐一展论)，但有一个共同的症结：现代性束缚；因发现语言的权力素质又面临共通的挑战：受制于语言陌生化逻辑。在福柯看来，根本性思维必然会发现自己处于“界外”，与“人的现实从界内向界外位移”相对应。“从界外思考”，不仅作为福柯评论布朗肖的文章标题，也是此类知识分子无可选择的思考及话语策略，这自然也部分归功于索绪尔在语言学上的贡献（索绪尔：语言的“差异与距离”说，《一般语言学教程》）。基于人类仍在继续的事实，福柯们的哲学话语及人类知识谱系的证伪（陌生化一种），难为了历史学家们，他们在福柯的语境下积极寻求调和的话语体系，美国的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等提出了“务实的实在论”（见三人合著《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试图填补历史哲学“主体抽离后的苍凉背景”，但不足以抵制语言“解散深度”的趋势，因为“解散深度”确乎来自不可遣散的自然能量。哈贝马斯另辟蹊径，从“公共领域”寻求调和对策，不失为“务实的实在论”之另一种版本。
不：我的心将变成一座高塔，
我自己将在它的边缘上：
那里别无它物，只有痛苦
与无言，只有大千世界。
只有一件在巨大中显得孤单的东西，
它时而变暗，时而又亮起来，
只有一张最后的渴望的脸，
被摈弃为永远无可安慰者，
只有一张最远的石头脸，
甘愿承受其内部的重量，
而悄然使之毁灭的广漠空间
却强迫它日益趋于神圣。
——里尔克《孤独者》
当1926年奥地利德语诗人里尔克的内敛、斯文、安静结束于“玫瑰的冲突”（里尔克生前为自己作墓志铭，与其因玫瑰刺伤导致白血病惊人巧合），俄语诗人叶赛宁的遗言早已草拟好了并像是给后来俄语诗人留下不祥之兆：
为了我所有深重的罪恶，
为了我不相信神恩浩荡，
把我停放在圣像下面，
让我穿着俄罗斯式衬衫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