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从报社大院走出来，见其诗人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便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去联营（商场）。他说他也跟我去。走进联营大门，他二话未说，直奔烟酒柜台，我以为他去买烟，过一会儿准来找我，就未理他这个茬儿，上二楼去买我的东西。过了好一阵子，还不见他的影儿，我又买妥了东西，就去烟酒柜台找他。只见他端着一个吃饭的中碗，趴在柜台上，边吸烟边喝酒，连点酒菜都没有，完全喝的是“光棍儿酒”。好像喝得正是火候，话说得格外多，他的汉话又不很流利，半拉个几的，售货员不见得听得懂。见我走过来，他让了让我，然后央求售货员：“闺女，再卖我二两吧，这么点酒，刚够润嗓子的。”那时候酒、烟、糖都凭票供应，人家当然不肯卖给他，他就让我帮他说情。我帮了半天腔，售货员还是不开面，告诉我说，这位蒙古族老头儿经常来喝酒，有时破例多卖给他些，可是不能老这样照顾呵。我见其诗人两眼直巴巴地看着我。我如不帮他这个忙，那也就太没交情了，就跟售货员说：“我在报社工作，从不喝酒，我家里有酒票，你先卖给他二两，回头我给你送酒票来。”售货员听我说得实诚，可能也可怜其诗人犯了酒瘾，就用白铁做的酒提子，又往他碗里提了二两。老其一见，又添了酒，眼睛顿时亮了。他用手抹了抹嘴，再狠劲儿地吸了口烟，然后端起饭碗，咕嘟咕嘟地喝了进去，连停都未停，像喝白开水似的，还不住地咂着嘴。这时似乎真的喝得尽兴了，脸上闪过一丝惬意的微笑，挤着一双诡谲的眼睛，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像是称赞我是帮他的大好人。这次我才知道，这位蒙古族老诗人竟是这样爱酒。
又一次，我去作家杨平那里串门儿，我们俩正聊得起劲儿的时候，这位其诗人走了进来，还未说话，先用鼻子嗅了嗅屋里的气味，然后笑着说：“老杨，快拿出来吧！我都闻出味儿来了。”老杨笑了笑，说：“你闻的味儿，是昨天的，早喝完了。”老其不信，东找找，西翻翻，不一会儿，他从床下找出酒瓶子，开开瓶盖儿，对着嘴就喝起来，过了瘾，笑笑，这才坐下来同我们一起聊天儿。杨平也是个爱酒的人，只是喜欢的程度似乎不像其诗人那样玩命似的。后来我又见过其诗人和杨平一起喝酒，这两位文人喝酒有个共同的特点，都不怎么摆谱儿，常常使我想起那位孔乙己，所不同的是，孔乙己佐酒的是茴香豆，这二位佐酒的是咸菜。一两个咸菜疙瘩，摆在面前，连切都不切，你一口我一口地咬着，真够寒酸的，这二位却很有滋有味儿。我这滴酒不沾的人，实在难以体会其中乐趣。
其诗人爱酒，认为世上最好的东西，莫过于酒。他们文化局有位会计结婚，酒鬼们正好可以过酒瘾，其诗人自然不会错过机会，据说，那天他喝得腿都发软，是别人扶着回的家。这个晚上清风淡月，路上人少车稀，其诗人边走边朗诵诗，还不时地笑望高远的天空，真也够浪漫的了。酒醒之后有人问他：“老其，你光顾喝酒了，看清新娘子了吗？”其诗人张口便说：“怎么没看清，真漂亮，比‘二锅头’还漂亮呢。”逗得听者直笑，其诗人却一本正经，可见他是多么钟情于酒。从此，这句话便传为美谈，谁见了其诗人，都不免说说，老其总是以笑回答。爱酒爱到这种地步，又是位诗人，实在可爱可敬。这酒越发衬托出其诗人心地的纯真、善良。
有些喜欢酒的人，最不愿意别人说他“酒鬼”，如同下棋的人，不愿意人家说他“臭手”一样。这位其诗人则不然，只要你把他同酒连在一起，说什么他都爱听，而且总是美滋滋的模样。老诗人贾漫，象棋下得不错，饮酒行不行我还真不了解，反正他不会有老其的酒瘾。有次贾漫下棋，大概是连赢了几盘，很高兴，话也比往日说得多。他见其诗人在旁边，就同其诗人开起了玩笑，他说：“老其，你这么喜欢酒，迟早得喝死，趁你还活着，我先给你写篇祭文，怎么样？”其诗人没说话，只是笑，可能是在心里窃喜。贾漫立刻来了灵感，洋洋洒洒地脱口而出，可惜我记不得原文了，不过意思还未全忘：有天其诗人喝酒喝死了，到了阴间碰上了诗人李白，李白说：“其诗人，你爱酒比我爱得厉害，我实在不如你，可是我比你是先来的，就占住了这坛酒，就是让给你，恐怕也不够你喝的。这样吧，那儿有个酒缸，你就泡在酒缸里吧！”从此，其诗人便成了酒中之人。尽管贾漫开的玩笑有点出圈儿，而且说到了一般人忌讳的死，但是其诗人毫不在意。这以后有时遇到熟人，其诗人还自己讲给别人听。蒙古族作家安柯钦夫，见到老其更是少不了提这段儿，他从来不恼火，总是微笑着听老安讲。安柯钦夫有时重复贾漫的玩笑，再添点油加点醋，其诗人更是高兴，仿佛很得意老朋友们对他的“关照”。
后来，我离开内蒙古，调回北京，再未见过其诗人。有时回忆在内蒙古的生活，想起那些在我流放时结交的朋友，我总会忆念起这位善良、可亲的蒙古族诗人。有次内蒙古文艺界的几位朋友来京，大家一起吃饭，席间互相敬酒，忽然让我想起了其诗人，就向来人打听老其的情况。朋友们告诉我说，其诗人已经不在了，几年前就离开人间，真的是找李白当“酒仙”去了。
我问老其得的什么病？来人告诉我：有次老其在外喝酒，喝醉了，回家途中边走边唱，一不小心掉进坑里，摔伤了腿，后来又因病去世了。我听了，不禁黯然神伤，真未想到，这位一生爱酒的善良人，最后还是让酒伤身。这时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不嗜烟酒，很难理解饮酒人的心态，不过我想，其诗人爱酒，酒再伤害他，他也绝不会责怪酒。
自从我认识了这位蒙古族诗人，自从我了解了这位诗人爱酒，自从我知道了他的人品酒风，这之后，无论谁说喜欢酒，谁说会喝酒，我都不以为然。在我的心目中，其木德道尔吉这样的饮者，那才是位真正的酒人。因为，他有酒人的气质、风度、雅量和道德，像酒一样地令人喜欢，永远能鼓起你对生活的热情。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将进酒》的两句诗：“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多像是写给老其的，我想他生前准爱读这两句诗。
2014年8月26日修改
黑土地的白桦树
著名油画家、军艺美术教授张钦若先生，离开人世到传说中的“天堂”整整一年。作为他的老朋友我深感痛惜和怀念。我俩都是“反右运动”的受难者，倘若在我们身心遭受煎熬时，能去“天堂”的话，无疑是种解脱，可是，现在毕竟生活安定了，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钦若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想起来难免令人感叹命运的不公。
钦若出生在黑龙江。黑土地的情怀，黑土地的性格，在钦若身上特别突出。他油画创作的灵感，许多都来自黑土地。我不懂得油画艺术，对于他的作品不好妄加评论，但是，从我看过的他的作品中，那些描绘北国苍茫大地的景物，让我明显地感觉和领悟到有种雄浑、坚韧的北方气势。倘若没有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无论艺术技法多么高超，都不会有如此澎湃激情从画笔和色彩中倾泻出来。钦若赠我的一幅油画，画的是北大荒白桦树，每每仔细地品赏这幅画，立刻便会联想起钦若的形象，他那清瘦单薄的身躯，他那蓬松粗壮的银发，多么像生长在北方的白桦树呀。
钦若的倔强性格和真诚品德，跟白桦树一样让我敬佩。我们下放劳动的北大荒，漫山遍野生长着各种树木，最普通也是最抢眼的树木，则是那一片片白桦树林。白桦树身躯挺拔枝叶清爽，深秋时节叶子变成金黄颜色，在蓝天白云映衬下闪闪发光，天气越是寒冷就越是精神。这不明明就是钦若的写照吗？
20世纪50年代，我们这群因言获罪的流人，在亘古荒原度过近三年时光，物质生活的艰难自不必说，更为苦闷的还是精神压抑。因为当时政治环境异常恶劣，不允许我们谈论别的话题，有些会逗乐的人就说笑话，像电影演员李景波、管宗祥等，都是大家公认的“活宝”。其他各业人中就较少幽默细胞，而在这较少幽默细胞的人中，画家张钦若则会苦中求乐，时不时会在说话中来点幽默。尽管他当时说了些什么，终因时光相隔太久远，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但是在与他生前来往中，每次看到他微笑的目光，立刻就会想起当年情景。
有一年我和管宗祥等难友，在他家聚会说起北大荒，都不约而同地谈到苦中找乐的事情。在人生坎坷艰难的时刻，能够坦然、乐观地面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然而，钦若却能做到，并把他的快乐送给一起劳动的其他难友。在那个荒唐的年月，令我感到非常钦佩。
下放北大荒劳改的“右派”中，有好多位知名画家，老一辈的如丁聪、黄苗子、尹瘦石、杨角等，年轻的如张钦若、徐介诚、张晓飞等，开始都跟我们一起干体力活儿。后来由于一项政治任务需要，他们大都提前解除体力劳动，为纪念性的会堂做美术装饰，或者调到农场报刊做编辑工作。这样他们也就先于我们离开艰苦的劳动改造场所，在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里，过起是“右派”无监督的生活。从此，包括钦若在内的画家们，就从“右派”群中消失，我也就再未见过钦若。
我们这些留下的“右派”，在全民大饥饿的20世纪60年代，既要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又要忍受饥饿和遭受残酷批斗，其艰难痛苦的境遇可想而知，那时大家都非常羡慕这些画家。钦若先于我们脱离苦海，正是他手中的这支画笔，给他带来幸运和福气，不然就凭他那单薄的身体，真的跟白桦树一样难抗重负。有次跟他说起我的这个看法，他只是挤着眼睛诡秘地微笑，好像是庆幸自己熬过大难。
在那个年月那种环境里，个人是无法掌握命运的，一切都得看自己的运气。我们离开北大荒得以生存，同样是偶然运气的使然。当初把我们放到北大荒，是考虑地广人稀与苏联接壤，“右派”没有“叛逃”条件，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反目成仇，同样是考虑距苏联近怕我们叛逃，全部分散到全国各地劳改。我被重新发配到内蒙古，跟所有当年北大荒难友断了来往和失去联系。直到回到一别二十二载的北京，在《工人日报》文艺部当编辑，突然接到老诗人梁南难友的信，说他摘掉“右派”帽子未能回军队，留在了黑龙江省文联当专业作家，我想同为部队“右派”的张钦若，说不定也未能回到部队，就请梁南打听钦若的下落。梁南很快就复信给我说，钦若也是留在了哈尔滨，我们才恢复别后多年的联系。
中国的政治气候开始晴朗，我们这些人相继回到北京，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钦若在军艺美术系任教，接触就比过去多了起来。他和他夫人王景岚教授，每次举办画展都邀请我，只是有时工作离不开未能全部观赏。我对于绘画是个门外汉，只知道钦若是位有成就的油画家，他的成名作《海边》年轻时就看过，那是比较写实的一幅油画，总还可以看懂画家的创作意图。后来他完全学习苏联某油画家，画风上越发显得意境朦胧和诗意，我也就再看不懂这位老朋友的画，不过依然很喜欢他的油画，特别是他画黑土地景物的那些作品，观之总是感到喜悦和亲切，常常地会让我想起北大荒生活。
如今，钦若匆匆地走了。他的画《北大荒白桦树》，挂在我家琴房的墙壁上，每天走进琴房看到这幅画，自然而然就会想起钦若，想起我们共同经历的生活。他画的这幅白桦树油画，其背景是北大荒五一水库，那是我们这批“右派”流放者，冒着零下42度严寒的冬季，用铁镐一镐一镐刨开冻土，用大筐一筐一筐抬上高坝，昼夜兼程赶工挖出来的，是北大荒“右派”留下的永久标志。钦若画的白桦树以此为背景，构思用意的深远可想而知。我一直把它作为我的收藏珍品。
然而，比画更为珍贵的还是钦若的真诚。他两次来我家看望我，按理作为主人我应该请他吃饭，可是每次吃饭都是他抢先埋单，唯一的理由就是他的工资比我高。特别是跟他最后一次聚会，在他们的石景山的画室，同为画家的他妻子和女儿，三个人先领我观赏各自画作，然后每人送我一本出版的画册，拿到画册本想就要告辞回城，谁知钦若早有准备留我吃饭，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沓厚厚钞票，跟女儿说：“笑蕊，你开车找个好饭店，咱们请柳叔叔吃饭。”到了饭店他一再跟女儿说：“点最好的菜吃，不要考虑钱，我带好几千来哪。”其情其景，令我感动。在谁也不太在意吃喝的今天，钦若无非是想以此表示，他对我这个共患难老弟的一片心意。我笑笑说：“何必呢，吃饭是次要的，主要还是说说话。”桌上已经有了好多菜了，他还是执意让女儿再加个菜。这就是画家张钦若对朋友的热诚与实意。跟我同去的一位朋友，在归来路上跟我说：“张老师这个人，真实在，这会儿这样的人不多了。”可是钦若依然保持着这份纯真，就如同孕育他生命的辽阔黑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