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光影与生命重量
——读《柳萌自选集》
古耜
散文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在我看来，孙犁先生当年所下的断语，并非仅仅是个人经验的总结；同时，它还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现象和文体规律。因为散文作为一种内倾性的文学样式，它最典型的特点和最根本的优势，在于作家以生活的本真和生命的本色以及由此滋生的人生感悟与滋味来感染人和陶冶人，而此种效果要落到实处，恰恰离不开时光的淘洗与阅历的支撑——作家隔着岁月沧桑，带着命运悲喜的蓦然回首与低吟浅唱，往往别有一种感人肺腑和启人心智的力量。关于这点，我最近在阅读《柳萌自选集》（作家出版社出版）时，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和愈发自觉的认识。这套自选集分为《空谷回声》（纪实文学）、《老柳村言》（随笔杂文）、《年光岁影》（散文）三卷，总计140万言，荟萃了老作家柳萌一生的主要作品。其情景与话题自是林林总总、缤纷摇曳，但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或者说艺术表达的光彩所在，却恰恰是作家立足当下所进行的那种豁达、坦诚而又深情、执著的来路回望和往事打捞，以及就中呈现的特定的历史光影与生命重量。
柳萌先生属于20世纪中国文坛的“30后”，一生的经历坎坷而又丰富：他的少年时代相继在河北和天津度过，新中国成立初期投笔从戎，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转业后到国家部委做机关干部和报社编辑，并开始业余文学创作。无奈一场反右运动使他遭遇无妄之灾，接下来，是长达22年的边地流放和改造生涯。“文革”结束后，他回到北京，先后供职于工人日报社和中国作家协会，编辑过《新观察》杂志，参与过作家出版社的领导工作、主持过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和《小说选刊》的工作，同时参与并策划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学活动，与许多著名作家、学者和文艺家结下了深厚友谊，或有过密切交往。可以说，柳萌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直接推动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正因为如此，当作家的经历以现场采撷、记忆追述或话题契机的形式，转化为散文、随笔和杂文作品时，便无形中具有了“心史”的性质，以及此类文本所具有的审美特征和艺术价值。
请读读纪实文学卷里“早老的青春”一辑吧！这些历数作家命运变迁的文字，无论是钩沉当年带给“我”厄运的“反胡风”、“反右派”运动，抑或是状写“我”在厄运中挣扎的北大荒流放生活和内蒙古发配情景，都始终保持着客观冷静的叙述态度，不但人物、事件、场景、细节交代得细致入微，描画得清晰可见；就是其中浸透的作家的主观感受与情感评价，也分明做到了不虚美、不溢恶，尽可能让事实本身提供足够的依据和有力的见证，从而把读者带入了真实可信的历史情境，使他们深切地呼吸到了那个情境特有的社会氛围与人间气息。这一辑的第五部“晦气渐消运有转机”，主要讲述作家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一段经历。显然是因为表象的刻骨铭心，它们出现于作家笔下，竟是如此的可触可感，历历在目，那一群劫后余生者或兴奋不已，或好事多磨，或相濡以沫，把一段春江水暖而又乍暖还寒的日子，定格在历史的长河里。“沙滩拾残贝”和“消逝的背影”两辑，分别讲述作家重返文坛后亲历亲为和亲见亲知的一些事与人。其中《〈春天对我如此厚爱〉发表后》《关于“三驾马车”上路前后》《我所经历的文学评奖》《作家出版社淘的第一桶金》等文从微观入手，披露了若干本身很有意思、但却又不被局外人所详知的文学内情，从而为人们了解新时期文学发展，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而《走近诗人艾青》《想起作家秦兆阳》《我印象中的孙犁》《吴祖光和三套书的诞生》等作品，则透过作家近距离的观察和无夸饰的抒写，将一批文苑大家独特的精神气质乃至音容笑貌留在字里行间，化为时代的投影。前些时，柳萌先生撰文称赞阎纲、王春瑜、王必胜等作家所写的忆旧散文，是在为历史抢救记忆。其实，柳萌自己的创作又何尝不是做着相同的努力？而这种直面历史、抢救记忆的工作，因为需要作家才情之外的胆识和机遇，所以既难能可贵，更功德无量。
在柳萌的人生旅程中，既有“敢遣春温上笔端”的今天，更有“曾惊秋肃临天下”的昨日。后者因为联系着作家的青春记忆和痛苦体验，所以更具有灵魂的深度与精神的重量，直至蚌病成珠般地幻化为一种生命底色和涉世支点。反映到作家敞开襟怀、直呈内心的创作上，便形成了一种以苦难为前提、为背景的个性鲜明的审美态度和意旨辐射。其中有三点很值得关注：
第一，柳萌一生备尝生活的磨砺、坎坷与艰辛，这决定了苦难会像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恒久徘徊在他的脑间和笔下。但是，作家在表现或触及这一主题时，并不喜欢做无节制的宣泄和“炫苦”式的处理，而是情愿让笔墨穿过苦难的境遇和体验，去捕捉它背后依旧存在的那份美好，去发掘它深处悄然蛰伏的那种馈赠。我们不妨进入《柳萌自选集》的“散文卷”。其中以“记忆档案”为题的这一辑作品，几乎全部是作家关于落难生活的诉说，只是这些令人伤怀的物象和情境，却又总是搅拌着世间暖意和人性亮色。不是吗？那纷纷扬扬的雪花，固然撕扯出“我”归途迷路，夜宿荒原的悲苦一幕，但旋即而来的，就有大地回春，老友重逢的惊喜瞬间（《雪的往事》）；那时紧时慢的雨声，陪伴过“我”凄惘的“戴”罪离京，可也见证过“我”欣喜的落实政策（《雨的记忆》）；还有那“歌声”的起落，“胡同”的悲欢，那“远远近近王府井”……都是冷暖同在，悲喜交加。这样的表达很容易让人想起普希金的诗句：“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如果说“记忆档案”主要体现了作家对苦难的超越，那么，“心苑芳草”“短笛轻吹”里的篇章，则更多灌注了作家对苦难的升华。譬如，《难忘草原那段情》倾吐着生命炼狱和心灵故乡的奇特关系；《告别老屋》申明了情感有时比物质更重要；《美好》彰显出逆境中不曾泯灭的向往；《土地礼赞》则讴歌了土地的生命力和无私性，期待着人像土地一样的坚韧、执著与宽厚。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应当承认，柳萌对得起自己的苦难经历，因为他最终将苦难变成了精神财富与创作资源。
第二，毋庸讳言，苦难的力量常常是巨大的，有时它足以摧毁人的精神支柱，使其沿着矮化、俗化和物化的向度，最终落入犬儒主义或虚无主义。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与现实中并不鲜见，然而却与柳萌无关。这位北方汉子的苦难体验尽管既深且久，只是所有这些，并没有销蚀掉他干预生活的热情和直面现实的勇气，相反沿着愈砥愈砺的规律，成就了他善于独立思考、敏于发现问题和敢于直抒胸臆的精神与习惯。这一点在《柳萌自选集》的“杂文随笔卷”里有着集中体现，该卷中的许多篇章都涌动着作家的忧患之思与济世之情，属于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那一类。譬如：《给普通人保留点情趣》《平民百姓的路》直陈都市化进程中利益分配的失衡；《“富”不等于“贵”》《富人们做了多少善事》坦言生活里财富与道德的不同步；《顶着作家头衔的贪官》《作家要有自己的作品》抨击了某些文坛投机者的欲望膨胀，名利兼谋；《哪儿来的那么多“国家级”》《文人的堕落》《作品研讨会的悲哀》《谁让评论家寒了心》等文，则是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文化领域已属见怪不怪的怪现象。诸如此类锋芒自在的作品，无疑大大有益于世道人心。
第三，对于柳萌来说，苦难没有带给他世故、乖巧和圆滑，但却使他拥有了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从容、淡定与达观，以及一颗得失随缘的平常心和一分坐看云起的适世情。这样的精神色调一旦渗入作品，遂又化为一种穿行于字里行间的人生滋味。这种滋味当年曾经被周作人大力倡导并积极实践，进而成为他自己散文作品的艺术标识，同时也成为一切好散文的重要品质。只是与周作人散文的“绅士味”和“书卷味”相比，柳萌散文的滋味是平民化和生活化的，因而它更适合今天的大众阅读，也更容易引发普通人的遐想和共鸣。关于这一点，一部《柳萌自选集》有着充分的展示，只是我期待着读者能通过自己的目光来体会和验证。
原载2011年5月18日《文艺报》
创作之家的“三老四小”
蒋子龙
今夏，北戴河的“创作之家”，切实有了“家”的氛围。而且是个“三世同堂”的大家，上有三位80岁以上的老人，下有四个三四岁的小孩子。营造“家”的气氛，“四小”功不可没，不管是“创作时间”还是休息时间，他们满院子疯跑，高兴了喊叫，磕着碰着哭闹。到开饭时四个孩子是餐厅的重点，这个要吃这个，那个不吃那个，亲的爷爷奶奶宠着，出于客气别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让着、哄着，小家伙们便益发地跐鼻子上脸。其中就有我的三岁零三个月大的小孙子，再加上几个已经上学的孩子，这个“家”就算成龙配套了。但我写此文真正想说的还是“三老”。
一老邓友梅，已经八十有三，留着小胡子，拄着轻拐杖，有时神情专注于某一事物会忘了拐杖，健步如飞。为人一如既往的随和风趣，他的房间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还因为他养了一只虎皮鹦鹉。此鸟极有灵性，常常会飞出笼子，在友梅老的头顶和肩头跳上跳下，主人若还不答理它，便拉上一泡屎，这时老头想不起来活动活动、想不跟它说话也不行了。每到吃饭时，鹦鹉就落在友梅的右手上，如果他迟迟不动筷子，鹦鹉就不耐烦地一遍遍催促，当他伸筷子夹起鹦鹉喜欢吃的东西，鸟儿就轻快地探头伸嘴啄上一点，若看到他夹起的东西不是自己喜欢吃的，就将头别向一边。而且只吃主人的筷子夹起的东西，自己绝不向饭碗或菜盘子下嘴。这只灵鸟给友梅老带来无尽的乐趣，也让创作之家的人感到神奇。
二老王蒙，虚岁八十，身着短袖衫，胳膊曲张之间肱二头肌还相当可观。故此他的孙子称他为“肌肉男”。因为除“三老”之外的其他作家，每隔一天都会参加外出游览活动，王蒙老或许就成了“创作之家”里最勤奋、创作力最旺盛的人了。他每天除去下海游泳（偶尔也打乒乓球）、饭后散步，其他时间基本就用于写作。有天在院子里看到我，说要送给我孙子一盒蓝莓，放在二楼餐厅的冰箱里，说着转身就要上楼。北戴河的房子高，二楼差不多等于大城市里的三楼，我要代他去取。他笑着说冰箱里的好东西很多，你别给一锅端了。我只好跟在他身后噔噔噔一溜小跑般上了楼，取出蓝莓又噔噔噔走下来，真是好腿脚！我曾劝他减少运动量，游泳从每天千米降为八百，甚至六百，看来是我低估了老头的体能。他将蓝莓交给我时又逗了一句，这就算还你当年那一盘橄榄了！30多年前，他公办到津，突然来家看我，我刚从福建回来，带了一包蜜制橄榄尚未开封，便打开放在盘子里端给他，当时在我家那就是稀罕的零食了，老婆孩子还都没有尝过。他大概也是饿了，毫不客气地一个接一个地大嚼起来，看他如此屠戮美食，我心疼地不得不提醒他，这是橄榄，您怎么当窝头吃啊？他哈哈大笑着说，你终于不再装实在了！自此只要我们见面，他常拿这件事取笑我，用沧州话说就叫“怯哏人”。为此崔瑞芳大嫂在世时曾调侃说，你们这两个老沧州，一见面就说相声。
三老柳萌，年岁比王蒙略小一点点，面色白皙洁净，没有一丝老年斑，此为内里干净的象征。正可谓“愕愕者福也”。他在文坛上以心直敢言、乐于助人著称。功利时代多曲人，直人就显得难能可贵，因此他气场阔大，交友三千，或可当得起“无冕之王”四个字。我有一心愿，也只有他兴许能帮助实现。在北戴河还是个渔村的时候，它的北面有一大片沙漠，1954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整治这片沙漠，开始植树造林……如今远看是一片茂密的林海，成了数百种鸟类迁徙必经的生态廊道，因此被评为国家著名的湿地公园。我对此处心向往之久矣，每到北戴河都想走进去看看，但终不得其门而入。按理说这儿远离北戴河作为“夏都”的“核心区”，唯一可进的大门却永远紧闭，警卫森严。但萌老一个电话，第二天上午湿地公园就派来两辆小面包车，凡是想去的作家们都跟着他上了车。进入森林后必须弃车，我们随即陷入一座林木森然、繁阴浓重的绿色迷宫，森林连着渤海，浩渺而散漫的新河在林区穿过，成就了森林中的湿地。满眼红枫绿柳，野草幽花，鸟语蝉鸣，清风飒飒……比想象的更美、更妙。我之所以能得偿所愿，全赖这个湿地公园的负责人是萌老的小朋友，于是此公在我眼里越发像这片森林一样神秘莫测，他一介文人怎会在文坛外的诸多行业都交下这么多铁杆朋友？莫非跟他一生坎坷，1957年被打入另册、贬到社会最底层有关？几年前我就有个题目未做：《柳萌之魅》。这次可借在北戴河聊天方便完成它。
如此看来，“创作之家”确乎名副其实，老少咸宜，又卧虎藏龙。
原载2014年9月9日《新民晚报》
苦难和重生的历程
苏叶
读三卷本《柳萌自选集》，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