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不是没有个性。朋友们大都知道，他的火气一旦发起来会烧得人无处躲藏，而且无论对上对下、尤其是对上，否则就不会从审查胡风案起就烧到他这个当时仅仅十几岁的年轻人，更不会成为后来的“右派”分子。在我们的交往中，他也曾发过这样一次火儿，那是因为一篇稿子。一天，他在电话中代《北京晚报》一位编辑朋友向我约稿，写好后我就寄往报社。可一个月过去了还没见报，此时，《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富强向我约稿，因一时腾不出手，就将《北京晚报》的稿件说给了富强。他听后笑，说：那就给我们吧。我犹豫，怕犯“一稿两投”的忌。富强说，既然他们一个多月都没发出，责任就不该在你。我想想也是，于是将底稿给了富强。富强麻利，两天后即见诸报端。这下惹了大祸，第三天，柳萌的电话就打上门来：硕儒，你怎么能这么办事？电话那头传来他高声训斥：……人家晚报已排好版，你却先在中青报发出，一个文人总不能一稿两投吧……我让他训得火辣辣的，正要解释，他“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我让他弄得又愧又气，愧的是触犯了他重友情、重承诺的操守，气的是他不该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我如此武断呵斥。我狠狠吸了两支烟，决定从此不再理他。就这样，我们开始冷战，一年多的时间中断来往。事也凑巧，第二年暑期，分别在三个单位的柳萌、富强和我正好同时去北戴河疗养。先是在海滨遇到富强，没待多说什么，他就笑眯眯地问：“两位老大哥还在冷战？”我一时不知就里，他接着说：“和柳萌啊。他也正在这里，怎么样，见见面吧。事情是我惹的，你们总不见面，我也……”我理解他的心情，笑了笑也就没说什么。可还没等我笑完，柳萌已从对面走来。三人见面，谁都无言，可三张笑脸却借着蓝色的大海炎热的阳光化解了一年多的冰冻。
不打不成交或许还真有道理，因为人与人从矛盾的发生到解决更能了解彼此的心性脾气，从而可以少些猜疑多些理解。自这次不快后，我和他都更珍惜我们的情谊、呵护彼此的痛痒。早在这之前，为了能顺利去美国与妻儿团聚，我曾经绕道西非希图顺利获得入美签证，未料到了多哥首都洛美市还是遭到美领馆的拒签。妻的八叔在那里颇有声望和实力，以为在那里获签的机会总比北京多，我于是困在洛美。人届中年，无事可做，尽管生活优渥，那闲在异乡的日子还是逃不脱飘零孤寂的苦涩。在那“家书抵万金”的日子里，朋友中柳萌的信最多也最牵动我思乡的情愫。他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说：“北京已到冬天，太冷不好出门，坐在屋里伴着暖气的‘咝咝’声读书，忽然想到远在非洲的你……”那时的西非虽到了雨季，仍是酷热难当，听着外面“啪啪啦啦”的疾雨声，想到北京冬天的风声雪飘、灰色胡同里寥落的行人、房间暖气的温馨……我不禁流出了眼泪，恨不能马上飞回北京，与柳萌兄促膝长谈。阔别经年，当我回到北京与他谈起那种感受时，他笑了笑说：“我知道，你舍不得北京，舍不得这些朋友……”
家庭格局已定，不舍也得走。1997年春节前夕，妻替我办好移民美国的手续后，带着已经长大的儿女来京接我了。那时，父亲已离世八年，早已病弱在床的母亲或许是经不起这大喜大忧，竟于正月初五撒手人寰。大悲之中行程在即，为送我远行，朋友们各个都要设宴饯行，我无心情，时间又紧，只好要求大家一起道别。于是作家王朝柱定了太阳宫饭店一座大厅，由他张罗操办这次告别宴会。他还别出心裁，买了一本大型纪念册，要每个人都为我写一段临别赠言，柳萌写的最简单，曰：朋友永远是朋友。
他最重朋友之谊，视友情高于一切。尤其到了古稀之年后，无论文章或闲谈，他总是说，人之为人，情字第一。官职再高，总有下来的时候；财富再多，总有散了的时候。得意忘友情，到老来孤独凄寂没人理，等于慢性自杀。我相信这是他在漫长坎坷的人生路上悟出的道理。正因为这种遵循，他才朋友遍天下，朋友们也才为他传统文人身上的君子风所吸引，各个尊他为忠厚兄长。我移民美国后还是他的书信最多、情意最浓。他在1999年深冬的一封信中告诉我：“延龄（李延龄，时任财政部副部长）走了，没想到我们之中这么好的一位朋友竟走得这么急……临行前他还那么渴望看看桃花，可惜时在隆冬，无处可寻……”字是墨写的，我却从中读出了泪水，悲沉的泪水。我抑制不住流出眼泪，即刻秉笔写了一篇长长的纪念文字，连载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侨报》上。这是对延龄的纪念，可落笔时，国内众友人的身影无人不在我的眼前，因为柳萌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们都一年老似一年，希望大家都健康地多做些事……”
十多年过去了，柳萌兄虽偶有小恙，但仍是精神矍铄、创作丰盈，特别是他三卷本文集的出版，更为他的创作做了一个阶段性总结，即：一个真诚的生命，一种率性的为人，一杆朴实的文笔，缕缕深邃的思考。
原载2011年02月14日《文艺报》
柳萌：从事业型编辑到编辑型作家
徐兆淮
当了三十年的文学编辑，结识了不少的作家、评论家和编辑。自然手头也就积聚了一些他们题名送给我的书籍和往来信函。退休前工作忙，很少能及时拜读这些赠书，有的竟连一封信也未回复。如今想来，心中不免泛起阵阵的歉意。但毕竟时间过久，有的人已经远走异国他乡，有的甚至已经作古，偶尔翻到昔日的书信照片或是赠书，作家朋友的声音笑貌历历在目。
当我翻阅柳萌给我的书信和友情赠书时，恍惚间竟弄不清他究竟是编辑家，还是散文作家，抑或是编辑型作家，还是作家型编辑了。说他是职业编辑家自然没错：他从上世纪50年代即从事编辑工作，除了被错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发配内蒙古之外，他又编辑过《乌兰察布日报》《工人日报》，平反后，又担任过北京《新观察》编辑、作家出版社副社长、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恢复并主持过全国有影响的《小说选刊》杂志。退休前后，还亲自主编过一套烟、酒、茶的散文随笔集。无论是编龄，还是编辑成就，称他为名编，都是当之无愧的。
称他是散文随笔作家，那他也是当之无愧的。在长期担任编辑工作期间，即利用编余创作过不少的散文随笔，出版过作品集，从编辑岗位上退休后，他在散文随笔的领域内如鱼得水十分活跃，先后出版了十本散文随笔集，且在全国众多的散文随笔作家中，显示出鲜明的特色，独特的地位，并曾获得全国优秀青年读物奖和全国纪实文学作品奖。
如今我有暇读他题词赠我的散文随笔集《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柳萌卷》，是1997年4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全国性散文丛书中的一卷，组成这套丛书的散文家，乃是当代全国著名的老中青年散文名家，如季羡林、张中行、袁鹰、林非、赵丽宏、周国平等十人。读着他的这些散文随笔，我方才明白，他的独特经历和朴实真切、感情充沛的文字，在当代散文史，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史上，所应该占有的位置，和他作品所具有的独有风貌及价值。
柳萌与其他“右派”作家有着共同的经历和苦难人生。在这一切苦难体验化成血泪文字时，许多作家都借助小说形式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而为人实诚敦厚、亲切随和的柳萌，在编余所写的这些散文随笔，不仅洋溢着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且也以自己领悟到的人生真谛启迪着他的读者，同时，也感染着我这个编辑同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柳萌是新时期以来一位创作颇有特色、颇有成就的散文作家。
可是，尽管如此，我仍愿意称之为事业型编辑家和编辑型作家。这是因为，他为文学编辑工作几乎耗费了毕生的精力，付出了锦绣年华。平反冤假错案之后，他参预作家出版社创办并首任编辑部主任、副社长和恢复并主持《小说选刊》，他在所从事的编辑岗位上取得的成就，是文学界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而他在创作上的成绩，不过是他编余的副产品，大都是他退休之后坚持笔耕所取得的。故而称他是一位地道的业余作者，大约一点也不为过。
我之所以更愿意把柳萌划入编辑型作家，也许还与我的经历与爱好，在某些方面，在文学观念上与他有些相近相通有关。或许说，虽然比之王蒙、刘绍棠等“右派”作家，我跟柳萌结识稍晚一些，交情也不算深，但我们之间的交往却是甚有缘分的，颇有同行惺惺相惜的感觉。
90年代末期，我因公务到《小说选刊》商谈合作召开新生代作家作品研讨会时结识了柳萌先生。尽管后来《钟山》与《小说选刊》本拟共同在宁召开的新生代作家作品研讨会，因某些原因使这项合作告吹，《小说选刊》退出，但我与柳萌之间却有了新的合作与交往。或者说，合作开会未成，却成全了两个老编辑友好合作的开始。不久之后，当我去北京看望昔日文学所老友张韧时，得知柳萌也住在同一幢楼上，当即请张韧陪我一同去看望这位结识不久的编辑同行。
尽管柳萌在散文领域内有着相当醒目的成绩，但我仍愿意把他视为是一位编辑型作家。如今我手头保留着他给我的两封信函，似乎都是他1999年退休之后所写，一封信所谈主要是他从《小说选刊》退下之后，忙于创作散文随笔，已出版六本作品集，他曾说：“每次见到样书，我就后悔退迟了，不然岂不可以多写点文字。”可见他对写作的痴迷。另一封来信则说及他退休之后，除自己创作之外，还未忘记编刊物，并正在主持主编一套关于酒茶的丛书。他热情地让我为刊物丛书写稿。于是，我写了一篇《期刊守望》的随笔交他发表在他主持的刊物之上。另外，我还写了两篇关于酒与茶的随笔，分别收在他所主编的《闻香识趣》和《煮茶与品茗》中。而对于我向他约稿一事则在信中再三申明“千万不要为难”。最后还在信中说及他“正在写我前半生受苦的事，已写出四万字，不知你们那里要不要这类文字”，云云。
我自然当能领略到他正在撰写的苦难忆旧性作品的分量与价值，但终因我当时也处于退休前夕，恐已很难做主安排他的这类文字，只能无奈作罢。
如今我们都已过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阶段，大我四岁的柳萌更是渐渐走近八十的人生大关。近几年来，虽然我们很少联系和来往，但是我内心深处，仍在思念着、回忆着往日的编辑生涯和编余的写作岁月，我们都还在孜孜不倦地笔耕着。前些日子，听说他老伴已经离他而去，从此他需要面对老年孤独的日子，我很想打电话去问候老柳，却因一时间未找到电话本而作罢。我只能在心里遥祝柳兄一切安好。
原载《江苏作家通讯》
顺逆人生悠着活
徐怀谦
厚厚的三卷本《柳萌自选集》（作家出版社出版）摆在面前，掂了掂，很重，我说的当然不是纸的分量，而是生命的分量，岁月的分量，精神的分量。
“焦熘中段”少抱怨
一个人的命运，不可孤立地去看，它通常是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时代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像柳萌这辈人，尤其如此。15（6）岁高中没毕业，他响应国家号召，背着父母家人，走进军干校，在部队服役四年，转业后进了交通部，不久赶上“反胡风”运动，因有一本鲁藜的诗集《星之歌》挨整受批判，随之失恋、失去报考大学机会；1957年因讲了几句真话被打成“右派”，先是发配北大荒劳改两年半，摘帽后到内蒙古当了几年电信工人，扛电线杆子，挖土坑，拉电线，做册报员，饱尝过风沙的热情伺候，最后内蒙古“五七干校”政委不弃，把他分配到《乌兰察布日报》社编文艺副刊，1978年秋重回北京，到刚刚复刊的《工人日报》社工作，1979年获改正，前后长达22年，横跨22岁至44岁，正是一个人生命中最该灿烂的时间段。
肉体的折磨之外，还有精神的煎熬。在内蒙古当工人的时候，经人介绍，柳萌与唐山师范学校教音乐的赵老师结婚，孩子出生后放在父母所在的天津养育，这样一家三口，分处三地，只有利用一年12天的探亲假才可以团聚。那时的柳萌是京包线上的常客，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这条京包线上的两根冰冷的铁轨，在我看来无异于两行流不尽的眼泪，凝固在我青春抑郁的脸庞上。青年时代的美好愿望，个人本该享有的家庭幸福，全都被这隆隆的车轮，无情地碾碎在长长的京包线上，没有半点怜悯和恻隐之心。”要知道这短短的几句话，却是作者十几年分离之苦的结晶啊！
柳萌的“右派”帽子压折的不只是自己的命运，他的妻子，那位胆小、善良的音乐老师也被株连，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患了精神分裂症，生活难以完全自理，是柳萌，与妻子相濡以沫，无微不至地照顾了30年，直至老伴因病去世。尤其是在老伴病重的最后几年，柳萌推掉文坛的许多应酬，做了全职的家庭“主夫”，无怨无悔地成为老伴忠实的拐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