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段永远让人怀念的时光。我想起我的中学时代，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一片一片的林子、一片一片的绿色。我庆幸自己出生在美丽的海滨，也感激当年的老师尽一切机会让我们去和大自然亲近。我们没有把自己整天关在教室里的习惯，今天想，那样也许会变傻的。伏在桌上安安静静读一本好书是愉快的，而到田野里接受大自然的沐浴和陶冶就更加幸福。一个人在中学时期经历的东西很难忘掉，像我，至今记得当时跨越的潺潺小溪，看到的树尖上那个硕大的果子，闪着亮光的三棱草的叶子和又酸又甜的桑葚的滋味……那时候给我心田留下了一片绿荫，使之不致荒芜，使之后来踏上文学之路时，能够那么脉脉含情地描绘我故乡的原野。
我想一个人在他的中学时期，正经历由比较幼稚到比较成熟的特殊阶段，这期间他大半要学会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学会去眷恋大自然，热爱大自然！这也会影响他的一生。像俄国的著名诗人叶赛宁，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作品中都有大量讴歌自然、抒写风景的优美篇章，他们描绘了那么多美好而多情的自然世界。读他们的作品，你会感觉到那颗伟大而纤细的心是怎样搏动的，怎样去挚爱、去追随着祖国的瑰丽山川……我想，一个不热爱大自然的人，难以培养起很强的美的感受能力，也难以写出有华彩的文章，更成不了真正的作家。与作文的关系如此，与做人的关系好像也如此——我总觉得一个对大自然怀有满腔柔情的人，很难是一个品行低下的坏人。
让我们热爱大自然吧！
捉鱼的一些古怪方法
在没有网具的情况下，要捉住几条鱼是很难的。田野上的河汊沟渠、池塘小溪里，总会有些鱼，大大小小，引诱着人去下手。有的鱼很大，大得让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这片水里生出来的。你兴冲冲地跳下水去，扑腾得浑身泥浆，最后还得空着手爬上岸来。你捉不着它。
实际上捉鱼有很多古怪方法。
“浑水摸鱼”被用得多了，也就不以为怪。其实这个方法简便易行，只需跳下水中胡搅一气，那些鱼也就昏头昏脑地探出身子等人来捉了。一片混浊的泥水之上，昂着一个又一个鱼儿的头颅，那是很好看的。
这个方法突出的是一个“搅”字。功夫全在搅上了。其他方法如果也都用一字概括，那么整套方法可称之为“推、搅、掏、堵、诱”。
推鱼最容易。如果你来到一条浅浅的小渠边，被水中清晰可见的鱼影搞得心烦意乱、跃跃欲试的时候，你最好先蹲到渠岸上拔一会儿青草。然后，你抱着一堆青草跳下渠水，趴下身子，两手推着草叶往前走，直走到渠的尽头——水尽鱼存，无一漏网，真是个好方法。不过这个方法“太绝”了些，常常使人欣喜之余又有些不安：对鱼们太狠了？
堵鱼就是将宽水流堵成一个小豁口，使水流由此而变得急起来，并将一草篮放在豁口上。鱼儿随急水而下，不得翻身，常常在篮底积下一层。这种方法的唯一缺憾就是逮不住大鱼。大鱼力气大，翻身有何难。
诱鱼是比较难做的。诱饵香甜诱人，却不一定合鱼的口味。如果它们循着气味游过去，直游到那个人为的生命的陷阱里，你在岸上就会高兴起来。没有办法，鱼们平常就爱躲在深水里、草根处，只有用诱饵将其引逗出来，引到一个便于围歼的地方。这个方法可能受了某部兵书的启示：对付人的计谋有时用到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身上，竟是同样奏效。
掏鱼大概算最古怪、最费解的方法了。这个方法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在当时实际是一群孩子。天真无邪，面对游鱼，也就想出了这个方法。大人们反而想不出，大人们太复杂了。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这一奇怪的现象：有人就因为失去了纯真，结果就失去了巨大的创造力。捉鱼也是一样……如果渠长水深，没法“推搅堵诱”，那怎么办呢？那就跳下水去，在渠的水线上挖一个个碗口粗、尺余深的洞洞。挖过之后，你就在渠水里来来回回地走动，像散步那样。走上一会儿，你感到疲累了，就可以伸手到那些洞洞里掏鱼！鱼已经装了很多，全在洞底，顺着掏下去就是——这究竟是为什么，谁也说不清。这简直像是一个梦境，一个非常美丽的、只属于童年和少年的梦。但它又实实在在是一个可靠的、古怪的捉鱼方法。
不难看出，以上方法只能用来捉淡水鱼。
有人说淡水鱼比海鱼更有滋味。我相信这个说法。但我不明白它们是怎么生出来的。如果有一潭水，只要不去管它，迟早里面会生出鱼来。而庄稼还需要播种呢，这鱼真是天赐之物。如果掌握了一些古怪方法，随随便便就可以从田野里携回鱼来，一食为快。
吃的方法很多，比捉的方法又多出几倍。用油炸、用水煮，有时还故意让活鱼下锅。但这毕竟是大人们的事情。孩子们如果捉到了鱼，常常用友好的、温存的目光看着它们，似乎从中感受到了其中那可以沟通的什么东西。他们总是把鱼儿养起来，心中充满了希望……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到：如果我是一条鱼，又逃不脱那“推搅掏堵诱”的话，那我希望败在纯真的儿童们手里。
一些不严肃的人
古代很出了一些滑稽人物，就因为他们太有趣，所以那些事迹书上记了很多。这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算淳于髡和东方朔了，他们都是齐国人：淳于髡大概是东莱人，东方朔则是齐国西北部沿海人。总之他们是海风吹拂下的宽袍大袖的人物，行为有些吊儿郎当，不太中规中矩。他们好像不太正经说话，谈问题好做比喻，听起来没有那么严密的逻辑，动不动就是“我听说”如何如何。这样所谈的未必真实有据，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又不必负有具体实证的责任，给自己说话办事留下了许多方便。他们的谈吐当然也有强大的内在逻辑，只不过听起来看起来随随便便、甚至是嬉皮笑脸罢了。
这些人面对有权势的国君之类，要施展自己的抱负、施加自己的影响，非要具备致命的说服力才行。这方面他们与鲁国的孔子及弟子就差别很大了。孔子也是很幽默的人，因为高智商的人往往内心世界极为丰富，他们肯定是多趣而不枯燥的人。但孔子毕竟是极其讲究礼法的，在许多情况下庙堂规范还是要遵守。关于他曾有过很有名的一句话，即“子不言怪力乱神”。孔子虽然并非不苟言笑的人，但从记载上看，他在国君面前礼节周备，算是言行有度的人，没留下什么过分惊悚骇世之言，也没什么滑稽可笑的地方。
而齐国的淳于髡和东方朔之类，大有夷人的野性气，大概保留了不少海边“海客谈瀛洲，烟波微渺信难求”的味道。淳于髡动不动就打比喻，不开玩笑不说话，被后世喻为滑稽大师。其实他在以最生动的语言方式来说服别人，阐明事理，在语言上技高一筹，有时比干巴巴的讲理还要有效有力得多。他对主持齐国政务的宰相邹忌说过极有趣的一段话，如：“将猪油抹在棘木的车轴上，是为了使它灵活转动，但是，如果车轴的穿孔是方的，抹多少猪油也无法转动。”再比如：“狐狸皮的袍子尽管破了，但是不能用黄狗的皮来补吧？”这里既用植物又用动物做比，讲的即是进谏和用人的深刻道理，使邹忌大为钦佩。齐国要打魏国，淳于髡对齐王说：齐和魏，一个是天下跑得最快的狗，一个是海内最狡猾的兔子。可是狗和兔子绕着山跑了三圈，翻过山又来回五次，最后都疲惫到了极点，累死了，一个农夫过来就装到了自己的囊中。他说现在，等在一旁的秦国和楚国就是这样的农夫，他们正等着捡死狗死兔子呢。这样一比，齐王也就害怕了，立刻停止了伐魏。
东方朔在大臣和君王面前常常也是巧话连篇，令人捧腹，像一个喜剧演员。他就不像淳于髡那么幸运了，只成为权势的花边与点缀，朝中有人甚至将其看成一个弄臣。这给他的内心造成了极大的悲哀。不严肃的人有了两种结果，一个是显，一个是沦。后世的传说中，郁郁不得志的东方朔滑稽依旧，最后干脆变成了神仙，归入了虚无缥缈之中。在民间，他竟然成为相声表演艺术的鼻祖，还成为四处讨要的丐帮的神圣。
齐国方士们谈天说地的语言风格的确影响了很久，波及和渗透到了文化政治及日常生活中，以至于形成了某种地域性格。徐福如果没有超人的想象力和游说力，怎么会带走一支庞大的船队，从秦王眼皮底下溜走呢？至今在半岛地区还流传着一种说法：“莱州人的鬼，黄县人的嘴，蓬莱人的腿”，说的就是莱国最有代表性的地域特征：“鬼”是指心智，“嘴”是指能言善辩，“腿”是指勤于奔走。可见有了这三项，再大的事业也能成功。从心智、说服力到行动的果决和勇气看，莱夷地区即齐国东部的人确是高人一等，这种特征竟然从古至今一直保持下来。
胶东人这样形容能说会道的人：死人都能说得活。的确，在一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又不断喻之以利、亦庄亦谐的海边说客面前，能够抵挡得住、一直不为所动的人真的很少。据记载，民国时期曾出过一个笑话，其主角就是一个老黄县人。这个人姓梁，不知为什么忽发奇想，想在当政高层走上一遭，显示一下自己的本事。据说这不过是一个稍稍识文断字的老农，其貌不扬，矮小且有点罗锅，却能搅起不少的波澜。他通过地方官吏上达一个宏愿，说要献出自己的万贯家财用来抵抗外侮，言之凿凿，终于层层感动，最后真的被国民政府请到京里，从部长到最高执政皆出面接见叙谈，正经款待了一番。结果当然不过是老农的一个玩笑而已。他虽然来自一个富足的地方，自己却实在是一个穷人。
这个真实的故事不仅是一出闹剧，其中也蕴藏了发人深省的意趣。有人以此嘲笑当局的愚蠢，却忘记和忽略了两个最大的要素：一是古莱国地方自古诡谲，常出产一些不严肃的人，这些人有非同一般的想象力和言说力，并非一般人士所能抵御；二是古登州地区豪富辈出，他们当中富可敌国的望族绝不罕见。正是因为如上两条，那些经多见广的衙门和政要才会从头至尾配合这场荒唐的演出。
齐国人淳于髡和东方朔，还有晏婴，都是风趣多智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待经国大业和有为的国君，虽然使用的是颇为滑稽的劝喻方式，但骨子里却是士人的忠信，是言必信行必果的风度品格。而对待暴君的绝望，他们的表现往往一如徐福等方士们，会以过人的心智谋划一个骗局，先以卓越的言辞打动对手，再以大胆的行动付诸实施。几千年下来，齐国东部这种海天连接、海市蜃楼频频发生的奇特环境里，的确产生和孕育了一大批有奇才异能的人，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哪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哪里就会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