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她对我病体的关怀。这几年，我经常患病住院，先后动了两次大手术。她为此非常关心，不仅现身说法启迪我如何与病魔作斗争，给我有关医治疾病的书刊、影碟，而且还亲自把我的女儿和女婿叫到她的家里，告诉他们如何治疗我所患的顽症；甚至她在外地疗养期间，还给我打来电话，嘱咐我加强锻炼，按时服药。这种关怀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因此，我和我的家人都对她充满感激之情。
我最近病情转好，本想登门感谢她的关切并切磋一下当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谁知她竟匆忙地驾鹤西去，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说上一句告别的话。
呜呼，悲哉！
安息吧，柯岩同志！我一定努力向你学习，用自己的笔，勤奋耕耘，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只要一息尚存，便奋斗不已。
2011年12月21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疾风劲草
春节期间，我正在家里闲坐，突然听见门铃响动，开门一看，只见一位陌生的女士站在门前，她向我问道：“是程树榛先生家吗？”我连忙点头称是，她看了看我，然后笑着说：“我正是要找你呢！”
我当时有点茫然。但出于礼貌立即请她进入室内让到客厅的沙发上落座，客人倒很随和大方，随即坐在我的对面。只见她面貌清癯，发丝如银，眼角蓄有细密的皱纹，但却红光满面，双目炯炯有神。我们相互注目看了半晌之后，我却没有认出来客是何许人；见我愣愣地看她，客人“扑哧”一声笑了，说：“怎么，不认识了？”我仍然在凝望着她，摇了摇头。“我是你的老同学呀！王巽芝——想起来了吧？”
“啊，你是王巽芝？”我吃惊地说。
一下子唤起了我的回忆。
那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1953年，我从家乡的一所中学高中毕业，考取了著名的北洋大学为前身的天津大学机械系，就在当年金秋九月来学校报到的时候，和我一同走进校门的是一位梳着双辫的女同学。她生得唇红齿白，身材窈窕，面含少女羞涩的笑容，我忍不住多看几眼；在学校接待新生的签到处，我知道了她竟是和我同一专业的女同学，名叫王巽芝。有此机缘，便立即在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
更加奇巧的是，我们竟分配在同一个班上。我这才知道，她来自遥远的湖南，是一位美丽的湘女。
虽然是湘女多情，四年同窗我们却没有多少交往，一则她生性腼腆，言语不多；二则因为她入学后不久就被我们同班的一位家住天津的男同学盯上了。这位同学叫王敬庭，身材魁伟高大，相貌堂堂，大家都以“大王”称之，王巽芝身材娇小，则被称为“小王”。名花有主，他人当然只好礼让三分，不存非分之想了。
可是，他们这一对并不十分亲昵，过分张扬，只是比别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些，比如上晚自习，去图书馆；有时，还闹点口角，小王便故意与大王拉开点距离，数日不理他；班上个别男同学曾想乘虚而入，但却被小王婉言拒绝。中间似乎也没有多少故事。
大学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就在大四那年的年初，我们开始进行毕业设计。为了更好地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系里决定我们的毕业设计到工厂去做。我们班一分为二，一半到江南名城无锡，去一家柴油机工厂；一半留在天津，去一家机床厂。我是去无锡的那一拨，“二王”同时留在天津。
时值1957年春天。
凡是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是个不平凡的春天。此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客观地认知了全国的形势，修改并制定了新的党章，同时批判了个人崇拜现象，正确地制定了政治路线和经济方针。不久，毛泽东又提出了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的方针，对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有非常大的鼓舞；接着，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后来公开发表的大不一样）的报告，内容新颖而真挚，思想博大而宽容，令人们感到耳目一新，从而消除了之前对共产党施政中所产生的种种疑虑，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政治热情，人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确实英明、伟大，照这样发展下去，国家的繁荣昌盛指日可待。特别是大学生们，无不庆幸自己生逢其时。因此在此后不久共产党发布整风通知并号召全国人民给党和党员提出批评和建议时，人们的政治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纷纷衷心地竭诚地向党组织说出了肺腑之言。人们完全相信毛泽东多次反复的保证：充分发扬民主，提意见的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听取意见的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且强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于是，人们便放心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心里埋藏已久的意见与建议。因为这一切都与“双百”方针联系起来了，故称之为“大鸣大放”。
当时，高等学校是“鸣放”最热烈的地方。其原因一是知识分子最集中，政治上较敏感；二是青年学生最热情，思想单纯，毫无顾忌。天津大学当然也不例外，真是“群情激奋，高潮迭起”，再加上广大师生又有着恢复“北洋大学”名称的特殊情结和强烈愿望，所以“鸣放”就更加起劲了。由于我和一些同学在无锡实习，没有机会参加学校的活动，还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遗憾呢！而在天津机床厂实习的同学，却可以经常回到学校里来，当然也就卷进这个热潮中了。我们那个名曰“大王”的同学，则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大鸣、大放、大字报，他哪样形式也没落。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太独特的意见，无非是发了几句牢骚：什么“‘肃反’运动打击面过宽”啦，“公私合营太快”啦，“北洋大学不应该改名”啦等，也许他老兄因为是天津人太钟情于北洋大学的名称了，他的这个意见比他人的声音喊得特别响亮，在要求“恢复北洋大学校名”的大字报上的签名也更显眼，因此就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我后来听说的。
我们在无锡实习结束后，正逢暑假开始，大家便直接回家度假了，等候毕业分配。谁知回到家乡没有几天，便接到学校通知：立即返回学校参加运动！
原来整风运动开展不久，便风云突变，“鸣放”变成反右派斗争了——当初号召给党和党员提意见，动员大胆鸣放，现在却说成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本来是云淡风轻中的和风细雨，一下子便乌云滚滚，漫天掀起了狂风巨浪。整个中国像一艘巨大的航船在风浪中颠簸。人们都被这惊涛骇浪吓蒙了。
我几乎是懵里懵懂地从家里回到学校的。当我进入学校大门时，顿时吃了一惊。只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占满了教学大楼和宿舍区的每一个空间；而且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从教学楼的各个角落里冒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人们在开批判右派分子时所发出的愤怒吼声。
次日，我便被通知参加班里的反右派斗争大会。会场设在我们班平常专用的教室，布置得庄严而恐怖，会标是“坚决斗倒斗臭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周围张贴的是“坚决击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等吓人的大标语，以及揭露右派罪行的大字报。今天，第一个斗争的对象即是“小王”的恋人“大王”。他的右派“罪行”前些日子已经被揭发出来了，现在是对这些罪行进行分析批判的阶段。我因为是初来乍到，只能是个旁观者的角色。但见许多原来是文质彬彬的同学，现在竟然一个个怒目圆睁、凶相毕露；曾经是一贯表情儒雅的人，现在却声色俱厉起来；还有，原来在小组会上发言都羞得脸红的女同学，现在也薄面含嗔、柳眉倒竖，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他们一齐指着“大王”的鼻子向他进行严厉斥责，一个个似乎和平常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会场上掀起了愤怒的声浪，并且一浪高过一浪，似乎要把“大王”吞噬了。可是，“小王”却畏缩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低着脑袋，不做一声；有几次会议的主持人——我们班的团支书大声吼着点到她的名字，要她站稳立场，揭发批判，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她却似闻所未闻，连头也不抬一下，只顾双手摆弄着她的辫梢。
连续两天，她一直是这样的表现，没有任何变化。我们都偷偷地为她捏一把汗，她毕竟是一个弱女子，怎么经受这样泰山压顶般的压力。
经过多次批斗，最后，关键的时刻到了——要正式宣布对“大王”的处分。会议主持人的脸色铁青，愤怒的目光，扫视着会场的每一个同学，就像一个严厉的军官面对一群对其俯首帖耳的士兵；待到他感觉出自己的威严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火候之后，便一字一句地“朗诵”般地念着手里的文件：“根据王敬明在前一阶段的自我表现和广大同学对他的揭发，证明他是一个十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决定开除他的学籍和共青团团籍，听候有关部门最后发落。”
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主持人的近于愤怒的吼声，谁也不说一句话。他的话讲完后，室内更静了，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下都能听得见。就这样沉静了好几分钟，主持人又大声问道：对这个处分大家谁还有什么意见？
回答他的当然仍旧是沉默。可是，就在他要宣布散会的时候，坐在那个角落里的王巽芝突然站了起来，她轻声地说：“我想告诉同学们一件事情：我和王敬明订于今天晚上举行结婚典礼，地址就在男生宿舍，欢迎同学们参加！”
她的声音虽然很轻，但是，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场合，其震撼力却相当于爆炸一颗原子弹，一下子把大伙儿震蒙了。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他，惊慌失措，不知说什么好了，就连主持会议的人——那可是久经阶级斗争锻炼的老手了，也半天说不出话来。半晌，他才指着“小王”的鼻子，结结巴巴地说道：“你、你——等着瞧吧！散、散会！”
会后，大家无不惊诧“小王”这完全出人意料的举动。在这样恐怖的氛围中，同学们都不知如何对待这对“新人”的“良辰吉日”。但是，当天晚上，居然有不少思想比较单纯的同学，前去参加“二王”的婚礼。我思想斗争了半天，最后也悄悄地去了。小王对我羞涩地莞尔一笑。我们大家把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用一块红绸布把电灯泡包上，使室内充满了红色的光辉；有的同学临时去商店买了一点糖果，作为贺仪；有人甚至冒险为他们制作了一块带玻璃框的匾额，上边歪歪扭扭写了四个大字：天长地久。
正当做司仪的同学宣布“现在婚礼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团支书——批判会议的主持人，气冲冲地走进来了，他轻蔑地环视一下众人，然后大声说道：“鉴于王巽芝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经过上级领导研究决定：开除她的团籍！”说罢转脸扬长而去。
我们面面相觑，谁也没言声。
这场不寻常的婚礼，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随后，我们便开始了毕业分配。由于在那个运动中，我们大多数人都表现不佳（我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员），在接受严厉的批判后，又受到了不同的处分，因此大部分都分配（实际是流放）到边远地区（“二王”的去向当然是到更加艰苦的地方），一则表示惩罚，二则“有利于”我们的改过自新。
我们眼瞅着“二王”从校园中黯然而去的身影。
从此，我们便天各一方，奔向各自被改造的岗位，彼此再也没有见面。
谁知过了不到两年，我正在单位上班，突然，工厂保卫处把我叫了去。当年的保卫处是工厂的专政机关，几乎人人都对其畏惧三分，特别像我这样出身不好、“反右”又受过处分的小技术员，更是害怕和它沾边，平日上班都要绕着它走。现在传唤我过去，心里实在是诚惶诚恐。我蹑手蹑脚走了进去，一位官员见了我二话没说，劈头盖脸地问了我一句：“有一个名叫王敬明的人你认识吗？”
我半晌才醒过腔来，轻声回答：“认识，他是我大学的同学。”
他又问：“你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我告诉他王敬明毕业分配的地方和单位。
“你最近又见到他了吗？”
我连忙回答：“毕业分配后就没有来往。”
这位官员突然提高了声调，严肃地说：“最近此人畏罪潜逃，不知去向，有关部门下了通缉令，你若知道他的消息，要立即向组织汇报！否则，后果自负！”
我满腹疑团，走了回去，不禁想道：这位老兄怎么了？“畏罪潜逃”——逃向何处？但是，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半点信息。
光阴荏苒，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老同学的印象在脑海里逐渐淡漠了。没有想到，我和“小王”又重新会面了，而且是在我北京的家中。在叙罢寒温、述说了过往的简单经历之后，我突然好奇地问她：“你当年怎么会有那样勇敢的表现，简直不可思议。”
她微微笑了一下，然后轻声地说：“谈何勇敢？当时就是一种冲动：忠于爱情！”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我说。
“我从小就有一股倔劲。”又是莞尔一笑，还带有一点儿羞涩，这使我不禁想起我第一次看见她的印象，“最重要的是，我当时认为他没有错。”
是的，那时我们是那么年轻、单纯，响应号召满腔热情给党提意见，能有什么错？
可是，我们却错了……
半晌，我又问她：“大王”现在怎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