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改造期间，我每天都要经过那个大烟囱到达劳动的处所。触景生情，我的眼前总晃动老刘躺在大烟囱下的血泊中的那一幕，我脆弱的心灵实难承受，于是，我只好远远地绕开大烟囱，避免看到它。
刘西戎自杀身亡一年之后，他的新婚不满一月的妻子，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丈夫惨死的音讯（我相信没有人会通知她），便从遥远的四川家乡来到富拉尔基我们所在的工厂，找到有关部门，要求把死者的遗物和骨灰带回去。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刘西戎的那点破旧衣物，早已被专案人员扔掉了，他的骨灰根本没有人进行保存；她还试图索回丈夫的日记（她知道他爱记日记并存有大量的日记本），但得到的回答是：那些东西是刘西戎犯罪的铁证，只能存在公安部门的档案库里，你无权索要它！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彻底和他划清界限！
在那样大夜弥天的日子，她这样的一个弱女子，夫复何言？最后，只好怅然饮泣而去。
后来，我也离开了工厂，远奔他方。
韶光易逝，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刘早已灰飞烟灭未留任何痕迹，可是他的这幕悲剧我却永远无法忘却；一看到大烟囱便会让我的脑海闪现那些不堪回首的镜头，令我的心头悸悸作痛，久久地难以排解。今天写下这篇小文，一则纪念我那位含冤九泉的朋友，告慰他那个苦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则借以排解一下郁积在心灵深处的几十年的块垒；同时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民族和善良无辜的人们带来的灾难，坚持不懈地清算其罪恶的渊薮，别让“极左”路线卷土重来，使中华民族再陷苦难的深渊。
2012年5月14日改定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深沉的悼念
乍一听到韩作荣同志去世的消息，我一下子惊呆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前一天，我在住宅门口还看到他，只见他红光满面，充满精气神儿，说话时底气很足，笑声朗朗。他告诉我刚刚从外地开会回来，颇有收获；近日还要到国外访问，去南美几个国家看看。我劝告他不要太劳累了，要注意劳逸结合。他笑着对我说：没事儿！谁知刚过去一天，他竟遽然长逝了。我当时简直像梦幻一般，半晌说不出话来。悲痛间，想起和他共事的十五年时光，想起那些同甘共苦的岁月，想起和他深厚的友情，想起他可亲的音容笑貌，我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记得我和他初次见面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我刚刚从黑龙江省奉调来京主持《人民文学》工作，在与编辑部同志们的见面会上，我得知这位“老乡”韩作荣是二编室主任，来自黑龙江省海伦县，心中陡生一种亲切感。我是匹马单枪从边疆来到京城的，内心感到非常地不踏实。就在一天晚上，韩作荣来到我的临时驻地看望我，使我意外而高兴。他向我大致介绍了刊物的现状和作者队伍的情况，并希望我大胆工作，他表示将全力支持我，把刊物办好。他的这番热心话语，使我感到热辣辣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作荣是言行一致的。他不但处处支持我的工作，而且不断地建言献策，特别是尽力影响周围的同志和他一样从大局出发，排除干扰，关心和支持编辑部的正常运作，使整个杂志社由当时某种特殊原因产生的些许浮乱情况，得以克服，很快地走入正轨。
作荣为人至诚，他尊老爱幼，礼贤下士，工作责任感强，很受广大作家的信赖。正是由于他广结善缘，以诚待人，所以能够经常组织到精品佳作，特别是一些有实力的青年作家，都愿做他的挚友；他们总是应作荣之约，及时贡献出新作，充实刊物的版面，从而保持《人民文学》一贯的高水平、高质量，受到全国读者的好评。
作荣不仅努力做好分内的工作，而且乐于承担“额外”的负担。他经常受到编辑部委托，到国家的一些改革开放的典型或特殊地区，亲自撰写报告文学。比如，去鞍钢和武钢，反映这些大型企业改革的成效和面临的艰难；去湖南长沙，描绘这个省会城市迅速发展的新貌；亲临大兴安岭火灾现场，撰写人民抢险救灾的壮举；到有争议的地区和单位（如马家军的驻地），客观而真实地报道有争议的人和事——每次，他都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圆满地完成了编辑部交给他的任务。他撰写的那些作品，都为所在地区的领导和群众所接受并给以热诚的赞扬，被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同时，也扩大了刊物的影响。有同志赞之曰：这是一举多得。
在社会变革经济转型的“阵痛”到来的新时期，刊物的生存和发展也面临新的问题。作荣锐敏的政治嗅觉，及时感受到并率先向杂志社建议，要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有所作为，避免出现某种被动局面。经过商讨，社里及时接受并采纳他的建议，冲破重重阻力创建了人民文学理事会，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经济活动，使刊物得以有效地渡过可能出现的难关，在刊物如林、文坛良莠不齐的情况下，《人民文学》一如既往保持她传统的高品位，获得读者的认同和赞佩。
作荣工作中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敢于接受重担并勇于承担责任。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至今令我难以忘怀。有一次我因公外出一段时间，那一期的刊物我委托作荣全权处理，他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但是，当我外出归来后不久，一位领导找我和作荣一同谈话。原来这期刊物登载的一篇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争议，个别人甚至到这位领导家中进行“上纲上线”的批评。领导见到我们后，直接说明原委，并对我们俩——特别是我，进行严肃批评。在此比较难堪的情况下，作荣不容分说直接向那位领导表示：这篇稿子是我签发的，整个这期刊物都是我负责终审的，如果有错误，应该由我全面负责，树榛同志因公外出，没有他的责任！我连忙说，我是主编，自应承担责任！领导看到我们俩的态度，突然转怒为喜，笑着说：难得你们俩有这个态度，此事就此作罢，以后注意就是。事后我对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大包大揽，抢着负责任。可是他却说：没有这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如何做人！
至于这种敢作敢当的事例，还有很多，据此足可见他的为人了。
最令我感动的是，在我处境不佳的时候他对我的态度。有一段时间我遭到冷遇，个别人对我当然也就“冷处理”。可是，作荣的态度却恰恰相反。作为刊物的副主编继之为常委副主编，他对我格外尊重，处处维护我的主编职责，凡遇重要事情总是事先向我通报，而后按程序实行，丝毫没有轻慢越位之举，从而维护了《人民文学》已经形成的较好的局面，成为比较先进的单位，始终保持峥嵘独秀的文学“国刊”的品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荣在工作上表现很出色，屡受嘉奖，在诗歌创作上，作为国内有代表性的诗人，更有突出的业绩。正如有的诗评家所评论的那样：“他以敏感的诗人之心打通触及真相的途径，以凝练和从容不迫的抒写，呈现大气、开阔、深刻的创作风貌，以勤恳真诚的艺术劳动拓展诗歌和灵魂的疆域。”受到文学界广泛的赞许；他的作品，获得了许多有权威的奖项，并翻译成多种外语，流传到国外。而他的诗论更是独树一帜，他融诗人的感性与文论家的理性于一体，集实践经验与美学探究之大成，著书立说，被许多成熟的诗人和年轻的新秀们喜爱并赏识。他刚刚完稿的三十万字的《李白传》，表达了相隔千古的两代诗人诗心相通的情怀。不幸又万幸的是，这部传记文学成为作荣的绝笔！
作荣匆匆地走了，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诗人，我失去贴心贴己的朋友。我内心的悲痛，难以自已。而今含着热泪，撰此小文，表达我深沉的悲哀，并祝愿作荣在诗的天国里，成为一颗永远闪亮的诗星。
2013年11月17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