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接虐杀的“硬暴力”之外，还有一种形式较为隐蔽的暴力，那就是包括开“批斗会”的人格羞辱、杀鸡儆猴的心理威慑、株连家人的精神恐吓、不给饭吃的饥饿折磨等在内的“软暴力”。从维熙对“反右”和“文革”期间针对知识分子的“软暴力”，尤其是“饥饿折磨”有着极为真实、细致的描写：
记得，有一次疏浚排水沟，以加深沟的容水量。就业的“二劳改”队（解除劳教的人员，住在铁丝网外的红砖房内）紧挨着我们的工作段挖河泥，一个叫刘岳的“二劳改”的活段正好和我邻界。我正在低头干活，耳畔忽然听得“咯吧咯吧”的声响，有意无意地扭头望去，顿时使我瞠目结舌，原来他正在嚼着一条水沟里捉到的活鱼，露在嘴外边的鱼尾巴左右摇摆，发出咯吧咯吧的抽打声（若干年后，我看见电影《苦恋》中有个镜头，正和刘岳饥不择食地生吞活鱼的情景一模一样）。我怕他不好意思，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干活，哪知他反而吆喝起我来了：“喂！水沟里有鱼。咱们身上就缺动物脂肪。这东西虽有点泥腥气，但能解饥就行！”听了这汉子的动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细想想，若不是饿得难耐，他会把一条活鱼生嚼了吗？“活下来就是胜利”，是这儿劳改人员的口头禅，它不是很唯物吗？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去那层清高的外皮，露出原始的形态，前文提及到的工程师肖乃信，在土城骂流氓骂得那么尖刻，但在一次晚间集合站队时，我亲眼目睹他捕捉飞向电灯亮光带翅的蝼蛄，抓住一只往嘴里填塞一只，直到队长向他大声斥责为止。
事后，我曾间及肖乃信：“什么味儿？”
“没吃出味儿来，只知道往嘴里填。”他说，“肚子总像个无底洞。”
“克制一点不行吗？”
“你家里老母亲给你邮寄食品。我是孤坟野鬼，谁管？只有在困境中自己求生！”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一不偷，二不摸，吃野食不算丢人。”
“我担心你吃了有毒的东西，坏了自己的肚子。”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
不久，从六中队传来一个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陆丰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里洋场，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他属于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出身。在北京农业机械学院即将毕业的日子，赶上了反右派斗争，他在民主专政与“内行”、“外行”问题上鸣放了一下，被戴上右派铁帽送进了劳改农场。昔日，一个吃蜜也嫌不甜的小少爷，在这儿竟然吃开了五毒，他把捉到的一条蛇、一只蛙、一只癫蛤蟆和一只老鼠，放在一口小铝锅里煮熟吃了。夜里，他开始上吐下泻，浑身哆嗦。几小时之后，他已经神智不清，生命垂危。多亏分场的医务室里一个“二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人员）医生全力抢救，总算把他从死神的怀抱中抢了回来。因为我和他常在墙角煮食时见面，虽然不在一个中队，还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后我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神智虽已清醒但面色蜡黄。在炕边上，我说：“你怎么能乱吃五毒？”
“饿。”他声音十分微弱。
“那也不能胡吃海塞呀！”
“我知道癫蛤蟆有毒，剥了皮先洗了几次。”
“那蛇也可能是毒蛇。”
“我开了膛，把五脏是扔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空头安慰几句，便匆匆而回，事后，他身体略略好了一些时，并没有改变他煮食小动物的习惯，只是不敢再把癫蛤蟆掷进铝锅里就是了。
这段长长的引文，无疑有违某些人奉为圭臬、津津乐道的“学术规范”，但是，为了让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原作所提供的极为宝贵的信息，那些所谓的“学术规范”，我们还是暂且将它放在一边吧，——要知道，别林斯基的批评从来就不规避长篇幅的引文，正是那些翔实而繁富的引文，给读者提供了较大的便利——可以通过尝鼎一脔，而体味到原作的神髓和神韵。
一般来讲，精神折磨与肉体折磨总是相伴而行的。凡是在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混乱和精神迫害的地方，通常都会跟着发生严重的“大饥饿”。饥饿无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人体验过的最大痛苦。千千万万的人备受这种“软刀子”的宰割和“软暴力”的伤害。饥饿作为一种最折磨人的痛苦，具有一种从内到外摧毁人的巨大力量。在“改造人性”方面，饥饿比道德感化和政治施压更有效，因为它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将一个文明人还原到最原始的状态，还原成茹毛饮血的史前猿人。阅读这些吃生鱼、吃“五毒”以及人们为了抢口饭吃而大打出手的细节，简直令人难以想象，难以置信！
饥饿的大门是通向死亡的。饥饿本身就是特殊形态的死亡。极度的饥饿实在是比死亡还要可怕的：
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那令人心碎的一刻——吕荧躺在炕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外形；昔日的一位大写的人，此时抽缩得如同一个小小侏儒。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成了一具只会出气的木乃伊。我在劳改队见到过不少的死者，但从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使我为之泪落并为之动容的——在吕荧这具活尸面前，我失去了严酷生活赋予我的冷静。归途上，同组的成员张奎令与我说东说西，我则缄默得像个哑巴。我似乎觉得我们的车上，拉回来的不是“腹中空空”的芦苇，而是沉重如铅的历史。
老残队在茶淀西荒地，是距离“586”坟茔最近的一个分场。就在我们去拉芦苇的几天之后，吕荧走完了他的路程——当年他仅仅55岁。不久，在那芦苇塘围起的一片乱坟中，拱起了一个新的土丘。土丘前竖起的一块红砖上，只留下粉笔写着的两个白字：吕荧。
吕荧是现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是唯一敢在人人自危的恐怖时期为胡风辩诬的人。优秀的人物，尤其是道德精神上高尚而正直的优秀人物，对任何一个社会和民族来讲，都是很可宝贵的财富；一个社会如果是正常的、理性的，如果有趋向文明和进步的愿望，它就一定会发现并推崇这样的人，并通过他们将人们的心灵生活向前推进和向上提高，试想一下，假如美国没有华盛顿和林肯，假如英国没有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假如法国没有雨果和左拉，假如俄罗斯没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假如中国没有司马迁和鲁迅，那么，这些国家人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人们的生活固然不会瞬间垮塌，但却会失去重要的参照物和稳定的支撑点。吕荧无疑属于能给我们的内心生活提供“正能量”的优秀人物，这样的人物本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善待，本该社会的保护和奖赏，然而，我们却视他如寇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实在是中华民族莫大的耻辱和悲哀。
在《走向混沌》里，大饥饿造成的死亡是大规模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后来，在劳改队，偶然间遇到了巴鸿（《智取华山》导演之一），他说他在莫桂新临终时，曾有幸见过莫一面。当时，莫刚刚被一辆牛车从七分场拉到总场医院门口，巴鸿当时在文教队改造，匆匆赶到现场去看他，莫桂新此时已骨瘦如柴，分辨不出站在牛车旁的就是巴鸿；之后，巴鸿到分场演出，归来时莫桂新已经不在人世了。使巴鸿深感悲凉的是，莫桂新葬身的坑穴，就是巴鸿和另外几个演员挖下的。当时文教队的任务除去排“革命戏”外，就是在“太阳岗”挖坟坑；每个人定额三个坑，挖完收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时坟坑不够用。巴鸿还干过埋死人的活儿，从总场医院把尸体弄上担架，直奔“太阳岗”。要是赶上“大烟炮”飞舞的冬天，尸体冻得梆梆硬，抬尸人到坑前把尸体向沟里一翻，再把担架抬回来，莫桂新的命运也不例外，他的一腔忠魂留在那块冷土上了。几铲黄沙一盖，他就去了天国。
初到清河农场时，我觉得这儿比兴凯湖要人道些，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的暮色中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586”行进（各个分场都是夜间埋死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见的是一口无底的棺材，到“586”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把，人就顺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一个棺材罩不够使，就干脆裹上被褥，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586”。我不太相信这老号的话，有一次干稻谷装车的活儿时，我悄悄地向车把式验证真伪。车把式戏谑地对我笑笑：“你是新来的吧？实在只有一口无底儿的棺材，那是变戏法给路人看的！”（我的长篇小说《龟碑》中，写了这一细节）。
原来这是伪装出来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我甚至想象过我或许有那么一天，也被罩起来拉往“586”，因为每天能听到农场往外拉死人的消息。
活得如此可怜，死得如此悲惨；活得如此没有尊严，死得如此没有体面。面对如此惨淡的人生，面对如此悲哀的现实，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从维熙的作品用大量真实、鲜活的细节，无可辩驳地证明“文革”不仅是一场可怕的“政治浩劫”，而且还是一场空前严重的人性浩劫和文化浩劫；它不仅给人们造成无量的精神痛苦，还通过严重的“大饥饿”，给人们带来可怕的肉体痛苦，让许多人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我们今天的道德沦丧和精神危机，都与“文革”有着不容否认的因果关系。虽然“文革”结束已经行将四十年，但是，疗治它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情感伤害和伦理创伤，将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精力。
在巨大的“文革”灾难面前，任何形式的缄默不语，任何文过饰非的遮掩，都是不能原谅的苟且行为，因为它不仅是怯懦和缺乏自信的表现，而且还将为下一次更大的劫难铺平道路。一个民族的复活和复兴，始于它对罪恶和苦难的直面。我们必须正视罪恶和苦难，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最终超越罪恶，才能获得最后的救赎，才有可能最终从苦难中走出来。勇敢而坦诚地面对罪恶，往往考验着一个民族的道德勇气，也确证着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和精神尊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勇气、智慧和尊严。
2013年1月5日，北京平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