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维熙的《走向混沌》
圣殿之所以尊贵庄严，就因为它是人们共同前往哭泣的地方。一首普遍为那些受命运折磨的人所唱的乞怜之声（指求上帝矜怜的祈祷或乐曲——译者注），它的意义（价值）并不亚于哲学。单是治愈病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习为它哭泣。是的，我们必须学习哭泣！也许，那就是最高的智慧。为什么？问问梭伦吧。
——米盖尔·乌纳穆诺
我写出的文字，除了是眼泪，它们什么都不是。9月11日以后，我写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羁无绊的哭喊。我为那些活着和死去的人流泪，为那些表面上活着，但实际上已经死去的人哭泣。说他们已经死去，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使其成为值得尊敬的人。
——奥丽雅娜·法拉奇
西安的文化和风物，使人神往，但它的夏天，却使人畏惧。倘在冬天，终南山上的积雪，隐然可见，是一道可以远眺的胜景，正像祖咏的诗句所描写的那样。然而，到了夏天，高耸云天、连绵不绝的山脉，却成了一道多余的屏障，死死地挡住了南来的风，地势低凹的西安城，于是便成了一个火炉和蒸笼。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哪年夏天的酷热，像1989年的夏天那样使人烦躁和痛苦：天上地下没有一丝风；雨倒是有的，但雨后的热，不仅不会稍减，反而让人更加憋闷和难受；无孔不入的热浪，像魔鬼一样跟着你，你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好在，终于熬到放假了；那就逃吧，逃回到陕北高原的老家去吧。宋代诗僧道潜诗云：“自怜多病畏炎曦，长夏投踪此最宜。”我的故乡并非“最宜”的避暑之所，但与此间的酷热比起来，也算得上是清凉宜人的福地了：那里户外的阳光虽毒，但屋里是凉快的，白天很热，但夜间是舒适的，——拉话到意兴阑珊之际，也就到了夜静天凉的时候，正可回屋睡觉。
长夏养脾，读书为先。那么，在1989年的这个苦夏，我该拿些什么书回去呢？《古诗源》和《杜诗镜铨》是必不可少的；刚出的新书，也是要带几本的。值得庆幸的是，在我放进行囊的新书里，就有从维熙先生的《走向混沌》，——阅读这部实录性的著作，就像酷夏里的凯风好雨那样使人愉快，是我在那个暑假里记忆最深刻的事情。
此前，我虽然也读过不少关于“反右”和“文革”的小说和纪实作品，但没有一部像《走向混沌》那样真实，那样令人震撼。从维熙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素质的作家，早在1957年，他就表达了自己对“政治性”与“艺术性”关系的不同看法：“做为文学艺术来讲，艺术性是政治标准的大前提，文字作品里思想高度首先决定于作品里的艺术形象的高低。”这种专业主义文学理念，与毛泽东的“政治标准第一”的绝对主义文艺主张，无疑是迥然不同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从维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无所畏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没有勇气成为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所以，很不乐意人家拿他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小说与《古拉格群岛》相提并论：“……《大墙下的红玉兰》歌颂的是监狱中一身铁骨的共产党员；鄙夷和鞭挞的是国民党还乡团和‘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请问，怎么能和索尔仁尼琴联系在一起呢？”他对索尔仁尼琴，缺乏了解，多有误解，例如，他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有恶无善”，“把憎恨宣泄到了极至的地步”就是想当然的臆断。然而，连从维熙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为他在文学史上奠定地位的，给他赢得很高声誉和普遍赞美的，并不是他的那些“时效性”很强的“歌颂”小说，而是这部具有“长效性”的反思性的纪实作品。就直面苦难、揭示真相的写作精神来看，他与索尔仁尼琴无疑是可以归入同一精神谱系的。
一 混沌：极端性现象与直抵本质的界定
一切极端性的东西，都具有反界定和反叙述的性质。所谓反界定和反叙述，就是极端的理念和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人道主义灾难，严重地压迫着人们的想象力和理解力，瓦解着人们的叙事信心，使你很难自信而平静地展开描写和叙述，甚至会消解着叙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使你的叙事要么显得夸张和虚假，要么显得残忍和冷酷。
极端性的现象，首先是指极端性的暴力之恶。杀人无算、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杀戮，往往发生于天下大乱的战争年代以及政治脱序的动乱时代。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有两个恶人的极端恶行常常被人提起，一个是秦国将领白起的坑赵，一个是明人张献忠的屠蜀。据清代学者吴见思统计，前者杀人，至少89万，其中仅长平一战，就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万，实为毫无人性的虐戾行为，难怪吴见思要这样喟然感慨：“一人所杀如此，其余者复何如哉！吾不能不叹战国之道也。”张献忠更是杀人如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彭遵泗的《蜀碧》就是关于张献忠祸蜀的“实录”。此书写得确凿、真切，非身历目击者，断不可能罗缕写出。例如，“贼诡称试士，于贡院前左右设长绳离地三尺，按名序立。凡身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近万人，笔砚委积如山。惟二士年幼，不及绳，留作书记”；“贼以妇女累人心，悉令杀之。有孕者，割腹以验男女。又取小儿，每数百为一群，围以大城，贯以矛戟，视其奔走呼号以为乐”。如此嗜杀成性、酷虐无度的心理和行为，不仅令人发指，而且还具有反叙述性，给人们的描述和界定行为，设置了极大的心理障碍。
鲁迅曾读过《蜀碧》和《蜀龟鉴》等“讲张献忠祸蜀的书”，也曾在《病后杂谈》一文中谈及这些书，认为它们“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尽管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说，自己“从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但在分析张献忠的暴虐无度的时候，他还是显得太过善良和天真，这使得他在《晨凉漫记》中对张献忠滥杀无辜的批评，并未探着根本，没有揭示出张氏杀人的更为复杂的文化原因和更为深层的心理动机：“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
其实，张献忠之杀人，原因并不这样简单；他若得了天下，做了皇帝，十有八九也还是会照样杀人的，甚至会杀得更多，不仅会在四川杀，而且还要在全国杀，因为，他从来不会将老百姓看做“自己的东西”，饿死多少，整死多少，杀死多少，他实在并不萦怀的。他的喜欢大规模杀人，原因有二：一是天性使然，生来就无同情心，无怜悯心，丝毫感觉不到别人的疼痛和悲伤，觉得杀人跟割草、切西瓜并无两样；二是自卑、多疑和恐惧，害怕那些有本事的人来夺他的江山，“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与其纵虎归山，徒留后患，不如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以及潜在的“赫鲁晓夫”们全都杀掉更省心，譬如，他杀夹江生员王志道的理由，就是因为此人有才能，所谓“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者必尔也！”总之，只有通过整人和杀人，只有制造恐怖气氛，他才能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冷酷和无情是嗜杀者面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大规模地镇压和杀人，则是他们解决问题的第一法宝。
就暴力的极端性以及发生的普遍性来看，“文革”无疑是登峰造极的，古往中外，出乎其右者，实在并不多见。这种极端性的暴力和杀戮，在广西的酷虐的杀人事件中，有着极为典型的表现。那里的“贫下中农巡回法庭”有权随意滥杀无辜，中学生则可以毫无顾忌地虐杀老师并将他脔割吃掉。据亲历者的回忆和记录，“文革”期间，“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轧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柳州钢铁‘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帮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这样的事件，在“文革”期间，并不鲜见；它既很难描写和叙述，也很难界定和命名，给文学叙事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到现在为止，直接叙写这类事象的小说作品，仍然难得一见。
“文革”既是巨大的灾难，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细致地考察“文革”，深入地反思“文革”，理性地研究“文革”，无疑是一件考验人的心智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的工作。关于“文革”，“新时期”以来，有过“十年动乱”、“民族浩劫”、“全面内乱”、“全面瘫痪”、“巨大灾难”、“灾难的深渊”、“濒于崩溃的边缘”等较为流行的界定和描述。然而，在我看来，关于“文革”的性质和状态，从维熙的“混沌”一语，无疑有着更为独到的发现，更耐人寻味，更发人深思。用“混沌”来概括和描述包括“文革”在内的社会混乱，实在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判断和了不起的贡献。
“文革”的本质特点，就是极度的反常和极度的混乱，就是对常识、常理和常情的彻底颠覆，就是对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情感方式、道德规范、伦理基础和价值体系的彻底颠覆。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秩序都被破坏了。它堵塞了通向现代文明和健全生活的道路，并将生活导入停滞甚至倒退的歧途。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权利、个性、人格、尊严，全都成了可疑的理念和消极的价值。知识即罪孽，知识越多罪孽越大，受到的歧视和迫害也越严重。非理性的冲动、不计后果的狂热主宰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虚妄的自信和盲目的自大，赋予人们蔑视一切的傲慢和自负。谦虚和克制被当做落后和可笑的德性，独立思考和大胆怀疑更是被当做严重的缺点。权力崇拜成了人们生活的绝对中心，所有人都无条件地为一个被神化的人活着，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尺度为标准，以他的存在为幸福。对权力的偶像崇拜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疯狂程度。从无原则的盲从中，无知识的人获得了无意义的快乐，在无可逃遁的压制中，有知识的人体验着痛苦的煎熬。恶压迫着善，恨压迫着爱，冷酷压迫着怜悯。人们变得越来越无情，越来越缺乏爱的能力。恐惧和绝望的情绪四处弥漫。人们进退惟谷，动辄得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言不合便是“现反”，敢有怀疑便是“恶攻”。无个性、无思想、无特操的人在在可见，人格独立和个性健全的人则寥若晨星。最终便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与无序，陷入了一片“混沌”的状态——神与魔的界限是模糊的；人与非人的界限是模糊的；善与恶的界限是模糊的；美与丑的界限是模糊的；是与非的界限是模糊的；邪与正的界限是模糊的；罪与罚的界限是模糊的；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是模糊的。总之，没有哪个词比“混沌”更能有效地描述这种荒诞而极端的状态了，没有哪个词比“混沌”更能准确地揭示“文革”的本质了。荷兰学者德累斯顿在集中营的犹太人身上，也发现了一种复杂的“情绪”：“既不完全真实，也不完全不真实；它们处在真实和非真实的边界上，更准确地说，它们包含真实和非真实的成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难分彼此的模糊的‘黄昏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混沌”，是非人的虐待和戕害在被迫害者内心深处留下的伤痕。
混沌既是一种社会生活状态，也指一种畸形的人格和野蛮的行为，——它可以被用来描述人性被“野蛮化”和异化的状态。混沌是古代神话中的四大凶兽之一。根据《左传》记载，四凶分别是形象如同巨犬的“混沌”、人头羊身且腋下长眼睛的“饕餮”、生有翅膀的大虎“穷奇”以及人头虎腿并长有野猪獠牙的“梼杌”。《左传·文公十八年》有云：“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浑沌”也作“混沌”。汉代地理书《神异经·西荒经》则有这样的记载：“昆仑西有兽焉，其状如犬，长毛，四足，似罴而无爪，有目而不见，行不开，有两耳而不闻，有人知性，有腹无五藏，有肠直而不旋，食径过。人有德行而往抵触之，有凶德则往依凭之。名为混沌。空居无为，常咋其尾，回旋仰天而笑。”浑沌是像狗或熊一样的动物，人类无法看见它、也无法听见它；它会吃掉路过的人；它经常咬着自己的尾巴，绕着圈子，向着空中傻笑；如果遇到高尚的人，它便大肆施暴；遇到恶人，便听从他的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