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件。追溯汉字的创始人自然是后人颇感兴趣的话题。关于汉字的起源，影响最大的是仓颉造字说。这种传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文献里，《吕氏春秋·君守》《荀子·解蔽》《韩非子·五蠹》都有此说。秦汉时期这种传说更为深广。李斯统一文字时所用的课本，第一句就是“仓颉作书”，所以称作《仓颉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则把前人的这些传说加以吸收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这些说法大致是，无文字时，人们结绳记事，但结绳相似，容易记混；用在木板上刻道道记录，则纵道横道，无有定规；于是有仓颉者创造了文字，才整齐划一，下笔不容增损。把文字的产生归结为一个人，显然不符合事实。许多人认为，汉字不是个别人造出来的，不过在汉字形成的过程里，尤其在汉字从原始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很可能有个别人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仓颉也许就是这样的人。《荀子·解蔽》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此处“壹”与“两”相对，指正道。荀子认为，仓颉之于书，与后稷之于稼、夔之于乐等一样，都是因为专门从事某方面的工作，从而掌握了正确的规律，得以独传。传说中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文字产生在国家形成过程中，首先是政事的需要。仓颉是与文字有密切关系的巫史，由于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了它的规律，从而成为整理文字的专家。仓颉造字说是一种有价值的传说。
以上简评仓颉造字说，主要是为了介绍仓颉庙。
仓颉庙在陕西省白水县史官村北。白水县为秦孝公十二年即公元前350年所置，至今已有二千三百五十年历史。宋代罗泌撰《路史·前纪》载：“仓颉氏，冯翊人。”白水县隋唐时属冯翊郡。《春秋元命苞》中说，仓颉“卒葬衙之利乡亭”。衙即彭衙，今白水县史官村。彭衙在古代也有一定名气，春秋时秦晋彭衙之战很著名，《左传》有记载。唐诗人杜甫避“安史之乱”曾来此，留下了《彭衙行》的诗篇。仓颉庙北屏黄龙山，南临洛河水，占地十七亩。庙的创建年代不详，但从碑文可知，不迟于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3年）。现存为一组以明清风格为主的建筑，坐北向南，四周土墙环围。整组建筑自南向北，在中轴线上依次分别为照壁、山门、前殿、抱厅、献殿、寝殿、墓冢。在主体建筑的两侧，又有东西戏楼、钟鼓楼、东西配殿及廊房等。殿宇皆系明清乃至民国时期重修。戏楼殿厅间有彩绘壁画，虽经久剥落而残迹犹见原作风貌。在整个建筑物中，年代最早的是寝殿前搭牵的三间单面廊房，明三暗五，立柱内倾，呈元代建筑风格。殿前檩据云为一蒿木，长16米，径5.6米，两端粗细相同。蒿本草类，当年枯，次年生，未闻能有长成树者，如斯巨大，诚为奇事。
寝殿后就是仓颉墓。墓高4.5米，周长48米。墓周的围墙是1939年修的。当时，国民党军队将领朱庆澜参观仓颉庙，顿生崇仰之情，遂出钱请人代为修建了一圈六棱砖砌花墙。他还在东西门旁各撰写镌刻了对联。东门是：“画卦再开文字祖，结绳新创鸟虫书”，横额为“通德”；西门是：“雨粟当年感天帝，同文永世配桥陵”，横额为“类情”。这两副对联都是歌颂仓颉造字的功绩。鸟虫书是传说为仓颉当年所造的字。桥陵指桥山的黄帝陵墓。仓颉庙西北一百来里就是黄帝陵。因仓颉传说是黄帝的记史官员，对联说他的墓和他创造的文字，千秋万代地陪伴着黄帝陵。对联写得是不错的。“通德”、“类情”，均出自《易经·系辞下》，意指仓颉创造的文字，能通天地之德，可类万物之情。
仓颉庙闻名海内还在于它的珍贵碑石。这些碑石大都是记述重修、添建庙内建筑物的纪念碑，可以说是仓颉庙的史料展览馆。其中的《仓颉庙碑》《广武将军碑》《仓颉鸟迹书碑》等，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珍贵实物。《仓颉庙碑》下方上锐，顶通一孔，高1.6米，宽0.6米，系东汉延熹五年凿治。碑文隶文，共计910余字，字形俊美，秀韵自然，虽多漶漫不清，仍为汉代名碑，1975年迁置西安碑林。《广武将军碑》为前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所立。碑身长方形，通高1.83米，宽0.67米。碑文隶书，字方1寸，共17行，每行31字。碑文书法疏朗，高浑飘逸，被誉为“绝品”，极为罕见。康有为认为，连精妙冠世的灵庙诸碑也皆为此碑子孙。他在获得此碑拓本后说：“如是重宝，不敢受也，后者当共保护之。”于右任为此碑萦绕在心，多方寻觅，当1933年看到碑拓，惊喜异常，诗兴大发，抒写了“千年出土光腾射”、“老见异物眼复明”的感受和心情，并题写“文化之祖”四字，刻成大匾，悬挂仓颉庙中。此碑明末发现后流失，1920年重新发现，现迁置西安碑林。
记录一个古建筑历史的，往往是陪伴它的那些饱经风霜的古树名木。仓颉庙四十多株翠柏和黄帝陵的柏树同样古老，是全国少有的古柏群之一。它们枝叶覆盖交错，各具姿态，妙趣天成，成为仓颉庙的一大奇观。近半数的古柏都有名字，有着一串动人的传说和故事。群众编了仓颉庙“八奇”的顺口溜，其中六奇都与柏树有关：“干喜鹊迎客翘尾巴，扁枝柏扁枝扁身扁杈杈，柏抱槐死合不离抱疙瘩，转枝柏预知旱涝巧捎话，再生柏复活更潇洒，手植柏头在云里插。”柏抱槐，即在柏树中间的空洞处长出了一棵槐树，槐长柏裂，相依相拥，共生共长，几千年寿命的柏树至今枝叶婆娑。扁枝柏，是一棵柏树的主干和大小树枝都呈扁状，十分怪异。再生柏，此树在清代雍正年间枯死多年，到乾隆年间却生出绿叶，以后越长越旺，至今依然苍翠。仓颉墓西侧原有一柏，叫转枝柏，据说此柏的树叶轮流枯荣，哪边的枝叶枯了，那一方必遭旱灾；哪边的枝叶葱茏，那方一定雨水充沛，庄稼丰收。“文革”中，红卫兵把此树伐掉做了武斗死亡者的棺板，破坏了这一景观。庙中最大的还是仓颉手植柏，树围7.25米，根部周长9.3米，高17米，树裂如劈，枝柯如铁，翠叶如盖，足可同黄帝陵的轩辕手植柏媲美，令人驰想岁月的遥远，回味文明的历程。
这些建筑和古柏大都至今无恙，应该感谢那些精心保护它们的人们。在古柏的保护史上，有一个白水人记忆犹新的故事。1947年冬季，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在庙附近的一个村庄整训干部，通讯连驻在庙内。一个战士为了生火而上到一株柏树上扳干树枝。这柏树满身鳞片，顶有两枝干枝，干枝中间有一凸块，名叫二龙戏珠柏。这个战士扳掉一条干枝和凸块，即把一条龙和珠子扳了下来。彭德怀司令员知道后，立即召开通讯连官兵会，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要处治这个战士，在当地村干部的求情下，这个战士免受惩罚。会后，彭德怀用麻纸写了“禁止攀折树木”几个大字，贴在西戏楼前的树上，提醒大家都要保护古树。现在，树上的那个珠是后来加上去的，但失去的那条龙却没法添，因而只留下一条龙了。在“文革”中，仓颉庙自难逃脱厄运，所幸地处偏野，损失不算太大。记得三十年前，即70年代初期，白水、澄城两县合修石堡川水库，仓颉庙竟成了堆放水泥、炸药的物资库。笔者当时慕名来到这历代文人拜祭“万代文宗”的圣地，虽然进了庙门，但破败的景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目的仓颉像已成一堆碎土，真是斯文扫地，森森古柏令人有种肃杀之感。这多年来，仓颉庙的维修引起社会普遍关注。陕西省政府近年重点抓了两座庙的维修，一是西岳庙，另一就是仓颉庙，做规划，斥巨资，已初见成效。现在，仓颉庙整葺一新，古柏也焕发了青春，观瞻的人们络绎不绝。
祭祀仓颉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节。这是渭北春和景明的好日子，惠风习习，山坡绿染。每逢这一天，地处三县之交的仓颉庙便聚集了来自四邻八乡的熙熙攘攘的群众，形成了年复一年的盛大庙会，隆重拜祭文化之祖。我想，选择“谷雨”纪念仓颉，恐与“天雨粟”的传说有关。《淮南子·本经》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天为什么要下谷子雨？因为文字的诞生太伟大、大重要了，感动了天帝，天帝为酬劳仓颉，便给人间降了一场谷子雨。可见文字的创造在当时人类社会中引起的震动是何等巨大，人们便用这种想象的情景表达对文字创造者的称颂、感谢与崇敬。西汉景帝时，曾废白水县建粟邑县，此“粟”估计与“天雨粟”亦有关联。上庙的多是乡野间胼手胝足的匹夫匹妇，许多人不识之无，但同样对神化了的仓颉充满虔诚，在他们眼里，仓颉代表着先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代表着中国的“文脉”，哪怕他是一位虚拟的文化英雄。
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正是依赖它才得以流传后世，垂千载而不绝，开新路而弥鲜。汉字何以不能消亡，中华文明何以不曾中辍，看看渭北高原这曾是中华民族文明重要发祥地的深厚黄土，看看仓颉庙里攒动的人头和瓣瓣心香，我们庶几有几分明白了。
原载2000年5月31日《中国文物报》
朗德识苗
分布在大半个中国的六百来万苗族同胞，一多半生活在贵州高原；而在偌大的贵州，黔东南又是苗族长期生息、最为集中的聚居区。作为全国第一座体现苗族风情村寨博物馆的朗德上寨，就处在黔东南苗岭腹地。
这是6月初一个细雨绵绵的下午，我在杨副州长的陪同下参观了朗德。朗德距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府凯里仅二十七公里。车出凯里市区，眼前层峦叠嶂，流碧漾翠。山并不很高，从山腰俯视窗外，一层层像绿色地毯的梯田，告诉人们苗胞作务庄稼的精细与辛劳。峰回路转，又是悦人耳目的江流、吊桥和悠悠挑担的苗族妇女，一派超然世外的田园风光。但是，路旁墙上石灰刷写的“红桃K生血剂忠告您：再贫不能贫血”的醒目标语，则令人闻出浓烈的商战硝烟，也昭示着市场经济时代僻壤荒野与经济大潮的息息相关。
朗德上寨是明代洪武初年建立的，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这个仅百户人家的村寨，背山面水，依山就势建房。富有朗德特色的曲栏回廊吊脚木楼，从山脚修到山腰，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歇山顶屋面，覆盖小青瓦，在扶疏的竹木掩映下，显示着古朴、典雅的风致。山坡上的枫木树是不能砍伐的“保寨树”，它的繁茂枝叶透露着远古时代的信息。客人进寨，最隆重的仪式是敬“拦路酒”，以“阻拦”客人进寨的方式迎接客人，可谓别出心裁。从寨脚公路到寨门有十二道迎客酒卡，迤逦而上，每道酒卡中间摆一张方桌，两旁站着身着盛装、提壶端酒的苗族妇女。最后一道是进寨门，寨门是座小巧玲珑的木楼，一把特制的水牛角杯满盛着主人的殷殷情意悬在门楼上。瞧这架势，使我在激动、好奇之余，又不由得心怵。好在杨副州长是苗族，金针巧度，嘱我无论如何不要用手接杯，嘴唇抿一抿就行了。当然对于已经对外开放十多年的朗德人来说，这只是个仪式，或者说是个表演，目的是让客人领略苗家风情，点到为止，绝不勉强。似乎未费太大周折，我就斩关夺隘，顺利进了村寨。
参观朗德，重头戏无疑是观看铜鼓坪上的歌舞了。苗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逢年过节，村民身着盛装，男女老少围成一圈，踏着铜鼓声的节拍起舞，叫作“踩铜鼓”，踩铜鼓的地方称为“铜鼓坪”。朗德人用鹅卵石仿铜鼓鼓面纹饰而镶嵌，形如一面巨大的铜鼓，鼓坪上的每条光芒、每圈晕，都以大小相当的鹅卵石镶成村民称作“鱼骨头”的“人”字纹，给这个面积不算大的场所添了几分古拙情趣。节目不少，印象最深的是芦笙舞与姑娘头上的银饰。像马头琴之于蒙古族、冬不拉之于哈萨克族一样，芦笙是苗族最有代表性的乐器，芦笙舞当然也是他们最拿手的舞蹈。芦笙有大有小，以大号笙为轴心，其余依次靠右排列，由最小的一支开头领奏，然后全部齐奏，围绕大笙旋转起舞；姑娘们则排列环绕在芦笙队外，踏着芦笙的节拍翩翩起舞。芦笙不只以声娱人，而且演奏的过程就是生动的表演。芦笙声随着演奏者的扭转俯仰，忽疾、忽徐、忽低、忽昂，令人耳目应接不暇。盛装的苗女，最惹人注目的是精美绝伦的银头饰。那巨大的银角、银扇、银坠、银锁、银梳，头上恰似一座银山，加上鲜艳多姿的服装，显得华丽、高雅。而当姑娘们迈出轻盈的舞步，只见头部丁零作响，银光闪闪，使人几至眼花缭乱，无怪有人说苗女是最爱美的人，也是最会打扮的人。压轴的节目是主客载歌载舞，一同尽兴。在这热情如火的村寨里，在这欢乐无羁的气氛感染下，连我这样的舞盲也一扫拘谨，似乎心有灵犀，居然可以款款随众起舞。其实在这样的场合，也不讲什么步法，只要扭扭腰，跟大流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