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本 玉川 崔立之昌黎《送无本师归范阳诗》：“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澹。”《寄卢仝诗》：“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又云：“先生抱才终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假如不在陈力列，立言垂范亦足恃。”《赠崔立之评事诗》：“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驾天输不尽。曾从关外来上都，随身卷轴车连轸。”
孟子节文《应庵随意录》曰：“洪武初，翰林学士刘三吾奉敕为《孟子节文》，总一百七十余条，前有三吾《题辞》，刻在南京国子监。此书之外，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今不见印行，何也。”
东西周辨吴文正公（澄）《东西周辨》：“《战国策》编题，首东周，次西周。近有缙云鲍彪注，为西周正统而不应后于东周，升之为首卷。”
高加堰《博湖掌录》曰：“案：山阳县西南四十里曰高加堰，堰不见史而仅见《郡志》，为汉建安五年广陵太守陈登所筑。”余因考《三国志》注，登曾任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盖精于水利者。当时广陵太守，《江表传》以为治射阳，则此堰尤其密迩，为登筑复奚疑？独怪自建安五年至明永乐平江陈修志时，凡一千二百十五六年，中间并无有人云及高堰者，岂湮废无迹与？抑堰止受淮，黄尚未合，而不闻其有溃决之患与？及读《宋史。楚州司户参军李孟传》：“加葺境内徐积墓，修复陈公塘，有灌溉之利。”陈公塘即今高堰也，堰固不乏修治，第史文不备耳。同时，真州东有陈公塘，一名爱敬陂，漕臣钱冲之修复，门下李道传为作记。何一时而并举与？予于此别自有感矣。史称陈元龙才兼文武，志在济民。其时吴寇压境，盖岌岌矣。乃能兴屯强兵，保障江、淮，一南一北，水利永赖。今平江伯既有专祠矣，吾以为上当冠以元龙，下当嗣以潘季驯，为三公合祠。盖皆勤于高堰者，或亦此地食安澜之福者所宜动心也与？
师法《前汉书。匡衡传》：“太子太傅萧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衡上疏：”臣闻之师曰妃匹之际‘“云云。《张禹传》：”望之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孔光传》：”光对日食曰：臣闻师曰：“天右与王者’”云云。《魏相传》：相明《易经》，有师法。“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
《自叙传》：“班伯诵说有法。
《参同契》曰：“若夫至圣，不过伏羲，始画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结体演《爻辞》。夫子睿圣雄，《十翼》以补之。三君天所挺，迭兴更御时。作事令可法，为世定是书。素无前识资，因师觉悟之。”
家法《后汉质帝纪》：“本初元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注云：“儒生为《诗》者谓之《诗》家，《礼》者谓之《礼》家，故言各随家法也。”）《鲁丕传》：“和帝召见诸儒，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丕因上疏曰：”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据师法或经传），说者务立其义（义，古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
郑桐庵交游籍避光福者：陆履长坦、章拙生美、姚文初宗典、张德仲我城、王贞明节、陆铨部康稷。案：徐昭法枋初避吴江，后亦避光福。后拙生被缚，至杀其一弟一婿。贞明遇湖盗，劫掠无剩，仅以身免。文初入山乃更深，俄于五更时，拥无赖百人，从枕上缚其父子至浒墅。有陈都司者，颇相逼迫，遂申文解，抚军翦其发而释之。履长披剃为头陀。铨部坚键不出（郑桐庵云）。张羲民预筑居光福。
张我城，字德仲，宪副文奇次子，习《春秋》。凡《春秋》疏义，皆其所较刻。复广雅集，为文人大观。中岁即持长斋，于地方利病、赈饥贫、造桥、修学诸大事，一诸生力担之，自朝至暮，奔走不遑。黄中丞希宪具疏及公名。福王时，考授金华府ヘ，未就。乱后隐居光福山中，屏迹力耕以死。
薛采谐孟，武进辛未进士，仕至开封守。乱后僧装隐光福山中。
曾王父友金阶升字五贞。陈性字身之（一作升之）。朱镒字金兼。张我城德仲。陆坦履长。章美拙生。王节贞明。陆康稷。薛采谐孟。
参同契都《三余赘笔》曰：“纬书《孝经》有《援神契》，则《参同契》亦《易》纬书类也。纬书之名皆三字。”
急须 仆憎《三余赘笔》曰：“吴人呼暖酒器为‘急须’，呼暖饮食具为‘仆憎’。急须，以其应急而用，吴人谓须为苏，故其音同。仆憎，以铜为之，言仆者不得窃食，故憎之也。”
砚溪先生论文遗语诗人赋物，有正面。有反面。反面易写，正面难工。如人，深情逸态都在若远若近，隔花临水，所谓“画工欲画无穷处，背立东风初破睡”者也。领得此意，方知诗人写物之工。山姜先生常言：“今人不晓打边鼓法，所以作诗不佳。”信然。
有人喜用古文现成语及摹拟体制成文。余谓之曰：“譬如人食鱼肉便下鱼肉，医家必谓大病。读古文便钞古文，可不谓之病耶？”此虽戏言，亦有至理。
凡为文，题绪太棼者，必于一字一句挈其要领，乃可驱繁驭冗，就我绳尺。
陈后山代南丰作文，仅数百言，南丰犹以冗字过多，抹去数处。每抹处，连一两行，后山读之，尤觉首尾完善。因叹服，遂以为法。学者慎勿以文字短长论工拙也。
乙卯举场，余与葛柬之（筠）同为孙公所摈。柬之幸而复收，别驾孟先生语余曰：“孙公当日以柬之卷为小怪，子卷为大怪，故同考力荐，终不能得。”今余落魄颓废，不复能怪矣。未知柬之小怪，亦少差否也。
或语余，古文不用倒挈。因随举太史公《大宛传》，起句便云：“大宛之迹，见自张骞。”何尝不倒挈也？
《史记》长篇之妙，千百言如一句。由其线索在手，举重若轻也。识得此法，便目无全牛。
古人作诗作文，俱不欲过尽。过尽，则意味无余。
趋庭录张空拳而说经，此犹燕相之说书也。善则善矣，而非书意也。故圣人信而好古。
先君言：“宋儒可与谈心性，未可与穷经。”栋尝三复斯言，以为不朽。
《易》之理存乎数，舍数则无以为理。《春秋》之义在事与文，舍事与文，则无以为义。
宋儒谈心性，直接孔、盂，汉以后皆不能及。若经学，则断推两汉。惜乎，西汉之学亡矣，存者惟毛公一家耳。
宋儒经学，不惟不及汉，且不及唐。以其臆说居多，而不好古也。
《书》之传自伏生也，保残守缺二十八篇而已。梅氏以伪书汩之，而汉学陋矣。胡隋、唐诸儒不信郑学而信伪古文也？
《左传》不用服虔，而用杜预，此孔颖达、颜师古之无识。杜预创短丧之说，以媚时君，《春秋》之罪人也。
杜预注《左传》，远不逮服子慎，唯地理胜于服。当时有京相瑶撰《春秋土地名》三卷，预资取其说，故其书可观。预贵而贱，故书不传。
章句训诂，知也；洒扫应对，行也。二者废其一，非学也。
说经无以伪乱真。舍《河图》、《洛书》、《先天图》，而后可以言《易》矣。舍十六字心传，而后可以言《书》矣。
舍《诗。小序》，无以言《诗》也。舍《尔雅》、《说文》，无以言训诂也。
汉人传《易》，各有源流。余尝撰《汉易学》七卷，其说略备。识得汉《易》源流，乃可用汉学解经。否则如朱汉上之《易传》、毛西河之《仲氏易》，鲜不为识者所笑。
蒋编修（恭斐）。迪甫谓先君曰：“近日吴中四世名山，推公家耳。”盖数自先明经朴庵公以下也，不才如栋，亦厕四世之列。予深愧迪甫之言。
注家之最陋者，经传中无如陈皓之《礼记》、林尧叟之《左传》、鲍彪之《国策》，今之学者亦知之矣。
说经而武断者二人：郑樵、胡安国，余无讥焉（《札记注》引石梁王氏，此人尤狂妄）。
《文中子》，晚唐人伪撰也。好为大言以欺人，有识者自知之。
汉有经师，宋无经师。汉儒浅而有本，宋儒深而无本，有师与无师之异。浅者勿轻疑，深者勿轻信，此后学之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