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绍兴南街遇见张忠良，86岁的国民党老兵正栖身街边一张破旧的摇椅上，沉默面对雨中的台北。
他的身后，夹杂在信义路与仁爱路之间，一片密集低矮的平房社区，就是绍兴社区，它跟不足百米远的中正纪念堂形成强烈对比。
同行的台湾大学社会所研究生余宜家说：绍兴社区从前是一处眷村，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后，总计约60万大陆军人来到台湾，在湿热的亚热带岛屿开始新生活。1949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军眷管理处”开始大量修建眷村，安置60万国民党军民及家眷。
张忠良老家四川嘉定，对外一概称自己是乐山人，因为极少有人知道嘉定。齐邦媛的《巨流河》中，描述过抗战时流亡至嘉定的生活。张忠良则从家乡开始流亡，他16岁在田里干活被抓了壮丁，辗转来到南京做炮兵。张忠良耳力不济，是做炮兵时震聋的，接着他给我展示左大腿外侧一处陈年刀痕，说：“这是徐蚌会战的时候，让共军刺刀刺的。”
两处身体上的伤痕，远不及心理上的创伤来得更大。1949年淮海战役失守，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步行到广州，找到部队撤退台湾，退伍后栖身在这个叫绍兴南街的小巷，以一种飘零的心态度日至今。
张忠良这样的外省移民，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条巨流河。他们修建了一个封闭的空间（眷村），并蜗居于此。时空斗转，眷村消失在台湾族群融合的进程中，在台湾的都市更新计划之下，老兵最后的栖身之所又面临着新的迁移。
一
外省台湾人协会理事长李广均先生著文认为，眷村的兴建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竹篱笆眷村（1945—1956年）、新眷村运动（1957—1980年）、旧制眷村改建（1980年迄今）、新制眷村改建（1997年迄今）。
1948年，台北出现了第一个眷村——四四南村，是为联勤总部第四十四兵工厂所盖的眷村。全台共有886处眷村，主要分布在北区，北区眷村共有464处，占全台眷村总数53%。眷村数目最多的县是台北市（175处）、台北县（91处）、桃园县（86处）。依照名字就可以分辨出军种，陆军的“陆光三村”，海军的“海光一村”，空军的“大鹏新村”、“凌云五村”。
李广均先生著文介绍，起初，许多眷村住民并没有长久居住的打算，反倒有着“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集体认知。因此除了少数接受日军遗留的房子之外，多数都是军民自建，有明显的过渡特征，因为建材简单，有“竹篱笆”这一对眷村的称谓。后来，宋美龄出面募款兴建的第二期眷村脱离了竹篱笆的方式，改以砖造平房为主。
眷村的过渡性与营建方式，已经注定早晚必须面临拆除改建的宿命。
编著有《台湾眷村小说选》的苏伟贞自幼成长于台南眷村，她如此形容原地重建的眷村：“一边是保留未拆的遗址废墟，一边是钢骨结构新家，横亘中间的是‘复国路’，这真是最最反讽的人生图式了。记忆如叠床架屋如幻影人生，这里曾是建构安居存活的家空间，又是离散族群返乡的中介地，然久待之后，我满当然明白当初建村宗旨的‘复国’神话早已破碎。”
眷村，日渐成为一种怀乡的符号。1949年后，外省人在台湾100多万，占台湾人口1/5，相当一部分外省人住在眷村这样的封闭环境中。山东人、湖南人、四川人、东北人，济济一堂，眷村成为异乡游子对各自大陆家乡的情感投射。在我看来，眷村有点类似王朔笔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部队大院，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既有五湖四海战友式的人情味，又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军事化意味。
眷村更大的影响几乎都来自文化标本意义：有许多优秀的眷村人活跃在台湾主流社会。话剧导演赖声川说，台湾太多优秀的人都从眷村出来，“我觉得这些人代表了台湾精神，所有不同省份的人们聚在一起，外省和外省混，外省和本省混，混出我们台湾精彩的所在，也让台湾比其他华人世界更精彩”。
这些年我在北京一些场合见过眷村二代、三代，其中不乏成功的艺人、作家、商人，他们在大陆工作、居住、淘金，再次回到将父母冲走的那条巨流河。很多人喜欢以眷村人自居，他们也的确很优秀，特别是身上有大陆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味道，谦恭有礼，展示了未中断的教化，这种味道在中国大陆消磨殆尽，甚为遗憾。
如果从负面意义上讲，眷村构筑了一个外省人和台湾本省人完全隔离的社会空间，成为台湾威权年代社会分化的意识形态符号。
二
眷村不可避免凋零。“台湾国防单位”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推动老旧眷村的改建。第一次是在1980年，主要依据《国军老旧眷村重建试办期间作业要点》，这是所谓的改建旧制。第二次改建始于1997年，两次改建的重点在于强调私有化、市场化，住户可以取得产权、可以自由买卖。高楼层化则是为了增加土地使用效率，新制做法更加强调整体规划、先建后拆、合并迁入、降低眷户负担比例、具有强制性：只要原住户3/4同意即可进行重建，希望藉此加快拆迁速度与营建效率。
竹篱笆拆除之后，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加速了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融合。国民党军队来台之初，外省人占到台湾人口1/5，随着外省人聚集地的标志眷村一一拆除，外省人的身份也在台湾的族群融合中日益淡出。
根据“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全台886座眷村在2009年前拆除完毕，代之以新式集合国宅或另作他用，如转作公园、标售土地。根据2009年9月9日公布的《国军老旧眷村文化保存选择及审核办法》，眷村保存分北、中、南、东、离岛等五区进行，每区选择一至两处眷村现址进行保存。最早的四四南村已经改建成为信义公民公馆，与著名的101大楼比邻而居。
眷村目前已所剩不多，然而绍兴南街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这个落雨的早上，我走进绍兴南街社区，这个地区约2000坪，居住了136户人家，多数人家在此已超过半世纪。街巷出人意料的闭塞，角落电线杆上的监控摄像头、私搭的窝棚厨房，镶着简易马赛克的公厕、锈迹斑斑的液化罐、晾晒的衣物、逼仄的街巷，甚至下水道的味道都很熟悉，感觉闯入了一条北京的老胡同。
余宜家引我进入淹没在荒芜围墙内的一栋日式院落，她告诉我，绍兴南街的尴尬在于，日治时期这里曾经是东京帝国大学（台大前身）的教职员工宿舍区，战后日产交接，日本政府交还给国民政府。1986年国有财产局拨用给台大，但是当时绍兴社区已经形成规模。
余宜家介绍，绍兴南街主要住了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军人，一部分是你们大陆说的民工。”
实际上，早年只有约1/5的外省军人有机会住进眷村。1952年为了杜绝后顾之忧，台湾颁布陆海空军人婚姻条例，限制单身军人，特别是低阶官兵结婚，这就是后来统称的“禁婚令”。张忠良1970年退伍，早先受禁婚令限制无法成家，自然也得不到分配的眷村。
退伍后他在嵩山新村当工友，1978年用积攒的8万元钱从同乡手里买下绍兴南街的这栋小屋。直到1981年，他又攒够了十几万元“娶”了媳妇，媳妇生了一个儿子，才算是在异乡找到完整的家。因为产权混乱，至今说不清原房产有无登记。
我在绍兴社区的街巷中行走，还碰到一名居住在此的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朝鲜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民党部队俘虏，在朝鲜战场，大约1.4万名这样的志愿军战俘选择来到台湾，开始另一段人生。
20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以出口工业导向，大批产业工人来到台北这样的大都市，战后，不得不在法外地带创造庞大非正式部门住宅市场。当年台北1/3都是这样的房子，住在社区的早先大多为文盲，也不知道登记。此处距离“总统府”前的三轮车集散地很近，因此成为车夫落脚的聚集地，后来政府淘汰人力车，辅导车夫转业，成为城市清洁人员，现在绍兴社区大概超过5成的住户，家里有人在台北市清洁队任职。在绍兴南街，我遇到从南投来台北20多年的黄女士。黄女士的丈夫是开计程车的，前些年去世了，自己带着三个儿子生活在这里，大儿子没有工作，到越南娶了一个老婆，现在老婆在餐厅上班。黄女士则靠给人做饭挣点家用，一个月收入1.5万新台币，低于台湾最低收入1.8万新台币的水准。
加上此前居住在这里的大量低军阶军人，多元背景混住，让绍兴南街成为一处“非列管眷村”，因此，不适用《眷村改建条例》。加上台大多年未有对此土地积极处理，因此成为烫手山芋。与绍兴社区毗邻的土地为原空军总部眷村，改建后，政府给予住户补偿并回迁。而相邻的绍兴南街这片区域，虽然已经延展成型为一个独立成熟的社区，却被认为是“违建”。
三
2010年8月，台大一纸律师函，将500名绍兴社区居民列为被告，要求社区60天内腾空或清除地上物，并归还校地。2011年5月开始，居民陆续收到台大求偿不当得利的民事诉状，索赔金额在70万到百余万新台币不等。
按照台湾大学出具的告示：居民是占用学校土地，没有商谈余地，不光不会给与居民补偿安置，此外房主还要付占用土地的钱。以临近土地一坪约500万元算，这块土地寸土寸金，市值至少150亿新台币。
过去绍兴南街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竹篱笆拆除后，资本成为他们新的博弈对手。在大陆，同样的博弈往往以更激烈的方式呈现。
张忠良回四川老家，也关切大陆对于三峡移民的拆迁和安置经验。太太是福建人的唐先生，也提到大陆的岳父家因为开发征地获得补偿的经验，相隔一条海峡，“房”事共同炎热。居民说“我们不要连大陆都不如。”
张忠良说：“你说是大学的地，但是政府都给每家每户安了门牌，通了水电，怎么可能说我们在这里非法居住呢？这样赶走我们可以吗？”做家佣的黄女士担心，身无所长，搬离此地后，就永远失去了家。
台湾大学学生的偶然介入，改变了这场力量不对称的博弈，成为这个台湾式维权的亮点。起初宜家和同学为拍摄一部有关古迹保护的纪录片找到绍兴南街，得知居民维权的事情，8到10名热心公益的大学生，组织了“绍兴社区台大学生联盟”。联盟属于自发组织，没有具体分工，成员共同讨论，负责社区与学校沟通谈判，帮助社区居民争取合理的利益。
2012年12月台湾大学校庆。“绍兴社区台大学生联盟”发起了支持绍兴社区就穿黑衣行动。这场抗议，有三四百名大学生穿黑衣参加，校庆当天，会场30多名学生突然冲出大喊：“台大推土机，居民住哪里。”更有绍兴社区居民到台湾大学要求进场情愿，据到了现场的张忠良说，“当场校长脑出血送医院急救。”会后校长很生气，认为学生虽然意图良好，但是不应该选择校庆的日子，同时表示不会惩罚学生。
在绍兴南街，抗议的痕迹犹存。街心中心地带，有一个公共活动区域，周围张贴着维权日志和宣传资料。社区每周都会固定两晚开会讨论，由居民代表和台湾大学学生开会商议。所有遇到宜家的绍兴居民都很亲切打招呼。绍兴社区也组织了自救会，负责人是绍兴南街的主委，类似于大陆的街道主任，家就住在一旁。
自救会在一年多的陈情中居然发现，有两家系出同源的建设公司，暗中收购了社区30多间房屋的“实际处分权”，并在三年前向台北市政府提出都市更新计划，但是因为未与居民沟通，被政府打了回票。
作为地主的台湾大学察觉到建商的算盘，也开始动作，先是以盖医学院病历档案室为由，向国有财产局申请拨用。但是为了拆迁安置，得先查清居住情况。
自救会怀疑，一方面担心住户与建商勾结，另一方面台湾大学也为避免麻烦，才决定提告，以诉讼程序由司法系统代为查清，让实际居住在此的居民浮出水面。
为了生存权，自救会先是向一名国民党立委陈情，但是碰了一鼻子灰，又转向民进党籍的立委参选人求助，于是该参选人的旗帜插满整个社区。
我问余宜家，大学生代表社区维权，和自己学校对着干，是否感到尴尬，或者至少不自在？余宜家毫不犹豫地说，没有问题。事实上她们的老师也有参与讨论，但是并不干涉她们的行动，她们在学校里也并没有因为和学校“对着干”受到打压。她说：“台湾大学总务处早期出于好奇，找我们了解情况，现在也把学生视为学校与居民之间沟通的角色，找我们去谈和沟通。”
至今，作为绍兴社区权益的知情方和参与方，联盟已经参与和校方正式对话六次。非正式对话，每一至两周就会有一次。我很感兴趣：当出面和学校对话时，学生们是坐在绍兴社区居民一侧，还是台湾大学校方一侧？她想了想说，两边都有坐。
在我看来，这场由学生主导参与的社区维权，十分体现台湾社会的特色。从前，居住在眷村的人们无疑是政治的牺牲品，他们无力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他们开始为自己的权利抗争，并且有权力决定自己住在哪里。
四
张忠良老人在老婆离他而去之后，曾经回过几次嘉定老家，他有心回老家度过残年，但是台北长大的儿子已经无法适应大陆乡间的生活。他只有固守绍兴南街这块最后的堡垒。
老兵老去，眷村人的历史已经写在风中。真正决定台湾未来命运的，是余宜家这类朝气蓬勃的台湾青年。
在绍兴南街对面的中正纪念堂，整点，来自大陆和日本、欧美的游客，欣赏着准时上演的卫兵换岗仪式，对于威权人物的纪念仪式已经变得有点娱乐化。大家手里的相机咔嚓作响，丝毫没有了政治高压下的恐惧，这一幕让人感慨。
15分钟后，换岗仪式准时结束，观众说笑着穿越中正纪念堂的广场——现在这里叫自由广场，散去。这个时候，张忠良老人抽完了口袋里的最后一根烟，微笑着向我挥手告别，折身向小巷里的家走去。他的身后飘扬着的抗议标语是大陆人熟悉的请命句式：“冷血台大，别拆我家”、“马英九先生，救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