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印第安人研究日渐成熟，学术界需要从学术成规、知识体系和学科结构方面对其进行归类和评估，但在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过程中，美国印第安人研究也面临传统学科内部的诸多知识误区。围绕土著身份话语的论争构成了该领域内部的张力。文化系统的不可分割性显示出印第安文化的整一性特征。这些特征究竟应该属于怎样的领域？是语言学的、文学的，还是人类学、历史学抑或是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这些学科都把印第安人确定为各自的研究对象，然而问题是，每个学科都按各自的话语体系建构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忽略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历史演变。西方学术研究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与土著文化的兼容性问题迫使学术界反思知识建构的体系、学术研究的范式和文化批评的视角。在印第安人研究中，政治、文化、法律问题与学术评价往往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土著文化传统与西方学术规范之间的张力渗透在知识建构和学术评判的整个过程中，它要求学者们在问题的两极采取某种立场，而持有何种立场最终又涉及甚为敏感的政治话题。这一张力，借用土著学者阿诺德·克鲁帕特的话，构成了土著研究的“双重制约”（double bind），导致土著文化研究在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陷入了明显的“派系化倾向”（factionalization）。
随着文化和学术日趋多元化，土著社会重又面临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抉择，身份话语也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困。学科作为组织和建构知识体系的方式和手段，如何整合并建构土著研究的知识形态、走出派系化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制约着该领域的未来走向。因此，在讨论美国印第安研究的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问题时，学术界需要重新审理美国印第安研究的知识性质及其政治维度，注意其中政治话语与文化话语的连带关系及其性质，在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审视印第安人研究的基本问题。围绕土著身份话语的论争构成了该领域内部的张力，知识体系的整合和建构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制约着该领域未来发展的走向。本章讨论三个问题：首先对印第安人研究的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进程做一发生学考察，然后讨论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的派系化倾向及其所带来的问题，最后谈谈学界研究策略的变化、视点的转移和未来走向。
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的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
历史地看，虽然土著美国人研究或美国印第安人研究（NAS/AIS）发端于文艺界，但其衍生和发展主要是美国政府和土著部落之间政治上相互作用的结果。杰拉德·维兹诺曾说，身为美国印第安人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政治意义。美国政府承认美国印第安人为独特群体，这是关系到印第安人种族“生存”问题的一个政治性表述。这样一种表述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因为自其诞生之日起，土著研究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和一种知识形态就一直存在争议。莫马戴的《黎明之屋》于1968年获得普利策奖之后，美国印第安文学逐渐在美国大学英文系得到认同，学者们也挖掘出20世纪30年代以来被人忽略的作品，如麦克尼克尔（D’Arcy McNickle）的《被围困的人》（The Surrounded）和马修（John Joseph Mathews）的《落日》（Sundown），来证明土著文学创作的历史延续性。于60年代后期的“土著美国文艺复兴”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批评领域，同时，土著作家也开始进入大学的教室：艾兰·维利教授于1970年在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开设了第一门土著文学课程。这一领域随后被冠之以“美国印第安人研究”、“土著美国文学批评”、“土著美国人研究”和“美国原住民研究”等称谓。这些五花八门的称谓说明学术界需要从文学状况、知识体系和学科结构上对土著文学进行归类，词语的混乱反映了学界在界定和评价这个新兴领域时所表现出的困惑和迷茫。历史地看，60年代后期的文学界仍是学院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印第安文学批评尚处于“天真时代”，评论家们大多是非土著人，而此时“土著”与“非土著”的划分也为日后印第安文学批评“派系化”埋下了伏笔。但无论任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在美国大学出现的印第安人研究课程是民权运动的一种结果。此前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土著居民终于有了言说自己的机会，印第安社区内部的抗议示威和主权吁求也吸引了国人的注意，美国国内大学中为数不多的印第安学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例如，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学生曾向校方请愿，要求设立族裔问题研究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由于校方取消了黑人社会活动家斯多克里·卡米科尔（Stokely Carmichael）的演讲导致非裔、西班牙裔、亚裔和印第安学生罢课，迫使校方成立了族裔问题研究系。在明尼苏达大学，印第安学生通过与校方谈判的方式来设立了一个族裔问题研究课程。
在学术界，印第安学者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抵制或纠正传统学科中延续下来的关于印第安文化的刻板知识、负面影响或有意误读。最初的美国印第安人研究课程的目的更多地是对既定的知识范式或学科结构的一种回应，而不是致力于关于土著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知识体系的建设。换句话说，这些学术行为最初的动机是政治性而非学术性的。美国印第安人研究课程之所以在美国大学立足，高等教育中的政治因素起了很大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教育管理者们主要把美国印第安人研究视为民权运动之后政府所倡导的“赞助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政策工具，土著研究课程可以吸引更多的印第安学生入学，提高非主流阶层生源的入学率。“赞助行动”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签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这些行政措施准许或者要求雇主或大学在录用或录取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申请者时实行“优待”（preferential treatment）。80年代中期，由于在工程和计算机领域的技术进步引起人们对劳动力需求问题的关注，来自非主流社会的学生群体可以为技术工人短缺提供潜在的人力资源。到了90年代，面对大量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文化多元化开始主导美国大学教育政策，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训就是“在多元中追求卓越”（excellence in diversity）。
随着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的成熟和扩大，学者们开始讨论该领域的学科化问题。1977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美国印第安文化研究中心（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Center）考虑开设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硕士学位课程，中心主任夏洛特·海斯（Charlotte Heth）为此召集了一个小型学术会议讨论此举的性质和意义，此次会议的论文收录在《美国印第安文化研究》杂志作为特刊发表。会议的主要议题围绕学术界所面临的策略选择：由于传统学科内关于美国印第安文化有着众多的知识误区，新的课程是延续既有学科的框架以求在学术机构中生存，还是利用大学来谋求学科和机构上的变革？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里，政治形势的发展和知识界的努力加速了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的学科化和机构化进程，美国大专院校中印第安学者的存在也为该领域学术探索的合理化和作为一个学科方向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在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非印第安学者也开始以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他们的研究对象，反思历史和种族史中的写作策略和写作视角等问题。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美国印第安人研究已经初具规模，有着充分的学科合理性、宽阔的知识背景和必要的学术论题，研究方法也日趋多样化。该领域已拥有四个公认的学术期刊：《美国印第安文化研究》（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美国印第安季刊》（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维卡左萨评论》（Wicazo Sa Review）和《美国土著族群研究》（Indigenous Nations Studies Journal），刊登跨学科性质的研究论文，涵盖包括文学批评、历史学、人类学及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等学术论题。新成立的土著美国人研究学会（Native American and Indigenous Studies Association）是该领域的专业学术团体，委员会由资深学者和专家组成，并于2007年5月在俄克拉何马大学组织了学术会议，会议选举的学会委员会制定了学会章程和组织原则，并在翌年佐治亚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学会年会上通过。这两次会议吸引了来自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研究等领域的学者300多人，以及来自包括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土著学者。明确的学术论题、研究方法、理论、期刊、学会已经使得该领域具备了相对完备的学科体系的基础，一些关键词如种族生存、社区主义、政治自治、文化主权、能动性等词语已经频繁出现在学术期刊上，形成了学术研究的专业语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界也为土著研究的发展和知识体系的整合提供了相对自由宽松的空间，形成了稳定的研究论题，使该领域的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呈现出渐次清晰的轮廓。这些论题大体可以表述为以下几点：一，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美国印第安文化凝聚力的根本。对于以保留地为基础的土著社区来说，人与土地的关系依然是最为根本性的关系。二，必须从两方面来看待印第安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接触历史。这一命题昭示的是，需要把口述传统和口述历史纳入到现行知识体系之中，并确立为历史学家赖以记录人类行为及其动机的历史资料和合理的信息资源。三，主权是土著部落的基本权利，这一点是美国联邦政府始终无法理解的。部落主权是基于部落与联邦政府签订的各种条约基础之上形成的，这些条约赋予部落对土地的控制权。四，语言体现土著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是理解土著文化的根本和关键，因此应当采取措施尽可能地保护并繁荣正在快速消失的印第安语言。五，以现代艺术媒介为表现形式的印第安音乐、舞蹈、艺术和文学表达了部落持续而悠久的文化价值观。以上这些论题都是从传统学科中衍生出来的，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虽然它们分散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但在主题上的内在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些论题并未覆盖印第安人研究的全部内容，学科间的延伸和辐射尚有着极大的拓展空间，但它们足以勾勒出学科结构上清晰而连贯的轮廓。
美国印第安人研究在学科概念上的模糊性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表明了该领域游离于传统学科的程度——人们无法根据传统学科的范畴对其进行界定。土著研究所遇到的问题是综合性的，传统的学科地图已经无法描绘这些问题。作为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描述与分析，该领域显示了突破学科疆域之后的巨大活力，从考察的对象到考察的方法，都抛开了陈陈相因的程式而富于开创性。当然，危险是被重新体制化。学界可能重新设立规章和模式，予以定型，从而为大学或机构增设一个新的学科。表面上，学科提供了某种理论框架和学术规范，但这却是知识生产、分类、占有和分配而造成的后果。学科常常有意地呈现、聚集某些知识，而隐藏、掩盖另一些知识，学科所声称的“普遍真理”并非如此地普遍。因此，美国印第安研究跨学科的意义不在于设立一个超大学科，而在于解除既有学科的遮蔽，暴露传统学科框架背后的盲区，这是许多学者所关注的。对学术界说来，拒绝体制化——拒绝重新演变为一个固定学科——的动力源于对当代印第安人社区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它不再拘泥于某个传统学科的版图，而是始终保持现实关注与理论分析之间的强大张力。
在美国印第安研究中，学科体系与知识建构有着关联性，知识是学科建构的内容，学科则是组织、建构和传输知识体系的手段。当然，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些知识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并非一成不变，而只能是人类行为复杂性的某种近似反映。因此，在讨论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问题时，我们需要重新审理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的知识性质及其政治维度，其中关键的理论问题是围绕着土著身份话语展开的：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关于土著社会和文化的知识？这个问题必然地引出下列问题，即，在当代美国社会中，土著美国身份是什么？谁是印第安人？这些既是认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如果作为研究对象的美国印第安人是具有独特文化体系、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族群（nation），那么其独特性究竟是什么？自16世纪以来，印第安人作为文化群体一直处于与异质文化相互接触和碰撞的过程之中，而且一直受制于美国政府同化政策的压力。在当代美国社会中，印第安人作为族群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印第安学者伊丽莎白·库克琳指出，“之所以提出‘谁是印第安人？’这个问题，是因为美国印第安人被视为被殖民的民族，具体说，因为美国的最初国家（First Nations）的自治和主权一直被视为某种偶然性或随机性（incidental）的结果，即某种偶然的巧合，理由是印第安人和印第安国很快就会消亡，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公民权也因此不存在或正在消失。自从美洲大陆殖民时期以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就是以这种方式界定和描述土著部落的。”面对欧美主流政治话语的压力，土著身份话语的尴尬和窘困是显而易见的，它与关于部落自治、主权、土地、血统和社区的政治话语不可避免地缠绕在一起。虽然在美国印第安人研究中学者们对政治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基本设定提出挑战，但是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依然是：美国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究竟具有怎样的独特性？为什么要研究印第安人？这些是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争议和分歧也是势所必然。
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的派系化问题
在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的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进程中，围绕土著身份话语的不同立场构成了该领域内部的张力，这种张力源于土著身份话语与政治话语（自治、主权、土地等相关问题）的历史纠缠。关于印第安人身份与主权（二者不可分割）之间的关系有两层含义：一是外在的身份（即非印第安人对印第安人的界定）。美国联邦政府印第安事务局（BIA）1978年关于印第安人身份认定条例对寻求得到联邦政府承认的印第安人的身份加以确定，体现了从外部界定印第安人身份所引发的问题。二是从内部确定印第安人身份，认为确确实实存在一个尚未被殖民经历所侵蚀的印第安文化身份，研究者的任务和目的就是去挖掘那个文化并为其代言，表达印第安人的声音。在当代学术界，“印第安人的声音”一语的基本理论含义是：印第安文化不同于美国和欧洲白人文化，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宇宙观和价值观，而任何压制印第安人文化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这一立场在历史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强调在文化交往中，印第安人的声音应当受到尊重。长期以来，一些土著知识分子坚持认为，印第安人身份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由印第安人来决定。这里隐含着土著社会对部落主权的坚定诉求。历史地看，部落主权是基于17世纪以来土著人民和欧洲人签订的条约和法律文献，这些文献中记载着历史上存在并始终坚持不懈地试图建立或重建部落主权、被欧洲人称为“印第安国”（Indian Nations）的政治实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自治、主权与部落传统有着相辅相依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演变是印第安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也是维系部落文化独立性和整一性的主要依托。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殖民关系仍然决定土著人与非土著人之间的关系，土著社会对自治、主权与传统的维护不仅步履维艰，而且充满了矛盾。从历史和现实看，很难说美国联邦政府与土著部落在主权问题的论争上会有实质性的进展。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土著民族不大可能获得辞典意义上的独立主权。2006年版的《美国传统辞典》对“主权”（sovereignty）是这样定义的：
1.由一个主权或主权国行使的最高权力或统治；
2.权力的权威机构；
3.完全独立和自治；
4.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的领土。
其中第二和第四条与土著社会无关；印第安部落并不享有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独立主权。第一和第三条比较接近当代美国土著人对主权问题的诉求，具有指涉性，尽管其中的“最高统治”和“完全独立”的概念也是不现实的。应当说，在当今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拥有词典意义上的主权，即便是美国也受制于跨国资本的制约。当年大法官马歇尔在《切诺基国与佐治亚州》中把印第安部落描述成“非独立的、国家内部的民族”，放在今天，这不过意味着“本国的印第安部落之于美国的关系不过就像摩纳哥与法国、圣马力诺与意大利的关系以及列支敦士登与瑞士和奥地利的关系一样”。这种殖民主义话语在美国处理印第安问题的政策文件中随处可见。即使得到联邦政府的承认，印第安自治问题仍然要受到美国国会、法院以及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联邦政府机构和部门的制约。正如阿诺德·克鲁帕特指出的，“政治自治和文化主权只有在特定语境下和特定关系中才具有意义”。在政治层面，自治是基于土著部落与非土著机构及联邦政府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谈判的物质的、实质性的和有形的结果；在文化层面，主权则是在传统部落文化习俗与欧美主流文化习俗直接的冲突、接触和对话的基础上来确立的。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印第安文学也经历着痛苦的抉择，土著文学批评的派系化就是这一矛盾的反映。部落传统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张力渗透在文学评判的过程中，这种评判要求作家和批评家在问题的两极采取某种立场，而持有何种立场最终又涉及甚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如身份、主权、自治以及文化传统的合法性等，这种张力构成了印第安文学批评的“双重制约”，导致明显的“派系化倾向”：一方强调回归部落传统，坚持“独立自主”的印第安文学创作与批评；另一方则对这种“本质化”倾向提出批评，认为印第安文学的权限（合理性、合法性）不仅关系到部落传统及其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还涉及自治、主权、文化遗产的归属问题，这些问题应放在殖民历史语境下来考查。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无法心安理得地谈论印第安文学的发端而不涉及政治立场，而批评者的文化身份、政治立场、价值观、发言权及其与学术界的关系都会对学术评判产生影响。这一立场问题反映出部落现代性的矛盾。
如何处理这个矛盾是印第安文学在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它提醒人们注意西方文学理论、方法、概念与土著文学的兼容性问题。按照欧美文学传统（印第安文学通常被放在这个大的范畴下并呈现出既定的样式），文学是可以归类的，把印第安文学从文化史流程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实体来研究，使其呈现为物或文本形态，并用既有的概念和理论加以框定。因此，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乃至整个知识体系本身都不免与土著文化龃龉相悖。例如，在对语言的态度上，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对语言的解构，我们差不多失去了对语言、声音、记忆的信仰和钟爱，面对现实与再现的困惑，我们已无法坦然地去感知（更谈不上认同）语言符号后面的实体和言语的力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者肯尼斯·林肯（Kenneth Lincoln）指出，印第安部落族人的听觉和视觉感知力显示出其文化和语言的凝合力，文学是整体宇宙观不可分割的部分。“语言的巨大力量把人民与部落的环境和土地连为一体：经历、物体或人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物共生共息，物与其称谓不可分割，思想就是精神的行为；词语也具有展现精神和显灵的魔力”。印第安文学作品中所展示的语言文学与文化系统的不可分割性显示出印第安文化的整一性特征。这些特征究竟应该属于怎样的领域？是语言学的？文学的？还是人类学、历史学，抑或是考古学家的研究领域？这些学科都把印第安人确定为各自的研究对象，然而问题是，每个学科都按照各自的话语体系建构研究对象或实体，而忽略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历史演变。因此，印第安作家、学者和批评家们都对诸如此类的学术归类持怀疑和谨慎态度，而西尔科的警示迫使我们反思知识建构的体系、学术研究的范式和文化批评的视角。
这里显然有个语脉问题。一方面，部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哲学、宗教、语言以及相应的表现手段；另一方面，所谓印第安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是西方概念，传统印第安文化中并没有这类概念。在许多情况下，理性思维或思辨成分的缺乏往往被视为正面的品质，来印证印第安文化的整一性、统一性与和谐性的社会形态。但印第安文学是在与欧美文化实践的碰撞和接触过程中发生的，回溯美洲大陆历史，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自1492年以来，无论欧洲、美洲还是土著知识分子都无法完全独立存在。克鲁帕特曾以传记为例，指出印第安作家赖以进行创作的文学样式来自主流文化，是经强势文化和语言中介后的产物，受到不同程度的侵染。换句话说，印第安文学在进入流通渠道之前就先行被翻译过了，而翻译的动机与方法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单从语言层面看，“原料”与“素材”已不再“原”和“素”，其纯洁程度值得怀疑。因此，所谓纯粹的印第安视角只能是一种宏观的文化策略。艾拉·索哈特（Ella Shohat）指出，“我们强调回归文明冲突前的土著文化，目的是为了抵制种族灭绝，这种抗争在美洲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正方兴未艾。在这场抗争中，土著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们为了文化和种族生存不得不去强调回归那个业已消失却不可复得的过去，乃是为了复兴本民族文化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因此，克鲁帕特坚持把印第安文学视为美国民族文学的一部分，而美国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坚持文学“大同”观（cosmopolitan）也是印第安人现代性的一部分。所谓“大同”并非整齐划一，“而是要既注重/尊重彼此的差异，又强调相互的理解”，即和而不同。这种大同观代表着印第安文学批评中的第三种声音，体现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文化观。
当然，殖民主义和殖民关系的影响是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知识化、学科化无法回避的问题，其深层含义是，土著社会与欧美社会的接触、交往和冲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土著社会本身？早在1966年，切诺基族印第安人类学家罗伯特·K·托马斯（Robert K。Thomas）就把印第安保留地界定为美国政府的内部殖民地，这一学说对后来学术界影响很大。但如上文所述，后殖民批评的另一极端难免会导致一种本质主义立场，这也是极具争议的理论问题。本质主义隐含的观点是：美国印第安人思维方式在殖民主义入侵美洲大陆之前就已存在，是印第安文化以外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土著研究学科化和机构化的目的就是挖掘并恢复被殖民者破坏的土著文化，复活被殖民压迫窒息的声音。所谓“印第安人特有的方式”或“印第安视角”差不多已成为当今学术界尚无法界定、颇具政治化色彩的美国印第安人身份的代名词。从学术层面看，这种印第安分离主义隐含着一种静态文化观和纯粹的、没有污染的文化本源论，即便是传统派印第安作家也不能完全认同。
例如，在《死者年鉴》中，西尔科描写了部落传统在殖民压迫下发生的微妙的变化。书中作为部落文化载体的拜物教的含义变得非常复杂：它既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又是文明冲突的见证和殖民历史的符码，记载着殖民历史、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西尔科显然注意到多元文化语境下部落物质文化身份的内在矛盾和“传统”的复杂性，与西尔科此前的著作不同，《死者年鉴》已显出部落现代性的矛盾，反映了印第安作家对身份诉求的“双重制约”：既强调差异，抵制西方话语，又认为传统文化的杂交形态势所必然。这种矛盾心理出现在西尔科这样一位传统派印第安作家身上是耐人寻味的，也说明文学传统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问题，它不仅反映了印第安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和时代性特征，还说明部落对传统、自治与主权的诉求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独立自主的学术传统”应放在杂交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下来讨论，政治、宗教、法律、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构成了土著身份话语的复杂谱系。不妨说，印第安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话语，反映了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这也是将土著研究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过程中所必须注意的矛盾。所以，当西尔科指责厄德里奇忽略部落传统以及安尼特·杰姆斯（M。Anette Jaimes）坚持“独立自主的印第安学术传统”时，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身份话语的困窘。例如，杰姆斯主张“表达区别于不同学科内容的美国土著视角，而不是一味追随那些学科所特有的学术结构”；“美国印第安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而不是美国文学之下的文学”。在讨论自治、主权或文化分离主义时，印第安批评家所使用的语言和修辞已经捉襟见肘了。在文化遗产归属问题的讨论中，相当一部分土著批评家认为，印第安文学是独立的，应属于印第安人，他们对此拥有个人、集体和民族的所有权。杰克·福布斯（Jack D。Forbes）认为“印第安文学只在能由印第安文化从内部视角和与土著文化相吻合的样式来进行评价”。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应以人文主义普世观来对待文化遗产，认为“文化遗产不是也不能被视为某个民族独有的财产，而应当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无论口述、文本、书写还是表演形式的印第安文学都是杂交的，没有谁可以对其拥有绝对所有权，也不可能仅仅属于“美国文学”或“印第安文学”的狭隘范畴。
在学术界，关于种族和文化的本质化概念越来越受到质疑，与之相对，杂糅（heteroglossia）已成为容纳主流和非主流群体多种声音的代名词，由于土著社会在过去数百年来与西方殖民者相互接触，造成了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日趋杂交和多元化（hybridity），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策略的变化和视点的转移
综上所述，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所面临的挑战首先是阐述和论证身份话语及其性质，包括印第安人的地理文化、历史变迁、政治主权、语言习惯以及其文化表述所构成的独立的学科范式。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键的问题是要找到充分的根据，说明印第安社会一直维系着本族裔独特的身份特征，因为他们对于整体文化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是建立在印第安文化价值体系基础之上的，并在美国社会中以独特的、可识别的形式来表现其文化价值观。从以上分析中，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维持这种身份话语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困境在美国印第安文学中反映最为明显。虽然在印第安文艺复兴四十年之后，莫马戴、西尔科、韦尔奇、厄德里奇和维兹诺等土著作家已经成为美国大学主流课程，但他们提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学术界仍然需要面对土著身份话语的悖论：土著作家试图在西方文学样式（如小说或自传）和土著文化传统（如口传）之间寻找某种契合点，来表述土著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文明冲突历史看，这两种文化传统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论背景和文化语境。这一显而易见但似乎又无法调和的矛盾，就连大部分抵制文化本质主义、有着文化相对论倾向的批评家也一筹莫展，尽管他们不愿意把这些文本简单化地归于西方主流文学传统或部落口述传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论证并阐述把两个原本互不相容的传统相互协调并连接在一起的基础：土著作家采用英文小说样式进行创作，意味着在许多方面参与并认可特定的文化传统、话语方式、叙事策略、指涉范围以及作者-读者关系，而部落口述传统则是若干世纪以来不同部落语言所承载的、隐含着特殊文化意蕴并主要以表演和仪式形式来传达的，在两类截然不同的表述形式之间，如何找到兼容性和延续性是个难题。印第安作家如何“书写口述传统”？又如何以混血作家的身份来进行创作并建构令人信服的身份话语？以断裂、离异、反讽和非连续性为主要叙事特征的西方现代小说产生于对元叙事的怀疑和抵制，它又如何充当肯定和谐、平衡以及维护历史尊严和权威的部落价值观的媒介呢？
詹姆斯·鲁伯特（James Ruppert）在讨论杰拉德·维兹诺的创作时指出，“美国印第安文学试图融合两类不可调和的叙事传统（维兹诺甚至不是把两类不同的叙事传统编织在一起，而是把他们打碎之后再重新组装，创造出一种新的杂交样式）。因此，新近的印第安小说不可避免地具有跨文化、跨语境和价值相对论（transcultural，transactional，relational）的趣向。”用维兹诺的话说，至少从隐喻的意义上说，在当今美国社会，土著美国人身份本身就是混血性质的。鲁伯特指出，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的特点具有与多元文化和审美传统进行对话的自我意识。例如，维兹诺的作品不仅具有深厚的知识背景和文化底蕴，而且，他拒绝迎合大众口味，并刻意解构白人和印第安人自以为是的某些文化信条，让土著文学与主流话语正面交锋，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找新的连接点。在莫马戴和西尔科的作品中，断裂式叙事的使用不仅是为了再现当代美国印第安人文化、历史和叙事的断裂，而且意在刻画人物如何在文化杂交过程中将文化碎片重新整合来确立新的身份。美国印第安小说在反本质主义趣向中坚持在“多元叙事传统”中寻求文化的归宿和立足点，坚信“语言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通过叙事，可以跨越文化和地理空间上的距离，将人民连接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调和”（mediation），一种“灵活多变的艺术策略和思想立场，将土著美国文化和西方文学传统的认识论框架兼容并蓄，以达到某种贯通和互补的效果”，莫马戴、西尔科和维兹诺正是用这种方法同时获得了“本文化和超文化的视野”，营造了动态的文本语境，“既延续了传统文化，同时又呈现处于多元文化交汇之中的部落身份的复杂性”。鲁伯特还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部落传统与西方小说不仅能够兼容和互补，而且还可以产生出新的杂交文学样式，准确地再现土著美国人当下的身份境况。
另一个例子是当代印第安作家谢尔曼·亚力克西，他的创作体现了走出身份话语困境的有益尝试，对于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的知识化、学科化和机构化具有重要的启示。在亚力克西的作品中，在部落文化传统与保留区现实相互交织的空间里，贯穿始终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与大多数描写印第安人生活的作品不同，亚力克西总是从部落内部视角来透视印第安人生活中的困惑与问题。《保留区布鲁斯》聚焦斯波坎（Spokane）部落传统文化在现实冲击下所面临的困境与抉择。作者直面印第安保留区中的现实问题，死亡、酗酒、贫困、暴力、对土地的眷恋和对传统的执着同时困扰着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印第安人，这种生存危机“反映那些由于试图拥抱或背弃传统印第安文化、被白人文明所同化或抵制同化而被扭曲、压迫、毁灭、打碎并遭到厄运的人们的痛苦现实生活”。为了弘扬斯波坎部落口述传统，亚力克西巧妙地移植了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借用蓝调艺术来谱写一曲土著美国人的历史挽歌。小说通过讲述美国黑人布鲁斯吉他歌手罗伯特-约翰逊在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区的传艺经历，连接了非裔美国文化和印第安裔文化传统。虽然“布鲁斯”源于美国黑人文化传统，但作为一种流行音乐，其历史沿革经历了漫长过程，兼容并蓄，吸收了多种文化元素。亚力克西借用休斯顿·贝克（Houston Baker）的“布鲁斯母体”概念，把蓝调艺术拓展为文化融合的隐喻，将美国土著文化的口述传统纳入其中，强调个体历史与集体历史相互之间的融合。在亚力克西看来，自文明冲突以来，土著性（文化身份）就处于持续的变化之中，因为文明的冲突彻底地改变了土著艺术家再现土著性（nativity）或部落身份的手段和形式。在这场文明冲突之中，无论是土著美国人、非裔美国人还是欧洲殖民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布鲁斯是一种超越种族而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形式，传达民族融合的经历和情感。在蓝调音乐发展过程中，来自各种文化和民族的艺术元素相互渗透、交织和影响，形成一个跨种族、跨文化的艺术媒介。文化融合构成了小说的重要主题和中心隐喻，而容纳了多元文化元素的蓝调音乐也与主题遥相呼应，喻示文化的交叉、渗透和互动。这些多元文化符号包含了西非、斯波坎部落和非裔美国人的文化传统，与欧洲小说传统一道，形成了一部巨大的和旋：“承载着斯波坎人的全部历史记忆”。在多元文化成分相互交织的张力场中，彰显部落口述传统的生机和活力。
亚力克西的作品有两个重要启示：一是关于文化融合的声音，强调土著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交互影响的历史，二是印第安社区中部落文化身份与现代性的张力，揭示保留区社会内部的变化。在亚力克西早期作品中，保留区是有着明确疆界的地理空间，而在新近的作品《世界上最强悍的印第安人》（2000）和《十个小印第安人》（2003）中，保留区成为孕育着传统与现代张力的精神场域。亚力克西对种族和身份的界定超越了文化的疆界，吸引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的读者，其作品的魅力也在于在求新求变中坚持对土著文化的精神探索，挖掘在后现代大潮中遗失的传统。2004年9月，作为美国国家博物馆（Smithsomian Museum）组成部分的“美国印第安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在华盛顿特区落成并开馆，这一事件不仅是美国政府对美国印第安人在当代美国社会中存在这一事实的重要认可，而且，馆藏展品所展现的土著部落种族文化史和土著部落的当代境况向公众昭示着历史悠久、风格多样、特色鲜明的土著文化传统：歌曲、舞蹈、影视、纪实、表演和文学。《美国印第安季刊》开设专刊讨论博物馆的成败得失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它对美国印第安人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博物馆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对当代印第安社区的关注，它具有永恒的研究价值，是“保护土著民族性”（indigenous nationhood）的关键，体现着土著学者、艺术家和作家对印第安社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社区的概念与土地和主权密切相关。当代保留区社区和城市印第安人口的分布显示，印第安文化身份是靠血缘关系、文化关系和社会政治经济关系来维系的。据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统计，虽然百分之七十的美国印第安人现在居住在城市，但是印第安人部落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础依然是土地，美国印第安人研究必须面对社区的政治现实：印第安人平均收入低，患糖尿病率、婴儿死亡率、辍学率都高于非印第安人。对社区的关注是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的重要主题。在《土著美国人研究的文化政治》一文中，萨利·洪多夫（Shari Huhndorf）回顾了该领域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指出土著研究最重要的政治承诺就是关注土著社区、主权、民权、土地、改革、健康和贫困等十分紧迫的问题，这些主题在当代印第安作家的笔下都有深刻的反映，社区已经成为印第安人政治身份的一部分。
随着印第安人研究的声誉、影响和范围的扩大，对该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更加多样化、多维度的研究模式，注重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交汇，注重服务于土著社区的现实利益。杰西·韦弗指出：“广义上看，美国印第安文学民族主义与土著美国人研究的目标是相同的，即从土著视角研究和讲授土著居民的文化并支持土著美国人为独立和主权而做出的努力。美国印第安民族主义试图为实现土著民族的主权目标而服务。”这种连接历史、立足于现实的思路预示着一种新的研究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