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庄征君程先生廷祚
程先生廷祚，字启生，别字绵庄。初名默，后更今名。其先为新安望族，远祖元凤，相宋度宗朝。传十五世为先生祖某，始迁江寍，寄籍上元，遂为上元县人。父京萼，字韦华，能诗，工书，遯迹不仕。年近六十始取妻，生二字，先生其长也。生有异质，读书过目成诵。髫龀时不妄语言，好正襟危坐，论古今忠孝大节。韦华公家极贫，恒书屏幅易薪米，日闭户课子，俾习洒埽应对之节，客来进鸡黍，侍立左右，如古弟子职。凡群经诸子史汉骚选之书，无不读。年十五，有父执过访，知其才，令作古松赋，日未移晷，得数千余言。由是知名。先生弟嗣章，长史学，而先生游好在六经。韦华公卒，免丧，偕弟出应试，补诸生，旋识武进恽处士鹤生，始闻颜李之学。上书恕谷先生，致愿学之意。康熙庚子岁，恕谷南游金陵，先生屡过问学。读颜氏存学编，题其后云：“古之害道出于儒之外，今之害道出于儒之中。习斋先生起于燕赵，当四海倡和翕然同风之日，乃能折衷至当，而有以斥其非，葢五百年间一人而已。故尝谓为先生者，其势难于孟子，而其功倍于孟子。读其书，则其语言行事之实可得而知也。”于是确守其学，力屏异说，以博文约礼为进德居业之功，以修己治人为格物致知之要。礼乐兵农天文舆地食货河渠之事，莫不穷委揬原，旁及六通四辟之书，得其所与吾儒异者而详辩之。葢先生之学以习斋为主，而参以棃洲亭林，故其读书极博，而皆归于实用。雍正十三年举博学鸿词科，安徽巡抚王鋐以先生应诏。乾隆元年至京师，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门下，属密友达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遂以此报罢。时年四十有五。自此不应乡举，杜门却埽，以书史自娱。而尤注力于易，不喜汉儒互卦卦变卦气，及宋元河雒图书太极诸说，唯取王辅嗣、程正叔、项安世及近时李文贞公观彖数书，箸《易通》六卷、《大易择言》三十卷。晚年又为《彖爻求是说》六卷。同时惠征君栋昌明荀虞氏易，颇不然之，谓恕谷注周易，专由象数以推人事，尚宗汉儒古法，而先生几欲废象，未免为王程二家所锢，背其师说。先生闻之，亦无以难也。少岁时见西河毛氏古文尚书冤词，袒护梅氏书，乃为《古文尚书冤冤词》以攻之，旣删定其藁为《晚书订疑》，又推拓其说，别成《尚书通议》三十卷，又箸《青溪诗说》二十卷、《论语说》四卷、《周礼说》四卷、《禘说》二卷，主万充宗氏之言，《春秋识小录》三卷。同时沈征士彤、锺员外晼皆推重先生，经学有疑，恒相与质证。乾隆十六年，上特诏举经明行修之士，先生以江苏巡抚雅公荐入都，复报罢归。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卒于家。年七十有七。无子，弟嗣章以次孙兆晋为先生主后云。先生状貌温粹，志清而行醇，动止必蹈规矩，与人居不为厓岸，而自不可犯。以家近青溪，生平出处与刘瓛兄弟相类，晚年乃自号青溪居士，所著自群经而外，又有文二十卷、诗二十卷。先生没后，其《易学》及《春秋识小录》釆进四库书，登诸著录，而诗书皆未板行，今则兵燹以后，恐归亡佚。并其易通等书，亦未见，唯《论语说》及文集犹有传者。而予求其集不可得，仅见其《论语说》及《晚书订疑》写本而已。窃尝论自嘉道以来，师资道丧，而皖北巨公，始以文人末流，妄附讲学，断断于程朱及非程朱之辩，实则于程朱遗书亦从未研究，不过鼓时文余习，侈张俗说，附其余光，以邀众好己耳。不学之徒喜其说为快捷方式，从者如归市，于是毒焰所煽，几满天下，至今未已。当时先生，群从不能审决白黑，至属巨公为序其文集，纯以虚谬之谈思驾乎自得之学之上，可为愤疾者也。先生尝谓，墨守宋学者非，墨守汉学者为尤非。绳以信古传述之义，其言固不能无失，而其说经，则亦多自是之獘。较之二庄惠戴诸家，相去甚远。然终非空疏浅薄不求实事者比。况其德望行业，又卓卓为乡人师表，彼巨公之非之，固无伤于先生，适足以形其丑陋耳。夫以布衣无名位之人，历年旣久，而至今其乡人士犹尸祝称道弗衰，亦可见先生之流泽长矣。彼文人附俗之流，何足与于斯哉！因次先生传而纵论之如此，冀以语世之特立君子焉。
论语说
古者学必有业。邢疏载皇氏引学记文王世子诸书所言。是也。其谓学有三时，亦具有意理。王肃注云：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是以可说。此皆前儒去圣未远，训说论语之正义也。古所谓业，诗书礼乐而已。兹四者，君子所由适于道之具也，适道之具不修，则坏。时习而说，说所学之为我有，而庶几道之可得而入也。论语首记夫子此言，以定儒者之实业，而诏万世。卽示颜子之博文约礼也。三代而后，不闻所谓礼乐矣。书则真伪错出，诗则训诂日淆，学者既无所据以为业，而记诵词章之俗学，与非圣害道之书，又不可以为业。葢天下之伥伥焉，莫知所之久矣。宋儒虽尝寻遗绪于微茫，而废者不可复兴，绝者不可复续，故集注惟以明善复初为说，而未遑直指古人之业。后人不知学有今昔之殊，而论语屡言之博文约礼，卽此章学习之事。与舍是而无所以为明善复初者，其皆不能无误也夫。
修孝弟以兴仁道，疑有子非独为士庶言也。葢犯上作乱，害之在家国者，春秋之世无国无之。有子之意，乃欲人君躬行孝弟，以化其下，使民兴于仁，有以革其悖逆争斗之心，而国家长享和平之福。此本立道生之说也。若欲士庶敦行孝弟，则事有精密广大于此者，虽云通于神明，放乎四海，可也。而遽言犯上作乱，何为哉。
中庸分好学力行为二，论语又以文行对言，则入孝出弟以下，力行之事也；学文，好学之事也。人生有伦常则有行，有事物则有文。文之与行相辅以济，而斯须不可离省也。文莫重于诗书六蓺，身心家国之大用存焉，有余力则学文。葢弱冠以后，则年日盛而道日广，所以周其用者，不可缓矣。古法沦亡，汉后学者不知文为何物，故马注但曰古之遗文，而汉书以六经为六蓺，又误之甚者也。恕谷先生曰：宋人为学，专在读书，内则玩索性天，外亦致力伦纪，而礼乐兵农，圣门所谓博学于文，以及虞书周官礼记所述古人敎学成法，昭然可考者，独置之若遗。则非学问之小失也。观此章集注所载诸说，大槩以文为文辞文采之文，惟朱子所训为确，而犹未能尽除班氏马氏之见，宜其注首章，不过曰明善复初，而仅以玩物适情为游蓺之解也。
周人祭祀燕享，以二南雅颂为乐章，余不入乐者，学士皆诵习之。春秋以下，士大夫以之言志，而最盛于襄昭之世。所谓赋诗断章取所求焉者也。若诗之有关于德行教学，则至孔子始阐明之。其载于论语者七章，言诗之用莫详于小子章，而无邪一言，则所以定大义者也。六经之旨孰非欲天下之有正而无邪，而夫子独以此言蔽三百者，何也？夫易言吉凶悔吝，礼着恭敬辞让，书纪帝王之发政施仁，春秋书时君之僭窃争夺，诸经体固不同，而其坐敎之意，则昭然易见，不待各揭一言而后可明也。诗则不然，有易知，有难知，易知者二南与二雅之正者是也，难知者国风二雅之变者是也。所谓正者，皆入乐之诗，出于君明臣良之时者也；所谓变者，皆不入乐之诗，兴于国乱政衰之日，而各言其情，以为风谕者也。夫子知乐之将废，而专欲以诗为敎，故不论其入乐与否，而槩以一言蔽之曰思无邪，其意无他，欲明为正为变之有同归而已。诗之有不正者，以郑卫乎？曰：非也。然则何说？曰：诗本性情，情之所感不一，而风雅旣变，时之所值又殊，喜怒哀乐多不得其平，寄怀托讽或暗藏其指，诗序有云：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发乎情者其辞，止乎礼义者其意。辞有类于不正，而意则无不正也。孟子曰：不以辞害意。故读诗而不得其作之之意，则辞难知矣。彼以小弁为小人之诗，以郑卫为淫者之诗，皆不知作诗之意者也。且此章之说，学者亦尝求其故乎？夫子不曰诵诗而曰诗，此明诗之本无邪也。诗之无邪，以作诗之人本无邪也。诗序又云：伤人伦之变，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斯其人可以谓之邪乎？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非淫非乱，而可以谓之邪乎？夫风雅虽变，而先王之泽未泯，贤人君子生乎其间，闵时忧俗，作为诗歌，冀君上之一悟。所谓止乎礼义者在是，所谓可以兴可以观者亦在是。故夫子谓之无邪者，非为二南与正雅言之也，盇取汉代深于诗者之论而反复之乎？然则此章引駉诗之成语，而所重不在于思。借令重思，亦不过曰，昔之诗人所遇有常变盛衰，而皆思同出于正也云尔。此立敎之大义也。若惟欲学者求性情之正，则夫子口诵诗可矣。
志学章最为难解，葢以夫子自述进德之序，而其语又为弟子所共闻，非揆之全经而无少刺谬，未可云得其立言之体也。窃以论语考之，夫子之自居者，曰忠信，曰好古敏求，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圣与仁，则曰吾岂敢。躳行君子，犹曰未之有得。若斯之类，闻者以为圣人之谦德，而夫子则皆自道其实，岂至此章而立言遂有异乎？乃注家于不惑以后率多高远之论，如知天命则曰知天命之终始，耳顺则曰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朱注以天命为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以耳顺为不思而得，以不踰矩为不勉而中，此其为说，孰谓不足以知圣人？而视夫子所以自居者，则大有径庭矣。然则何说？曰：圣人之去学者，固未可以倍蓗论。然其所为之事，则一而已，礼乐仁义是也。始以之为志，而终身以之为矩，与学者无以异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立与不惑，学者之所可至也。知命而后可以为君子[命谓穷逹之分，见孔注]，知言而后可以知人[此耳顺正解]，知命与耳顺，亦学者之所可几及也，不踰矩则敦乎仁之谓也。此数端下学，由是上达，由是配以岁月之先后，虽所进各有其序，要以明其自强不息之心，以见道之无穷，而学之不可以已也。登山而愈见天之高，涉海而愈见水之大，以圣人自谓已至于圣者固非，以圣人为有谦词者，亦非也。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与此章并为圣人之实录，而勉人之意见于言表。后儒以为但为学者立法，是圣人已自处于圣之极至矣。
耳顺者知言以知人之功，其事不易。故论语以之殿后。孟子自谓知言，而不许他人推而上之，则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矣。初学亦可留心。积久而后至此。故序于六十，朱注以不思而得为训，误中之误也。
或疑夫子之荅孟懿子近于隠语，不知夫子曰无违者，教以无违事亲之礼，原主于礼而言也。然仅曰事亲之礼，安知懿子不求诸温凊定省问寝视膳之节文乎？则为未逹于夫子之旨矣。故复因樊迟以申其说，而明所谓礼，有大于此者也。前之所荅，微觉浑涵。因朱注以理代礼，而遂成隠语耳。实则论语言礼而不言理也。
观人之法，须合始终久暂而后备，以者，偶然之所为也。其人有所为而偶出于善，则常时所行必违而去之。由者所常行也，其或外有邀慕而勉于为善，非出于本心之诚，则久而必衰，安心之诚然者也？合此三者，则其人之善恶诚伪，不可得而掩矣。由卽莫由斯道，与民可使由之由，朱注谓意所从来。按往古经书由字，训行者多，而训从来者少。且圣人见人为善，方欲勉之，以至于安。若事必问其所从来之意，是阻天下以向善之端，非圣人与人为善之心也。故解春秋者谓有诛意之法，皆大谬不然。春秋所诛乃乱贼所为之事耳。宋督先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以其先杀孔父而夺其妻也。朱子之论太苛，不能无疑。然则察其所安何谓也？曰为善而终不免于近名，则非诚于为善可知矣。于其终而方以是察之，非圣人待人之厚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