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皇帝初召王荆公于金陵，一见奇之，自知制诰进翰林学士。荆公欲变更祖宗法度，行新法，退故老大臣，用新进少年，温公以为不然，力争之。神宗用荆公为参知政事，用温公为枢密副使，温公以言不从，辞不拜。枢密吕公弼因奏事殿上，谓帝曰：“陛下用司马为枢密，光以与王安石议论不同力辞，今日必来决去就。”时温公待对，立庭下，帝指之曰：“已来矣。”帝又叹曰：“汲黯在庭，淮南寝谋。”温公坚求去，帝不得已，乃除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到官逾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参政事之时，已言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狠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汲引亲党，盘据要津，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尝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荧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窃盗。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窃盗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许州，令过阙上殿。方下诏，帝谓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曰：“朕召司马光，卿度光来否？”颢对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帝曰：“未论用其言，如光者尝在左右，人主自可无过。”公果辞召命，乞西京留司御史台，以修《资治通鉴》。后乞提举嵩山崇福宫。凡四任，历十五年。帝取所修《资治通鉴》命经筵读之，所读将尽，而进未至，则诏促之。帝因与左丞蒲宗孟论人才，及温公，帝曰：“如司马光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帝之眷礼于公不衰如此。特公以新法不罢，义不可起。元丰官制成，帝曰：“御史大夫非用司马光不可。”蔡确进曰：“国是方定，愿少俟之。”至元丰七年秋，《资治通鉴》书成进御，时拜公资政殿学士，赐带如二府品数者；修书官皆迁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为馆职。时帝初感微疾，既安，语宰辅曰：“来春建储，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帝意以谓非二公不可托圣子也。至来春三月，未及建储而帝升遐。神宗知公之深如此。当熙宁初荆公建新法之议，帝惑之。至元丰初，圣心感悟，退荆公不用者七年，欲用公为御史大夫、为东宫师保，盖将倚以为相也。呜呼！天下不幸，帝末及用公而崩，此后世所以有朋党之祸也。
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台，每出，前驱不过三节。后官宫祠，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谓曰：“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识尔。”王荆公辞相位，居钟山，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呜呼！二公之贤多同，至议新法不合绝交，惜哉！
司马温公闲居西洛，著书之余，记本朝事为多，曰《斋记》、曰《日记》、曰《记闻》者不一也，今亡矣。时与王介甫已绝，其记介甫则直书善恶不隐，曰：“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举进士，有名于时。庆历二年第五人登科，初签署扬州判官，后知鄞县。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试文有美者，读一过辄成诵在口，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日辄无，为诸弟所费用，家道屡空，一不问。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诎。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皇囗中，文潞公为宰相，荐安石及张环、曾公定、韩维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进用，以激浇竞之风。有旨皆籍记其名。至和中，召试馆职，固辞不就；乃除群牧判官，又辞，不许，乃就职。少时恳求外补，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朝廷尝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嘉囗中，除馆职、三司度支判官，固辞，不许。未几，命修《起居注》，辞以新入，馆职中先进甚多，不当超处其右。章十余上，有旨令阁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随而拜之，安石避之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与之。朝廷卒不能夺。岁余，复申前命，安石又辞，七八章乃受。寻除知制诰，自是不复辞官矣。”伯温惜其不传于代，故表出之。
熙宁初，朝廷遣大理寺丞蔡天申为京西察访，枢密挺之子也。至西京，以南资福院为行台，挟其父势，妄作威福，震动一路。河南尹李中师待制、转运使李南公等日早晚衙待之甚恭。时司马温公判留司御史台，因朝谒应天院神御殿，天申者独立一班，盖尹以下不敢相压也。既报班齐，温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归本班。”知班引天申立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盖朝仪位著以官为高下，朝谒应天院，留台职也，天申即日行。
司马温公既居洛时，往夏院展墓，省其兄郎中公，为其群从乡人说书讲学。或乘兴游荆、华诸山以归。多游寿安山，买瓷窑畔为休息之地。尝同范景仁过韩城，抵登封，憩峻极下院，登嵩顶，入崇福宫会善寺，由辗辕道至龙门，游广爱、奉先诸寺，上华严阁、千佛岩，寻高公堂，渡潜溪，入广化寺，观唐郭汾阳铁像，涉伊水至香山皇龛，憩石楼，临八节滩，过白公显堂。凡所经从多有诗什，自作序曰《游山录》，士大夫争传之。公不喜肩舆，山中亦乘马，路险策杖以行，故嵩山题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其旨远矣。方公退居于洛也，齐物我，一穷通，若将终身焉。一日出相天下，则功被社稷，泽及生灵。呜呼！真古所谓大丈夫矣。
元丰四年官制书成，神宗自禁中帖定图本出，先谓宰辅曰：“官制将行，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王圭亦助之。又有旨：范纯仁、李常除太常少卿，圭、确奏曰：“纯仁已病，止用李常。”后纯仁弟纯粹自京东提举常平移陕西转运判官，上殿，帝问：“纯仁无恙？”纯粹曰：“臣兄纯仁无恙。”帝方悟。时纯仁为西京留台，寻除直龙图阁、知河南府，擢庆阳帅。圭、确知帝欲用之，故不令入朝。呜呼！王圭、蔡确者不能将顺神宗美意，取新旧人兼用之，遂起朋党之祸，盖其罪大矣。元丰变法之后，重以大兴大狱，天灾数见，盗贼纷起，民不聊生。神宗悔之，欲复祖宗旧制，更用旧人，遽厌代未暇，而德音诏墨具在，可为一时痛惜者也。司马温公自与王荆公论不合，不拜枢密使，退居西洛，负天下重望十五年矣。故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同听政，首起公为宰相，其于政事不容有回忌也，故公取其害民之尤甚者罢之。王荆公尝有恙，叹曰：“终始谓新法为不便者，独司马君实耳。”盖贤其贤而不敢怨也。或谓公曰：“元丰旧臣如章、吕惠卿辈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义闻上，则朋党之祸作矣，不可不惧。”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当无此事。”遂改之不疑。呜呼！公之勇猛，孟轲不如也。若曰当参用元丰旧臣，共变其法，以绝异时之祸，实公所不取也。自国朝治乱论之，曰元囗党者，岂非天哉！后世得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文章，二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荆公之法行于一邑则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旧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马尤有害，天下骚然不得休息，盖祖宗之法益变矣。独役法新旧差募二议俱有弊。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荆公与司马温公皆早贵，少历州县，不能周知四方风俗，故荆公主雇役，温公主差役，虽旧典亦有弊。苏内翰、范忠宣，温公门下士，复以差役为未便，章子厚，荆公门下士，复以雇役为未便。内翰、忠宣、子厚虽贤否不同，皆聪明晓吏治，兼知南北风俗，其所论甚公，各不私于所主。元囗初，温公复差役，改雇役。子厚议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如役法则熙宁初以雇役代差役，议之不详，行之太速，故后有弊。今复以差役代雇役，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后必有弊。”温公不以为然。子厚对太皇太后帘下与温公争辩，至言“异日难以奉陪吃剑”。太后怒其不逊，子厚罪去。蔡京者，知开封府，用五日限尽改畿县雇役之法为差役，至政事堂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绍圣初，子厚入相，复议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讲论，久不决。蔡京兼提举，白子厚曰：“取熙宁、元丰役法施行之耳，尚何讲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后观望反覆，贤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温公已病，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之，故利害未尽。议者谓差役、雇役二法兼用则可行。雇役之法，凡家业至三百千者听充；又许假借府吏胥徒雇之，无害衙前，非雇上户有物力行止之人，则主官物、护纲运有侵盗之患矣。唯当革去管公库、公厨等事，虽不以坊场河渡酬其劳可也。雇役则皆无赖少年应募，不自爱惜，其弊不可胜言。故曰差、雇二法并作并用，则可行也。荆公新法，农田水利当时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马等相继亦罢，独青苗散敛，至建炎中国乱始罢。呜呼！荆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温公以行新法不作枢密副使，神宗退温公而用荆公，二公自此绝。
王荆公天资孝友，俸禄入门，诸弟辄取以尽，不问。其子秀既长，专家政，则不然也。荆公诸弟皆有文学，安礼者字和甫，事神宗为右丞，气豪玩世，在人主前不屈也。一日宰执同对，上有无人材之叹，左丞蒲宗孟对曰：“人材半为司马光以邪说坏之。”上不语，正视宗孟久之。宗孟惧甚，无以为容。上复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耶？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唯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论古今人物，宗孟盛称扬雄之贤，上作色而言曰：“扬雄著《剧秦美新》，不佳也。”上不乐。宗孟又因奏书请官属恩，上曰：“所修书谬甚，无恩。”宗孟又引例书局、仪鸾司等当赐帛，上以小故未答。安礼进曰：“修书谬，仪鸾司者恐不预。”上为之笑。罢朝，安礼戏宗孟曰：“扬雄为公坐累矣。”方苏子瞻下御史狱，小人劝上杀之，安礼言其不可。安国者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公与吕惠卿论新法，平甫吹笛于内，荆公遣人谕曰：“请学士放郑声。”平甫即应曰：“愿相公远佞人。”惠卿深衔之。后荆公罢，竟为惠卿所陷，放归田里，卒以穷死。者字元泽，性险恶，凡荆公所为不近人情者皆所教。吕惠卿辈奴事之。荆公置条例司，初用程颢伯淳为属。伯淳贤士，一日盛暑，荆公与伯淳对语，者囚首跣足，手携妇人冠以出，问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以新法数为人沮，与程君议。”箕踞以坐，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儿误矣。”伯淳正色曰：“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不乐去。伯淳自此与荆公不合。祖宗之制，宰相之子无带职者，神宗特命为从官，然已病不能朝矣。死，荆公罢相，哀悼不忘，有“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之诗，盖以比孔子也。荆公在钟山，尝恍惚见荷铁枷如重囚，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园宅为寺，以荐其福。后荆公病疮良苦，尝语其侄曰：“亟焚吾所谓《日录》者。”侄绐公，焚他书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见也。
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司马温公从庞颖公辟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颖公夫人言之，为买一妾，公殊不顾。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装饰至书院中。”冀公一顾也。妾如其言，公讶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颖公知之，对僚属咨其贤。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辞至六、七，不获已方受。温公除知制诰，以不善作辞令屡辞，免，改待制。荆公官浸显，俸禄入门，任诸弟取去尽不问。温公通判太原时，月给酒馈待宾客外，辄不请，晚居洛，买园宅，犹以兄郎中为户。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议新法不合，始著书绝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