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有些激动地： “是吗？ 我们有啥写的？ 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点头向他保证，心里说：是啊，都是过去的事，可这些过去的事，现在许多人并不了解，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前辈为了求生存而作出的探索精神是何等的可贵！别小看了区区一个由七个农民合作起来的六个股份组成的“红卫仪表厂”，在那疯狂的年代，如此举动，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它弄不好是要被杀头，并且株连九族的！
然而敢为的台州人就这么做了，并且做得曾经轰轰烈烈。
那天送走林友泮几位创办股份制的老人后，娄昌福要我“多留几分钟”，他说他要向我介绍玉环县真正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芦浦工艺厂。
“这个厂是原玉环县科协主席毛庆贵为主要股东办起来的。”娄昌福说。
“为什么你这么认为？”我问。
“因为这些年来到我们台州来考察调查股份制发源问题的专家们认为，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之所以没有被当作‘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有二个原因：一是认为林友泮他们的厂办厂时间短，只有两年左右。二是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该企业从创办到最后倒闭，没有分过红，销售也没有在账目上反映出来，与严格的股份制企业有些差异。而毛庆贵他们办的芦浦工艺厂则完全符合股份制企业的一些基本规范特征。比如，股东，他们当时共十几个人，10元一股，股东中有干部，有教师，厂里会计和厂长都具备，虽然股东多为兼职，但职责明确。而且企业也有县工交局的正式批文。时间是1973年。”娄昌福从一堆档案中翻出保存的“芦浦工艺厂”批复材料给我看。
“毛庆贵他们的厂当时非常正规，就是从现在来看，也很规范。厂子办在当时的井头大队，厂里雇了业务员王孝增跑外勤，业务主要是做扇子，过去我们出差或旅行用的那种扇子，很有些销路。芦浦工艺厂由于产品对头，第一年下来，股东们所有人都拿到了千把元的分红，而且在工厂的工人拿的分红与股东们一样多，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事。如此连续运转了四年多，后来他们开始做宫灯，业务更加红火，产品销到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业务量大了，需要扩建厂房，股东们又每天晚上开股东会，研究商量扩大生产规模。据毛庆贵讲，当时股东意见并不统一，有人担心借钱投资风险大，但在丰厚的利润面前，大家最后毕竟还是统一了认识，所以企业越干越好。到后来做宫灯的业务，厂里来不及做，职工们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收入就更好。厂子收入高了，厂外的人也眼红了，跟着干了起来，像楚门、清港、城关等许多人开始做起扇子和宫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这个厂年收入达到上千万元，成为台州乃至浙江省第一家年收入上千万元的乡镇企业。”
“除了芦浦工艺厂外，当时还有类似这样比较成功的股份制企业吗？”
“有啊！到1978年底，仅芦浦公社一个地方，就有股份制企业34家，企业人数达1500多人，实现工业总产值193.9万元，销售收入191.3万元，占全公社农副总收入的64.6%。”娄昌福一边翻着资料，一边指着账本有凭有据地告诉我。
“我现在相信为什么台州这个地方的民营经济一统天下了！30年前，你们这里的民营企业其实已经占据统治地位了！”
娄昌福笑道：“可以这么说吧。”
“30年前，就有芦浦这样的民营经济现象，真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你认为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在台州或者说会在你们玉环这种地方出现呢？”这是我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娄昌福脱开他的那些“宝贝资料”，与我侃侃而谈：我们台州这个地方，尤其是像玉环，我们的农民过去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海吃海，耕地少，农民只能靠出海打鱼为生。可是出海打鱼是要有渔船的，小船打不了鱼，造大船又没钱，怎么办？于是我们的先人就发明了一种叫“打硬股”的传统，这种“打硬股”就是几个人、几家子凑钱来办一件事。比如造一艘大船，几家、几户一起凑钱，然后有了收入就按出资多少分红，这就是台州人的“打硬股”传统，留传下来已经至少有百年历史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有几个阶段农民们的日子难过时，就有人联合起来用“打硬股”的方式办些小企业，这种经济形式在解放初期就有。后来在60年代后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被封杀了。可老百姓要过日子，就得想办法。“打硬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台州沿海一带老百姓发明的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经济形式，只要一旦有适合它的空气和条件，它就像水岸边上的芦苇疯长，你想割掉它也不易。台州能成为中国股份制的发源地，是有地域原因和历史条件的。
娄昌福的话令我茅塞顿开。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这儿有一批干部来自百姓，心里装着百姓，而且自己也能敢作敢为。如果没有他们，台州的股份制，或者说民营经济就不会发展得这么好。”娄昌福感慨道：“比如说芦浦工艺厂，毛庆贵他能办这个厂，如果不是因为当时任芦浦公社书记的他父亲毛崇友的支持，他毛庆贵根本不可能把工艺厂办下去。芦浦公社的股份制能够在‘文革’期间得以生存和发展到‘半壁江山’，没有像毛崇友这样敢作敢为的领导在背地里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如果不是因为有林友泮他这个当支部书记的带头干，这个合股企业也绝对不可能在‘文革’最疯狂的1966年、1967年中诞生和成活。”
是的，我相信娄昌福的这番结论。台州的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如此生机勃勃，统领天下，没有台州历届的干部们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当地实际为本的思想和勇气，那绝对只能是一枕黄粱美梦。我想老百姓最清楚这个事实。
在台州，企业股份制形式的形成之早、之广泛，随着采访调查的不断深入，令我越发震惊和惊叹。在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那场在高层以批判“修正主义”、下层以横扫“资本主义”的疯狂式的浩劫，曾经使无数说了几句真话、做了一两件有违极左路线的事，甚至连卖一个鸡蛋、少种一亩“口粮田”，都有可能被人“踏上一只脚”而永世不得翻身的年代，浙江台州农民竟然能如此广阔、如此深入地悄然进行一场以求生存的新型体制下的经济革命，而这，也只有在台州才能出现。
台州地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之处，群峦叠阻，交通不便，人的生存需要攀岩走陡，意志和磨难必不可少；海之域，风浪险多，需有闯荡冒险之气，所以台州人素有“处危争死”、“轻死易发”的强悍、雄豪之气，又有自强不息、敢于进取的精神。台州人硬气，在浙人中早有传闻。鲁迅在《 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文中，就曾夸奖自己的学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革命作家柔石这位台州人具有“台州式的硬气”。股份合作制所以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完全疯狂的岁月里成为台州人民求取生存的一种重要经济形式，及其后来成为全民性的经济形式，原因有二：一是台州人的性格和骨气所致，二是山与海的自然环境养育了台州人别与他人的灵性与求索精神所致。在传统的打渔业和经济落后的年代里，群众自发采取的以资金和劳动力折股联合的经营生产方式——“打硬股”，则为台州人创办股份制企业提供了经验与实践基础。
如今我们能搜寻到的并被一些权威部门当作“改革开放后的‘革命性’事件”之一的股份制先行者史料中，“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是台州的温岭县于1982年12月18日以县社队企业局[1982]74号文件名义批准的牧屿公社牧南工艺美术厂。那份写着“社员联营集体”性质的企业执照，据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可以查阅到的属于官方机构出具确认“股份制性质”企业的第一份文件。“社员联营集体”这样的企业所有制名称在中国没有过，那天到现在的温岭市工商局采访，当年的当事人告诉我：当时“社员联营集体”这名称完全是他们社队企业局给由社员联合出股的股份合作企业“戴”的一顶“不红不黑的帽子”。“为什么叫它不红不黑呢？是因为当时的形势还没有文件明确社员合股能办企业。1982年，安徽的分田到户经验，刚刚在全国铺开，但争议和阻力正大的时候。不用说，社员合股办企业的这种长期以来被看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肯定不能被工商管理部门认可。但在我们台州，这种合股联合办企业的情况已经很多了，我们的领导很了解这样的情况，他们思想真的很解放，所以当牧屿公社的农民王华林和陈华根等人持着公社介绍信来社队企业局登记他们办工艺美术厂时，我们一问他们是几个社员合股办厂，想来想去，干脆给他们登记成‘社员联营集体’这样一个名称。”工商局的同志这样解释当时他们为“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所出具的经营执照。
现在的温岭市档案馆和工商局资料室，都备有牧南工艺美术厂的那份“社员联营集体”企业执照档案材料，并且成为有关部门视作考查中国股份制企业发展史的珍贵史料。我在采访中也有幸见到了当年为这个企业开具执照的当事人陈心鹤先生。是他当年在请示局长后亲手为王华林、陈华根开具的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股份制企业”的第一份执照。
当年在县社队企业局登记“温岭牧南工艺美术厂”的厂长陈华根，现在是当地大名鼎鼎的企业家了，不过他的企业已经不叫“牧南工艺美术厂”了，而是名扬海内外的“宝利特”鞋业集团。陈华根是标准的农民，只是他有些文化，高中毕业后不甘心整年过“背朝太阳面朝黄土”的日子，所以脑子灵动些，于是想做些生意过好日子。那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的鼓舞下，与村民王华林一起想办全合股企业，谁知到县里登记时碰上了“好人”陈心鹤等人，所以他的“社员联营”企业竟然被批了下来。“后来县上的工商管理部门吩咐我们，说你们这是股份企业，上面没有精神说可以办，我们是冒了胆发你们执照的，你们千万不能声张，悄悄干就是了。我们一听当然就不敢声张了，干了两年后，发现全县大部分企业都公开成了股份制企业，于是我们在1984年后也正式更名为股份制企业。后来我专心搞鞋业，就把企业更名为达力宝鞋业公司。1996年又改名为宝利特鞋业……”陈华根说。“宝利特”现在是中国鞋业界的龙头企业，一年所生产的鞋子能够让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每人穿上一双。
但是，当我第二次到台州的临海白水洋采访时，碰到当年分田到户的积极拥护者、原临海双港区副区长王植江老先生时，他一口嚷嚷起来，说：温岭陈华根的牧南工艺美术厂绝对不能算“中国股份制企业”第一家，第一家应该是我们双港区办的双港金属薄膜厂和香料厂。“不信，你可以去查1980年8月5日的《 浙江日报 》。那天报纸的第2版上就有一则400字的报道，报道了我和区委书记卢凯参股支持办企业的事。这事后来弄得好大好大，《 浙江日报 》专门开辟了‘经济政策讨论会’专栏，闹了两个多月，谁都知道，不信你问《 浙江日报 》的人！”王植江没有瞎说，《 浙江日报 》确实在1980年8月5日这一天的第二版报道了当时的台州临海县双港区委书记卢凯和副区长王植江为解决社员联办企业——金属薄膜厂资金不足的困难，带头把平时积蓄的钱投资入股的事。干部带头入股，这在1980年被省级党报公开报道，不炸开锅才怪！
“其实，我们台州办股份制企业的事，比任何地方都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非常普遍了，最早捅到外面去的要算我们双港区的做法。《 浙江日报 》的那回大讨论也是被捅出来后的一个焦点问题。”王植江一谈起自己的“光荣历史”时，总是慷慨激昂，指手画脚，一脸童真。据王植江介绍，当时他所在的双港区与台州其它地方的社办、村办企业一样，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产权不明晰，导致管理水平和效益低下，加上资金投入无通道，当时全区的86家企业，有60家处在奄奄一息的地步。而另一方面，农民们分田到户后的热情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形下，推出股份制经济形式来促进原有的企业发展已成一种必然趋势。
“政府没有资金投入，吸纳社会资金，使企业恢复元气，提高效益，然后有利共享，这是我们当时客观条件下认为使乡村的那些处于半死不活的企业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所以才有了搞股份制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被逼出来的事。”王植江说，他们区第一个进行股份制的企业是区原所属的金属薄膜厂。在论证金属薄膜厂时，都认为企业产品在当时用途会很广，效益肯定不借。办厂的资金经核算，需要投入18000元。区委、区政府很明确这回金属薄膜厂以股份制形式来办，于是张榜公布，每股500元，一年后工厂拿出20%的利润按股分红，并鼓励机关干部和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股东。当时第一个投股人叫何虎保，他是一位校工，但在何虎保之后就没有人再投了，原因是社会上议论很大，有人说这样投股是搞“资本主义”，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上面没收了。大家很害怕，没人敢再投了。一直拖到八月份，分管企业工作的王植江便向区委书记卢凯汇报，说群众顾虑大，要不我们干部带头入股。卢凯是个思想非常解放的书记，当年皂树村等分田到户就是他在后面当后台。现在听王植江一说金属薄膜厂的事后，立即表态：我支持你，而且也要入半股，你也入半股。王植江听后无比兴奋，说：好，我也凑250元。于是双港区就有了书记区长带头入股办企业的事，而且在卢凯和王植江带头入股后的一个星期内，股票很快就卖光了，共有200多人参股，共计40个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