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进入那个单位纯属偶然。
喝了很多酒睡醒一觉稍微清醒的时候，我接到了光盘厂的女孩给我打的电话。
“你好啊，最近在忙什么呢。”她说。
“有事吗？”我直截了当地说。
“你认识编导或者导演吗？”
“不认识。”
“奇怪，你办过音乐会，应该有导演的啊？”
“我是找了朋友帮忙拍摄，但只是让他们帮忙拍摄啊，都是我一个人办的。”
“那你就算是音乐会的导演了。”
“有什么事吗？”我问。
“是这样的，我们光盘厂的合作单位中，有一个电视台正在招人，让我帮忙从周围朋友里找一位编导，要求有驾照，因为可能会经常开着电视台的车出去拍片子。”
“什么电视台啊？”我问。
“农业频道。”
“啊？我大学就学的农业啊，我有驾照。”
“要不然你过去试试吧。”
“行啊！”我抱着去电视台溜达一圈的想法说。
“五点钟的时候，咱们在农科院门口见面。我和我同学也一起过去。”
“好的。”
我一点表，已经四点多了，从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我就直奔农科院。在车上我有一种预感，新的生活要到来了。
按照她告诉我的信息，我好奇地想象着她所说的电视台、编导、开着、拍片子是什么样的呢？
我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我开着一辆金杯车驶向农村，后面坐着几个编导，有的抱着摄像机，有的搂着大话筒，有的拿着大灯泡和遮???用的“大雨伞”，我旁边的副驾驶上坐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女记者，身上的香水味扑鼻，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
刚挂了电话，光盘厂女孩就到了，我在杂志社的时候，曾经和那位光盘厂见面聊过天，《乐器爱好者》杂志附带的DVD光盘就是用的他们光盘厂的光盘。她大学时候学的是电视节目制作，而我大学时候喜欢的女孩也是学的这个专业，所以和光盘厂的这位女孩就格外亲切，渐渐地我和她就成了朋友，我办音乐会的时候还曾经邀请过她看演出。
我们跟着她走了一会儿，来到了一个单位大院，大院里停着无数的车，仔细看了一下，绝对没有夏利、奇瑞、富康、捷达这样的车，全是奥迪、帕萨特、福特、标志，其中还有两辆跑车。
我跟着她进了大楼，路过编导室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水儿的苹果电脑和我只从电视上看到过编导设备。我们去了一个领导的办公室，里面的人正在说事情，我们便坐在外面的沙发上等着。
“你要带我见的人怎么称呼啊？”我问她。
“钟处长。”她说。
门开了，走出来一拨儿人后，里面的人让我们进去。
我走在前面，进去之后笑着走到和单人床一样大的办公桌面前热情地握住坐在老板椅上的人的手，说：“钟处长，你好！”
钟处长面带微笑，穿着笔挺的黑西装，打着领带，看上去即威风又随和。
他站起来迎合着我的握手，说：“你好，你好，你们坐吧。”
我和她坐在了黑色的真皮沙发上。
“这个小伙子是你同学吗？”钟处长问光盘厂女孩。
“他是我的朋友，以前在《乐器爱好者》杂志社工作。”
“你介绍一下自己吧。”钟处长似乎永远面带微笑地说。
我滔滔不绝地以吹牛逼的方式推销着自己。
当我把所有的对文化产业的了解都说完了之后，钟处长问我：“你对那几个视频编辑软件精通吗？”
“不算太精通，刚刚会使用。”我说。
“你还挺实在，不精通都告诉我了。”他说。
我心里想说了，其实我不是不精通，而是一点儿也不会。
“你懂管理吗？”
“懂啊！就是就每个员工都充满激情的工作呗。”
“你弹吉他能演出吗？”他好奇的问我。
“能啊，以前组过乐队，经常演出。”我说。
“你都会什么体育运动吗？”
“会踢足球，会打篮球，高中我就是学校篮球队的。”
其实我们高中是没有校队的。
“你驾照考下来多长时间了？”
“两年多了。”
“开过车吗？”
“开过。”
其实我只是在驾校开过车。
“你会喝酒吗？”
“会，我酒量特别大。”
“你有女朋友吗？”他接着问。
“没有。”我说。
钟处长笑着看着我说：“恩，挺好，周一过来上班吧，再给你找个女朋友。”
“啊？”我情不自禁地感叹着。
“正好以前的发行部主任调到其他单位去了，你做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吧。平时我出去的时候你给我开车，当我的司机。以后单位的体育比赛就靠你了，年底联欢会的时候咱们部门终于能出一个节目了。待遇按照发行部主任的标准，试用期一个月，签劳动合同后几险一金一个都少不了你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带上你的简历和毕业证，周一早晨八点来这里报道。”他说。
钟处长接到电话，说要出去一趟，我再次和钟处长热情握手，然后走出了办公室。
我给陈晨打了一个电话，征求他的意见。在事业上拿不定主义的时候一般我都会听听陈晨的建议。
陈晨说我应该先去那里工作，多积累一些经验。
2
姐姐以去法兰克福参加完书展刚回来，她知道我又要去单位上班，让我陪她逛街，她说要给我买件衬衣。
我们一起去了五道口，在一起商场里，姐姐驻足在一件POLO的白色衬衣旁边，她让我试一下。
我穿上了那件白衬衣，照了照镜子，又转过身去对着姐姐笑了笑。
“真漂亮！”姐姐说。
姐姐帮我弄着衬衣领子说：“你要去单位上班了，该注意自己的着装了，你已经长大了。”
下午，我和姐姐去南锣鼓巷的一个咖啡屋。在咖啡屋的楼顶，我们坐在复古的桌子两旁，吃着姐姐最爱吃的蓝莓芝士蛋糕，喝着双皮奶，沐浴在夕阳下。
姐姐曾经告诉我女人很美，也很温柔。可是在我刚和秦娜交往的时候，我神采飞扬地向姐姐说：“我认识了一个女孩，我喜欢听她给我讲小时候军队大院的故事。”姐姐却笑了笑，说：“傻弟弟，别陷得太深。”
当秦娜离开了我的时候，姐姐说：“其实那些我们都会有的，别为那些而丧失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我好想再次牵着姐姐的手，一起回家。
姐姐，我累了。
3
周一，我换上姐姐给我买的那件白色衬衣，拿着我的简历和毕业证去报道了。
钟处长把我带到发行部，指着一张办公桌说：“这是以前的发行部主任的办公桌，你就坐在那里吧。这几天你就先熟悉一下工作，不懂的就问问同事。”然后他又对所有坐在电脑前面的人说：“半个小时后，去会议室开会，介绍一下新来的发行部主任。”
我坐在办公桌前，环视着办公室。在一面墙上有一张大大的照片，照片上面有毛主席，有这个单位当年的领导。照片下面写着“1960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
一个女孩拿发给了我一个很精致的笔记本，还一支碳素笔，她告诉我她是办公室主任，一会儿开会的时候要拿着笔记本做工作记录。
过了一会儿我们就集体去了会议室开会。钟处长坐正襟危坐在会议桌正中央，所有的人都在拿着笔和本做工作记录。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单位新来的发行部主任，海波。”
我马上站了起来，向大家示意，然后坐下。
钟处长接着说：“海波大学毕业，农业科班出身，以前在杂志社工作过，对出版行业非常了解，能吃苦，现在由他担任发行部主任，以后发行部由他来管理。”
我听了之后有种飘飘然的感觉，这是说我呢吗？我弹吉他进入音乐行业后，每当认识新的朋友，他们都会问我是不是科班出身，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尴尬地说不是，而现在，当我听说自己是农业科班出身的时候，不禁有一种喜悦，我终于算是科班出身了。
钟处长一定是根据我说的杂志社的很多发行渠道才推算出我对发行工作非常了解。至于非常吃苦，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我说过吃苦的事了，难道是我脸上写着“吃苦”两个字还是我长得一个就是一个干活儿的命啊？
一部叫做《中南海保镖》的电影立刻从我大脑中闪现。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开着车，领导坐着副驾驶上，半夜，一伙儿歹徒想打劫单位的车辆，我会从笔记本电脑包中掏出板儿砖，扔了出去，一个黑影倒下了，又一个黑影走上来，我从西装的上衣内兜掏出从小天意买的砸炮枪，大喊一声：“不许动！”黑影们纷纷逃窜，领导拍手叫绝，说：“这个月奖金多发你二百块。”然后我不亦乐乎。想到这里我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
我回到了发行部办公室。
发行部里除了我还有五个人。我们聊着天，挨个了解着每个人情况。
50后的女同事，退休返聘过来的，在发行部工作了十多年。她比我妈年龄都大几岁。
60后的男同事，年轻时是报社记者，而后在出版社做了很多年编辑，后来创办了图书公司，随着网络的兴起和图书的萧条，随着北京众多图书公司一起倒闭，后来到发行部。
70后的女同事，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前一直在中央电视台的几个栏目做编导，后来到发行部。
80后的女同事，已婚者，比我大四岁，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毕业一年后来到发行部。
80后的女同事，未婚者，比我大两岁，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毕业后来到发行部。
我了解到了这些之后，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些人都这么强这可怎么管啊？
之后的几天，我在了解着这个单位，熟悉着发行工作。我还会时常和隔壁屋的那个戴眼镜的编导一起站着楼道里抽烟。他说在我来之前，只有他一个人抽烟，每次抽烟的时候，他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自从我来到单位之后，他不会因为一个人抽烟而受到编导们的排斥了，而是有两个人抽烟而一起受到排斥，所以他并不孤独。我们除了一起抽烟之外，中午还一起去单位的室内体育馆打乒乓球、打羽毛球。
4
有一天钟处长带着我和办公室主任去文化部办事去，下了楼到走到一辆黑色的奥迪A6旁边。
钟处长问我：“带着驾照呢吧？”
“带着呢。”我说
他递给我一把黑色的车钥匙，说：“你开一圈我看看。”
我打开车门，坐了进去。真皮的车座真舒服，我心里还纳闷呢，这车怎么没有离合器啊？
钟处长和办公室主任站在车窗外面看着我，我汗都快流出来了。
一分钟之后，我又摇开了车窗，对钟处长说：“倒挡是哪个啊？”
办公室主任捧腹大笑，钟处长说：“赶，赶，赶紧下来！你还跟我说你会开车呢。”
钟处长把我轰了下来，我乖乖地和办公室主任坐在了后排的座位上。他发动着了车，汽车画出一道弧线，驶向前方。
“钟处长，我没开过自动挡。”我尴尬的说。
“就这水平你还敢和我说你会开车呢。”钟处长说。然后他告诉了我自动挡汽车的开法，每个档位都用什么字母表示。在三环辅路上，他靠边停车，让我开一下试试。
我钻进了车里，钟处长说：“你先把安全带系上！”
然后他坐在副驾驶上，我直接驶进了三环。
“谁让你直接进三环啦？我是想让你在辅路上开。大哥，并道！”钟处长一惊一乍地说。
而我在三环上开得也是心惊胆战。我拿到驾照两年多了，没有开过一次车。第一次开车就是在开着奥迪A6在北京的三环上。
“大哥，开慢点！”钟处长的鼻子快气歪了。
办公室主任坐在后排乐着说：“海波，你太勇敢了！”
5
天气逐渐变凉，似乎秋天到了。我没有几件适合在单位穿的衣服，于是我去了劲霸男装的折扣店买了夹克、西裤和整套的西装，还买了两双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皮鞋。穿上西装和皮鞋照镜子的时候，我有种异样的感觉。
我进入单位后的第一次喝酒是单位同事结婚，而那位结婚的同事就是每天和我一起在楼道里抽烟的编导，我还去金五星批发市场给他买了一个大红包，组织我们部门的人集体随份子。
婚宴上，我和办公室主任一左一右地坐在钟处长旁边。
钟处长说完新婚贺词，大家纷纷鼓掌，他的口才令我暗叹不已。
每个桌子都有一盒烟，只有我们这坐没有人抽，我这才意识到，平时跟我一起抽烟的人今天结婚。
我拿起了桌子上的烟，撕开烟盒后递给钟处长一支，他说他不抽烟，于是我自己点烟一支。
“小伙子，你还会抽烟呢？”退休返聘的那位同事说。
“我都抽了十年烟了。”
此话一出，我立即成为众人的焦点，大家意识到我上学的时候一定不是什么好学生。
“你结婚了吗？”
“没有。”
“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
“到岁数了啊！差不多就该找一个了。”
个人问题尚未解决，注定了我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大家七嘴八舌的纷纷表示要帮我介绍女朋友，我特别感谢他们的，虽然我来单位时间不长。如果在以前，有人帮我介绍女朋友我一定会很高兴，可是我有能力呵护一份爱情吗？
我非常羡慕那个结婚的编导，羡慕他和他大学时候的女朋友在今天盟结良缘。
新郎带着新娘来我们坐的这桌敬酒，虽然我可以出口成章的说上一大堆新婚祝福语，但是我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祝福你！”
“谢谢！”
我们一饮而尽，尽管我知道他的杯中可能不是白酒。
我递给了新郎一支烟，说：“今天你结婚，你会喝很多酒，我就不和你多喝酒了，咱们是因为抽烟才认识的，我给你点一支烟吧。”
烟缓缓地飘向喧闹的宴会厅，仿佛烟飘过的地方突然变得很安静。
随后我便打开了话匣子，和每个同事调侃，和每个同事干杯，尽管他们的杯中可能是红酒，可能是可乐，也可能是茶水。有两个人已经喝得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我依然和钟处长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他抚摸着我的头说：“傻兄弟，你可真能喝。”
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十分留恋我和钟处长喝了很多杯白酒后，抚摸着我的头和我叫傻兄弟的那一刻。也许只有在我们喝了很多酒的情况下他才能和那么叫我。
钟处长说要请大家去KTV唱歌，于是我们打车去了KTV，之前靠在椅子上睡觉的同事听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果然没有继续靠在椅子上睡觉，而是躺在沙发上睡觉了。刚才喝红酒、可乐和茶水的年轻女同事们可来了精神，从李宇春唱到周杰伦。
当一位女同事唱孙燕姿的歌唱到Hey Jude的时候，我抢过麦克风，大声唱着。唱完了之后女同事倍感惊奇的说：“原来你还会唱孙燕姿的歌呢！”
钟处长带头为我鼓掌，说：“还会唱英文歌，多才多艺啊！”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被同事们称为仅次于钟处长之外能喝酒的人，似乎为我发行部主任的位置树立了威信。
6
我在回忆着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呢？
在我刚记事的时候，我爸单位的文工团演出完他们就会去喝酒，电声乐队的那几位叔叔就住我们家楼上，大家的关系都很好，他们有的时候是在我家喝酒，有的时候是在单位的餐厅。那时候一般的家庭都没有电话，他们和我爸联络的方式是靠敲暖气管，用鼓棒连敲三声暖气管是一起喝酒，连敲四声是一起打麻将。而这种联络方式的灵感是源自我爸，有一次楼上的那几位叔叔又弹吉他又敲手鼓的在楼上排练，把我吵醒了，我开始大哭，我爸就拿墩布捅房顶，过了一会儿那几位叔叔下来了，说：“大哥，我们不弹他了，你把我们家的灯泡桶得都晃动啦！”而后，他们便以敲暖气管方式联络。
在我们家喝酒的时候唱《一无所有》的那位叔叔就会抽烟，我妈就骂他，不让他抽，怕影响我成长，那位举起酒杯对我说：“儿子，跟叔叔喝一个。”我妈就拿鼓棒敲他脑袋，大伙儿就跟着起哄。我爸拿筷子沾了一滴白酒，我大声咳嗽着，我妈就拿鼓棒敲我爸的脑袋。打鼓的那位叔叔送水果刀插在一小块苹果上面放在我面前，想让我吃苹果就不咳嗽了，我却哇的一声哭了，大家都以为是我爸在嘴里给我滴的那一滴白酒把我弄哭了，其实我是害怕那把明晃晃的水果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