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布以劄子论边事，其一，乞修葺新边城守备及垦挌新田。其翌日癸卯，上作两御批，付三省、枢密院；又翌日，进呈，遂依已得指挥行下。是日，上以谕布，布谢曰：“论事每承听纳，臣虽糜陨，何以报称！”布察上甚悦，因及祐章，且曰：“上下合谋并力，其为倾摇之举，意谓万全，然不知圣意不可夺也。臣自出使时已闻此谋，然臣不敢恤。臣若引前日山陵使例求去，此乃臣子所不忍言。祐意在逐臣，不复顾忌讳，其言几若咒诅。”上曰：“语诚类咒诅。”布曰：“圣德仁厚，无不涵容，以此言之，则何可胜诛。”又言：“众人谋欲逐臣，聚其党与，复行元祐之政，则更不由陛下圣意不回也。”（案：“由”字疑或“知”字。） 上曰：“安有是理！若更用苏轼、辙为相，则神宗法度无可言者。”又言：“岑象求辈扬言云‘轼、辙不相则不已’，当并逐之。”后两日，左谏议大夫陈次升对，有劄子救祐，案：去年，陈祐》除右正言。次升》奏弹，见《谠论集》。上不顾，亦不肯留劄子，次升乃自袖去。而右司谏江公望对，请祐责词，所谓“观望推引”之语。上曰：“欲逐曾布，引李清臣为相。”且曰：“如此何可容旦夕？当逐之。”又云：“曾布安可去？”（案：“可去”二字，依《九朝备要》校正，原本误“司夫”。） 公望遽曰：“陛下临御以来，易三言官，逐七谏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过失，自其职也，岂可便谓有他意哉！”（案：《十朝纲要云：公望因抗疏论立继述，分元祐起祸乱之源，言甚恳切。）
先是，曾布甚恶李清臣不附己，数使人讽公望，能一言清臣，即以谏议大夫相处，而公望所言乃如此。（案：《九朝备要》云：先是，陈祐因进对，上谓曰：“凡有公事，宜与江公望议论，可，乃来。”祐见公望，公望曰：“榻前一砖之地，是人臣对君父极言天下事去处，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则可免戾。人见各有不同，惟不可附会。”祐他日为上诵之，上以为名言。《宋史江公望传》云：内苑稍畜珍禽奇兽，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他日入对，帝曰：“已纵遣之矣，惟一白鹇畜之久。”帝以柱杖逐之，鹇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头，以识其谏。蔡王似府吏以语言疑似成狱，公望极言论救，出知淮阳军。《宋文鉴》卷六十二载其疏略云：臣访问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顺之语，浸淫恐及蔡邸，开封府已行根治。臣闻之骇，汗流浃。盖亲隙不可开，隙开则言可离贰；疑迹不可显，迹显则事难磨灭。陛下之得天下，天下归之也。章惇尝帘前持异议，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无心，年尚幼少，未达祸乱之萌，故恬不以为恤。陛下一切包容，已开之隙复途矣，已显之迹复泯矣。恩意渥缛，欢然不失兄弟之情矣。伏望陛下勿以霭昧无根之言加诸至戚骨肉之间，而忘大舜亲爱之道。案《宋史》本传所言数事，《十朝纲要》并书於七月，云：戊辰，公望坐论蔡王狱事，罢言职，知淮阳军。） 其后，彭汝霖以论罢清臣得谏议大夫云。（《纪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此据《吕本中墓志》增入。清臣罢在十六日。案：清臣罢在十月癸巳。原注十六日，有字误。《宋史陈祐传》以祐论章惇、蔡京、蔡卞、郝随、邓洵武忤旨，通判滁州。盖因后蔡卞乞贬任伯雨等，祐在数中，遂云尔。其实，祐之黜，为劾曾布，当以此文为正。《宋史祐传》误。）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六月，集禧观火。
又：云：范纯礼刚正，数以言事忤上意，而曾布惮之，遂出知颍昌府。案：《东都事略本纪》，纯礼於元符三年十一月辛卯为尚书右丞，其罢在是年六月戊午。《通鉴续编》云：时排击元祐诸臣，纯礼从容言於帝曰：“迩者朝廷是元丰而非元祐。以臣观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当，以致病民。宣仁听断，一时小有润色，盖大臣识见异同，非必尽怀邪为私也。今议论之臣有不得志，故挟此藉口，其心岂恤国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也。”《编年备要》云：纯礼又言：“自古天下治乱，顾用人何如耳！今略陈祖宗用人之要：吕馀庆有才行，太祖自员郎擢为谏议大夫；王禹偁有文学，太宗自大理评事擢为直史馆；张知白屡上书言事，真宗自河阳判官擢为右正言，遂大用。夫人君欲得魁杰之才，必出於非次之擢用。若惟待辅臣荐举左右、列论其间、有孤寒寡援正直是守者，则终身冥晦。虽有忠赤报国之心，何由而见之？”纯礼刚正，数以言事忤上意，而曾布惮之，谓驸马都尉王诜曰：“上欲除君都承旨，范右丞不可。”先是，诜尝求为承旨，钦圣为诜浮薄，遂以命王师约。布妄言出於纯礼，以激怒诜，诜信而恨之。会诜馆伴辽使，称纯礼押宴席閒语犯御名，为中丞赵挺之、谏议陈次升所劾。惟谏官江公望独明纯礼无过，而纯礼不复辨，遂出知颍昌府。自此韩忠彦之客相继被逐矣。
1、七月（案：钱氏《朔闰考》：是月庚申朔。） 壬戌，上因言：“元祐中，诋毁先朝政事人多不详姓名，可悉录来。”又言：“人才在外有可用者，亦具名进入。”又言：“张商英莫亦可使否？”布曰：“陛下欲持平用中，破党人之论以调一天下，孰敢以为不然。而偏见异论之人各私其党，又有报复怨仇之意纷纷不已，致圣意厌恶，此诚可罪，然元祐、绍圣两党，皆不可偏用。臣窃闻江公望尝为陛下言：‘今日之事，左不可用轼、辙，右不可用京、卞。’（案：《东都事略江公望传》：公望除左司谏，上疏曰：“哲宗固孝於神考矣，持绍述之论牢不可破，辅政非其人，以媚於己为同，忠於君为异。一语不合时学，必目为流俗；一谈不侔时事，必指为横议。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乱君臣父子之名分以感动人主。故民力困竭，国用匮迫，天下为之骚然，泰陵不得尽继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宁、元丰培养之馀，遭绍圣窜逐之后，彫疏零落，所馀无几矣。神考与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钩斩袪阴私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绍圣为之对也，有对则诤兴，诤兴，则党朋立矣。陛下改元，诏旨亦称思建皇极，嘉靖庶邦。盖尝端好恶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实闻此言。陛下欲渝此言，其如皇天后土何？”） 缘此等人在朝，决不免怀私挟怨，互相仇害，则天下士类为之不安；士类不安，则朝廷亦不安矣。愿陛下深思熟计，无使此两党得志，则和平安静，天下无事，陛下垂拱而治矣。”上颔之而已。（《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2、曾肇尝以书责布曰：“兄与惇、卞异趋，众所共知。绍圣、元符间，惇、卞有可以挤兄者，无所不为，亦众所共知。使其得志，未必肯舍兄，就令兄肯与之解仇，彼必不信，亦必不听。然则不独宗社生灵、善人君子罹其患害，曾氏之祸必不在众人之后矣。兄方当国得君，（案：《备要》此下有“正宜”二字，当据补。） 引用善人，扶助正道，使小人道消，邪说不作，以杜绝惇、卞复起之萌。而数月以来，世所谓善人端士者相继去朝，其在内者亦皆置之闲地，愔愔无气；而所进用以为辅臣、从官、台谏者，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今日兄势方盛，彼固不敢言及惇、卞，一旦兄势稍不如今日之盛，彼固不肯引元祐人及世所谓善人端士者，则必首引惇、卞自为固位之计。人主平日所闻，皆毁訾元祐人之言，而世所谓善人端士又未必尽知，则其势不得不用惇、卞；惇、卞果至，未暇恤其他，曾氏之祸，其可逃哉！思之可为寒心，可为痛心，可为恸哭，不知彼案：“彼”字衍文，《备要》无此字。亦曾思之否？”布答肇曰：“上践祚之初，深知前日之敝，故尽收元祐窜斥之人，逐绍圣之挟怨不逞者，欲破朋党之论，泯异同之迹，以调一士类。而元祐之人，持偏如故，凡论议於上前，无非誉元祐而非熙宁、元丰，欲一切为元祐之政。不顾先朝之逆顺，不恤人主之从违，必欲回夺上意，使舍熙、丰而从元祐，以遂其私志，致上意愤郁，日厌元祐之党。乃复归咎於布，合谋并力，诡变百出，必欲逐之而后已，上意益以不平。”又曰：“布自熙宁立朝，以至今日，时事屡变，惟其不雷同熙宁、元丰之人，故免元祐之祸；惟其不附会元祐，故免绍圣之中伤，坐视两党之人，反覆受祸，而独泰然自若。其自处亦必粗有义理，以至处今日风波之中毅然中立。每自谓存心无愧於天，无负於人，神之听之，介尔景福，使此言不足信则已，若果有此理，元祐及惇、卞之党亦何能加祸於我哉？恐未至贻家族之祸，为祖考之辱而累及亲友也。”（《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东都事略》：曾巩、曾布、曾肇，皆致尧之孙也。《宋史曾巩传》云：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职，出知陈州。历太原、应天府、扬定二州。《编年备要》云：时曾肇徙知应天府。）
3、丁卯，著作郎陈瓘为右司员外郎。瓘力辞实录检讨官。从之。（《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4、癸未，三省奏事讫，曾布独留，极陈：“元祐、绍圣两党奸恶，皆不可令得志。使轼、辙、京、卞在朝，则更相报复，无有穷已，天下无安静之理；兼人亦不知威福在人主，但宰相一易则非，其党类皆受祸矣，如此岂朝廷之福！”上深嘉纳曰：“卿自来议论平允。”布因言：“贬责之人，但可复职，寘之名藩巨镇，无所不可，但不可在朝廷耳。盖在下之人不安，则朝廷不安，非持平用中之意也。”上尤称惬，因具内外之材可称者数十辈以闻，并具诋訾先朝绍圣、元符不许叙复人姓名进入。布又言：“祖宗时？论之人未尝深贬责，自元祐、绍圣更相报怨，而朋党之祸成矣。此不可不戒也。”退至都堂，为同列言：“上意本欲持平用中，破朋党之论，以调一中外，此人臣所当将顺；况如此最不用力，但内不作威狱，外不兴兵革，使天下和平安静，日以无事，则太平之象也。”众莫以为不然。陆佃叹曰：“如此，则天下无事，真太平之效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案：元符三年，召陆佃为礼部侍郎，即上疏言调和元祐、绍圣之人，与布同意。其疏附载元符三年十月己未。《东都事略徐杰传》云：时布主绍述之说。徽宗以问杰，杰曰：“陛下之意得非欲两存乎？”徽宗曰：“然”。杰曰：“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朝廷之人有忠有佞，若不考其实，姑务两存，臣未见其可也。”）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安焘罢。焘将请去，密奏：“绍圣、元符以来，用事者持绍述之虚名，以诳惑君父。上则欲固位而挟私雠，下则欲希进而肆朋附，并为一谈，牢不可破。彼自为谋则善矣，未尝有毫朆为朝廷计也。当熙宁、元丰间，内外府库，无不充衍；自绍圣、元符以来，倾府库、竭仓廪，以供开边之费。愿陛下罢无益之人，厚公私之积，早计而预图之，则天下幸甚！”遂自知枢密院出知河阳府。案：《东都事略本纪》：安焘於七月丙戌罢。《宋编年通鉴》书於六月之末。盖安焘上脱去“七月”二字也。今据《东都事略》、《宋史》诸书正之。又案：此文删节未全，《九朝备要》载焘原文，“为朝廷计也”之下云：“夫听言之道，必以事观。臣不敢远引，独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为证，不知果为绍述邪非邪。当熙宁、元丰间，内外府库，无不充衍，至小邑所积见钱穀粟不下一二十万。自绍圣元符以来，倾府库、竭仓廪，以供开边之费，大臣用之，以为迁延固宠之计。故军无见粮，吏无月俸，公私罄竭，未有甚於今日，而反谓绍述，岂不厚诬哉！今夷狄之情难测，水旱之变不当，又虑盗贼潜谋，承閒窃发。愿陛下罢无益之人，厚公私之积，早计而预图之，无使饰偏辞以为身谋者得行其说，则天下幸甚！”又论东京党锢之祸，唐末近习之患，今皆有其渐，履霜坚冰，不可不戒。其言甚切。
又：云：苏轼卒於常州。吴越之人，皆咨嗟出涕。轼奖善诋恶，盖其天性，见义勇为，不顾其害。用此数困，终不以为悔。乾道间，诏赠太师，谥曰文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