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无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详矣。而其言近于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郑氏之释地示则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与稷而言。合社与稷，是为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郑无明释。或谓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为大，则地示之大者将何以祀之？曰土示，郑谓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郑氏则直谓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琼则曰：「此后土不得为社者。圣人制礼，岂得以世人之言着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为社。至于太祝建邦国，告后土，郑复曰：「后土，社神。」独此说违戾特甚，启历代之讹谬，实自此始。按：《尚书》曰：「告于皇天后土。」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诰》之「社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与社，皆地之称。今悉疏经文之可证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修。」《礼》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礼」；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若然，则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郑氏之释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为是，而复有所疑而不，于是答田琼之问，以后土不得为社，四者之说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复为二说，终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义，以为祭地于社，犹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后用太牢于社。《 【[礼]】 记》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礼》「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别无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云门以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别无祭社之说，则以郊对社可知。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说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为祭地，取夫胡氏而独以其废北郊之说为未然。愚按：北郊不见于经，独见于郑氏。郑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郑氏神州之说者多，而不能辨郑氏北郊之不经；攻合祭之说者力，而不攻以地为郊之失，亦始于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谓郊为祀地，吾知其不出于六经也。《春秋》书鲁之郊，止于郊天，不闻其郊地也。用牲币于社，间于两社，皆天子之制也。谓鲁为僭郊社则可，以鲁郊为祀地则不可。《云汉》之诗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宫。」宫，社宫也。告天地之礼。郊宫为二，则《诗》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为是，其言《周官》礼大神、祭大示，皆无明文。」是深有疑于《周官》之非全书也。或谓社不足以尽地，此盖因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则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国先告后土」。谓之后土者，建国之始称，若武成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亲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于告后土之后也。先儒谓尊无二上，故事天明独行于天子而无二事，地察故下达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曰：「诸侯之不敢祭天，犹支庶之不敢继祖也。诸侯之得祭地，犹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说为是。且社有等差，至于州党族闾，愈降愈少。独天子之社为群姓而立。王社之说，孔疏谓「书传无文，其说莫考」。陈祥道释社后土之辨，终泥于郑氏，至谓建邦国先后土为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谓之后土其可乎？
祭天无间岁议
古者天必岁祭。三岁而郊，非古制也。然则曷为三岁而郊也？三岁之礼，始于汉武。其祀天也，不于泰坛而于甘泉。坛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镂之饰，玉女乐石之异，鸾辂骍驹之靡，瑄玉宝鼎之华，其礼也侈，其用民也劳，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于后世，不原其本而议其末，三年之祭犹不能举，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国长久亦不过三四。至宋仁宗以后，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为古，则一二举者尤非礼也。苏氏曰：「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礼，以事天也，以报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斋戒，命冢宰誓百官而莅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则变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则军旅亿丑之赏赉耳。事军旅亿丑之赏赉，则诚不专于享帝制，不一于报本。夫郊，以报一岁生物之功也，夫岂三岁一生物而三岁一报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饰，牲用茧栗，器用陶匏，谓德产精微，物所以称，故其文至简而其诚至。近世盛鸾辂冕服珠玉金缯之饰，惟惧不华；内阙观宫一夕之具，惟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费至广，岂所以降格天神之意耶？如是，则郊天之礼自汉而下皆非古制，礼乐百年而后兴，诚能如三代之礼，其茧栗陶匏费不为甚广，罢坛陛从祀之位，止以始祖为配，则千百年之废礼坠乐由是而举，岂不甚盛？其或不与祭，则如《大宗伯》所谓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氏之释量人亦曰：「冢宰佐王祭，亦容摄祭，庶几破千古之陋，上以合于天道，而下足以解诸儒之疑议云。」
燔柴泰坛议
《仪礼觐礼》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瘗。」《祭法》亦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法》、《尔雅》虽各自为书，而其说与《仪礼》合者，独燔柴无异。《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以]】 实柴祀日月星辰， 【[以]】 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夫《周官》之柴，归于日月星辰，而以禋祀为祀天，是不与《仪礼》合也。《礼器》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不坛非燔柴也，扫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仪礼》、《周官》、《礼器》三书而言之，实有不同。自郑氏必欲合三礼之说为一，而后人附会者，曲为之迁就。崔灵恩则谓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讫，次乃扫地而祭。祭天之法，皆于地上，以下为贵，故不祭于人功之坛。陆佃则曰，祭天之礼，升烟于泰坛，奏乐于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然后扫地而祭。乐者，阳也，其声无形，故奏于自然之圜丘；烟者，阳中之阴，其气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坛。至于禋祀实柴，有异于《仪礼》。郑氏则云：禋，烟也。三祀皆积柴实牲，体于日月，言实柴于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备矣。其释《觐礼》则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为祭日，则祭地瘗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灵之也。敢各疏其穿凿，以从古《礼经》之正。《周官》之不与《仪礼》、《易》、《诗》、《书》、《春秋》合者，不止于祀天地，今止因三礼之异同，诸儒之附会，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乐之所，非坛也。自汉而下，皆祀于圜丘，已失《周官》之意。崔氏谓圜丘即坛，为人功之坛。按释圜丘者，为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坛，崔说与释圜丘者异矣。使果从坛下扫地而祭，则燔柴于人功之坛不可谓质，而独扫地之祭得谓之质矣。若然，则《仪礼》之燔柴为末，而扫地之祭为本。历考梁陈以来，不闻有祭于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说不得以行也。陆氏谓自然者为丘，使然者为泰坛，是祀天之坛有二。愚尝谓，合于《周官》，则泰坛之制未尝有，合于《仪礼》，则燔柴之制无圜丘。历代之失祀于圜丘，非是陆氏独不能证其误，是为二坛者亦非也。郑氏谓禋，烟也。《诗》「生民之禋祀」，《书》之「禋于六宗」，「禋于文武」，释者谓禋，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谓也。使从郑说，以禋为烟，则六宗之祀，不得与上帝并，而祀文武于宗庙，又难与燔柴之祭同也。郑氏之释燔柴以祭天，为祭日祭地，为祭月，其说尤妄。是殆尊《周官》之书，其不可合者，遂臆说以非古礼。如夏正郊天，迎长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说，类皆若是。古《礼经》独觐礼为天子礼，舍燔柴为祭天，则此书又如王安石之罢黜，不能以用于世。《戴记》之合于经传者，先儒类皆取之，若王制、礼器、儒行、明堂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独燔柴泰坛为祭天，与古礼合，特取其说。泰坛虽不见于《仪礼》，然从古传袭，未尝不以坛壝为正。觐礼之坛十有二，寻周公之三坛，同墠司仪之为坛三。成去祧为坛。下至周末，齐侯为柯之盟有坛，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祀天钦崇之实，其可废坛壝哉？
郊不当立从祀议
郊有从祀，西汉未之见也。礼之失，始于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为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闻其从祀也。杜佑尊时王之礼而深知其非，谓从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陈及于国朝，始相沿袭。夫谓之近古者，非古明矣。开元之礼，成于徐坚之徒，而开宝所作，祖于开元，大较从祀损益，咸取于建武。今因开元所定而论著其非是。其第一坛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实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复见于经传，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证也。坛之第二与第三，皆以《星经》为之制。杜佑谓天有万一千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坛壝之不足以容也，遂为外官、内官以别而节其数。开宝以后，又复增五狱四渎、风师雨师之类而并祭之。其坛愈广，其牲牢愈繁，而其礼愈失。考于《周官》，则「大宗伯」之实柴槱燎，此又不得混而为一之证也。今考于《虞书》，其类上帝之后，则行六宗山川群神之祀，不闻其合祭也。汤之玄牡，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召诰》用牲于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鲁之三望虽为非礼，亦皆无总祀之理。自汉而下，牲犊尊罍之数不胜其烦，其郊礼之费，竭九州岛之贡赋不足以供。由是，虽三年之祭，亦不能举，坛壝繁杂，宫县四立，有司临事，登降偪仄，惧不能以周旋，跛倚颠仆，无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议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群祀之失；能以亲郊为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为非；能知牛羊供给之费广，而不能尽角茧栗之诚悫；甚者，配帝之争不，遂有二配帝于坛上，依违莫从，一至于是。今若悉如三代典礼，不伤财，不害民，一岁一郊，则何惮其不可行也。
明堂与郊天礼仪异制议
晋挚虞议曰：「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荐，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而以神示祭，故谓之帝。」晋傅玄亦云：「于郊尚质，于明堂尚文。」若然，则仪文悉皆有异矣。郊以特牲，明堂以牛羊。《诗》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此牲之异者也。燔柴以报阳也，犹宗庙之裸鬯也。明堂与宗庙近，则燔柴乎何有？席用鞂，器用陶匏，象天之质也。玉爵代匏，尊罍簋俎之属，一以宗庙，此元丰议礼之得也。郊之祭用气也，进孰之失，始于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记》曰：「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飨，袷祭也；三献社稷五祀也；一献群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荐礼之，亵而失之甚者也。」然则，明堂之祭，其不进孰与？曰「圣人亨，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称也。用于明堂而不用于郊，其义明矣。特牲少牢之始于荐孰，大夫之礼也。用大夫之礼于郊，不可也。用于明堂，近宗庙也。配群祀于郊，非礼矣。明堂，国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其渎莫大焉。尊罍，尚质也，彝以盛郁鬯，郊得以用之也。《记》曰：「黄目郁气之上尊，彝得谓之尊也。」定尊罍于天地，六彝于宗庙，郑氏之说也。开元遵而不用于郊，犹曰以质不以文，明堂宗庙之近而文物之极也，其不用也则野矣。凡此皆礼仪，文质之异，不可以不辨也。
郊非辛日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