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剪除哲学的晦涩，为它嫁接上诗的含蓄。
有的人喜欢用哲学语汇表达日常的体验，我喜欢用日常语汇表达哲学的体验。
人们厌恶了大而无当的体系、言之无物的长文。
新鲜的感受有活泼的生命，硬要把它钉在体系的框架上，只成了死去的标本。深刻的哲理有含蓄之美，硬要把它溶解和稀释在长篇大论中，只剩下了一杯白开水。
哲学家在大海边漫步、沉思，把珠贝拾回家珍藏起来，却把灰色的海滩留给读者。
我听见大海在呼喊：还我珠贝！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最古老的哲学作品都是格言体或诗歌体的。从什么时候起，哲学板起了论文的刻板面孔？
古希腊有隐逸哲人，有逍遥学派、花园学派，哲学家们在户外、在大自然中思考宇宙和人生。我猜想，哲学完全学院化、体系化是中世纪神学兴起以后的事情，随着哲学所追问的那个“绝对”化身为上帝被关进教堂的四壁，哲学家们也就作为上帝的仆人被关进了学院的四壁，专事构造体系以论证上帝的权威。上帝死了，但仆人积习难改，总要论证点什么。
我偏爱那些用随笔、格言、手记等散文形式写作的哲学家，我喜欢徜徉在哲学的散文天地里。这里较少独断的论证和说教，有更多的质朴和自然，更多的直觉和洞见。这里没有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用不着为了体系的需要而拉长或截短活的感觉和思想。
如果说体系巨构犹如巍峨的哥特式教堂或现代摩天大楼，那么，好的哲理散文就像一片清新的原野，当我从前者步入后者时，顿觉精神爽朗，新鲜空气扑鼻而来。
我工作了一整天。我的工作是研究哲学，也就是说，对别人的思想进行搜集、整理、分析、评论，写出合乎规范的“论文”。现在我累了，我决定把夜晚留给自己，轻松地休息一下。于是，我翻开了蒙田的随笔，读上几页，或者翻开我的小本子，写下自己的随感。这当然不算研究哲学，可是我觉得自己比白天研究哲学时更是个哲学家了……
我于哲学一直是个闲人游客，凡见挂有“闲人莫入”、“游客止步”招牌的严肃去处，便知趣地规避。我怕那里面的气氛对我的健康和我的哲学均为不利。
有的人惯于从一小点感受演绎出一大篇玄妙的哲理。可惜的是，在这座他自己营造的哲学迷宫里，他自己也常常迷路，找不到充当他的向导的那一小点感受了。
新的哲学理论层出不穷。在我看来，其中只有很少的哲学，多半是学术。随着文明的进化，学术愈来愈复杂了，而哲学永远是单纯的。
我深信哲学家与艺术家是相通的。诗人的心灵，哲学家的头脑，这两样东西难道能够分开吗？对人生的强烈感受难道不是必然会导致对人生秘密的探索吗？艺术难道不就是对人生之谜的解答吗？艺术家和哲学家是气质相似的人，他们都是不实际、不世故的，进入他们视野的是人生和宇宙的大问题。
艺术与性，哲学与死，均有不解之缘。艺术用审美净化性的烦恼，哲学用智慧净化死的恐惧。但是，性的癫狂一方面给人以个体解体即死的体验，另一方面又是种族生命延续即抗拒死的惟一手段。所以，性兼是死和死的拯救。那么，艺术是否也兼是哲学和哲学的拯救呢？
诗借瞬时把握永恒。哲学想直接把握永恒，但做不到，最后只好向诗求援。
春天是诗人的季节，秋天是哲学家的季节。
哲学家生活在永恒中，诗人生活在瞬时中，他们都不会老。
当一颗敏感的心灵被根本性的疑问刺伤，因而寻求治疗的时候，它就会走向哲学。有一种不寻常的激情非人类脆弱的心灵所堪忍受，哲学是对这种激情的治疗。但是，治疗并非熄灭激情，使心灵归于冷漠麻痹。诗宣泄激情，哲学则把激情转向深沉的思考。
一个小女孩坐在洒满阳光的台阶上，眯缝着眼睛，一个朦胧的疑问在她的小脑瓜里盘旋：“我怎么会到这世界上来的？”
我悄悄走过她的身旁，回到屋里，把所有的哲学书籍都藏了起来。
福克纳在加缪猝死那一年写道：加缪不由自主地把生命抛掷在探究惟有上帝才能解答的问题上了。其实，哲学家和诗人都是这样，致力于解开永无答案的人生之谜，因而都是不明智的。也许，对人来说，智慧的极限就在于认清人生之谜的无解，因而满足于像美国作家门肯那样宣布：“我对人生的全部了解仅在于活着总是非常有趣的。”
正常人只关注有法可想的事情，哲学家总是关注无法可想的事情，二者的区别即在于此。
一种回避生命的悲剧性质的智慧无权称作智慧，只配称作生活的精明。
凡是有良好的哲学悟性的人，必定有过对于死亡的隐秘体验和痛苦觉悟。这种体悟实质上是一切形而上思考的源头，不从这源头流出的思考就决非真正形而上的。因此，差不多可以把对死亡的体悟看做衡量一个人的哲学悟性的标志。
有的人很聪明，很有理解力，甚至也很真诚，但没有对死亡的体悟，你就很难和他作深入的哲学对话。
人们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其实，哲学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决非这样简单。有时候，哲学恰好是非时代（永恒）、反时代（批判）的，它立足于永恒之根本，批判时代舍本求末的迷途倾向。
哲学不是公共事业，而是属于私人灵魂的事情。
任何一种哲学的核心都是非政治的，政治色彩仅是附着物。绝对，终极，永恒，——怎么能是政治的呢？
哲学是一个产妇，从她腹中孕育出了一门门具体科学。哲学的每一次分娩都好像要宣告自己的末日，但哲学是永存的，这位多产的母亲一次次把自己的子女打发走，仿佛只是为了不受他们的搅扰，可以在宁静的独处中悠然思念自己的永恒情人——智慧。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哲学家从来就有“仁者”和“智者”两类，所以他们所“见”出的哲学也从来就有唯“仁”（人本主义）和唯“智”（科学主义）两派。
既然人性不能一律，为什么哲学倾向就非要一律呢？我主张哲学上的宽容。但宽容是承认对方的生存权利，而不是合流。
对哲学的相反理解：一种人把哲学看做广义逻辑学，其对象是思维；另一种人把哲学看做广义美学，其对象是心灵的体验。不断有人试图把这两种理解糅在一起，但结果总是不成功。
理性强的人研究自然，追求真，做科学家。意志强的人研究社会，追求善，做政治家。情感强的人研究人，追求美，做艺术家。
哲学家无非也分成这三类，何尝有纯粹的哲学家？
有艺术家，也有哲学家。有艺匠，却没有哲学匠。演奏、绘画如果够不上是艺术，至少还是手艺，哲学如果够不上是哲学，就什么也不是了。才能平庸的人靠演奏、绘画糊口，还不失为自食其力，靠哲学谋生却完全是一种寄生。
所谓哲学家包括四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政客型的哲学家把哲学当做谋权的手段，庸人型的哲学家把哲学当做饭碗，学者型的哲学家把哲学当做纯学术，真正的哲学家把哲学当做生命。
但是，真有政客型或庸人型的哲学家吗？圆的方！
可怜那些毫无哲学素养的人，一旦陷入哲学的泥坑，便无力自拔，只好在坑里搅动泥水，以证明他们也在从事哲学。
我不想与以哲学为职业的专家讨论哲学，宁愿与热爱哲学的门外汉交谈——但也不是谈哲学。
哲学和宗教是痛苦灵魂的收容所。许多人怀着无可排遣的生命的苦恼，终于在哲学和宗教中找到了寄托。
可是，倘若有人因此决心献身哲学，却是一种误会。这就好比病人因为患病，便自以为获得了当医生的资格一样。何况吃哲学饭其实与灵魂毫不相干，不过是社会上说空话最多挣钱最少的一种行当罢了。
我知道献身宗教是可能的，但也和社会上那些吃宗教饭的人无关。
有一种人，善于接近名人而不善于接近思想，其从事哲学的方式是结交哲学界名流，成果便是一串烜赫的名字。我不禁想：就算这些名人并非徒有其名，他们的哲学难道和伤寒一样也会传染吗？
常有人问：中国能不能出大哲学家？我想，中国现在尤其需要的是不受传统、习俗、舆论、教条束缚的自由灵魂，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真诚的探索者，出不出大哲学家倒在其次。
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流行也许比理性主义更严重地败坏了人的非理性。在理性主义时代，人的直觉、本能、情绪、体验不受重视，但也未受侵犯。这是一片原始森林，保持着非理性的自然面貌。自从非理性主义哲学兴起，哲学家们成群结队地闯入这个领域，没完没了地进行分析、解剖、砍伐，使非理性的感受丧失了其个人当下的独特性和生命的原始性，被符号化了，即理性化了。试问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哲学气十足的诗、小说、剧本、绘画、音乐？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人们知道些什么？一些人在糊里糊涂地受影响，另一些人又糊里糊涂地去批判，真是一笔糊涂账。所以，的确应该加以引导——不但对青年学生，而且对青年导师。其实，现代西方的大思想家恰恰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严肃批判者，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反省表明：“全盘西化”是不足取的。因此，大可不必对现代西方思潮的引进感到神经紧张。
“什么是直觉？直觉就是创造性思维……”
许多时候，像这样用一个含义相近的名词代替另一个名词，人们就自以为做了解释，也自以为弄懂了。
做哲学家和读哲学系完全是两回事。哲学本质上只能自学，哲学家必定是自学成才的。如果说有老师，也仅是历史上的大哲人，他直接师事他们，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哲学系的学生中，有此自学能力的不足什一。
一般人追求可望也可即的东西，诗人追求可望不可即的东西，哲学家追求不可望也不可即的东西。
个人思维犹如人类思维一样，走着从混沌（感性）到分化（知性）到整合（理性）的路。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走到底的。有的人终生停留在第一阶段，其低能者成为可笑的老孩子，才高者成为艺术家。多数人在第二阶段止步，视其才能的高低而成为一知半解者或科学家。达到第三阶段的必是哲学家。
哲学家、诗人、音乐家、画家都有自己的行话。有时候，不同的行话说着同一个意思。有时候，同一种行话说着不同的意思。
隔行如隔山，但没有翻越不了的山头，灵魂之间的鸿沟却是无法逾越的。
我们对同行说行话，对朋友吐心声。
人与人之间最深刻的区分不在职业，而在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