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集团的主要人物之一周祖培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署户部 。他同肃顺势同水火。据载：“周文勤公（祖培）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而肃顺亦为户部尚书，同坐堂皇判牍。一日，周相已画诺矣，肃顺佯问曰：‘是谁之诺也？’司员答曰：‘周中堂之诺也。’肃顺骂曰：‘唉！若辈愦愦者流，但能多食长安米耳，乌知公事？’因将司员拟稿，尽加红勒帛焉，并加红勒帛于周相画诺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 从中可见，肃顺的傲慢自恃、目中无人已达到何种地步。而周祖培虽然表面驯顺，心中却如火山，一旦条件成熟，他是不会不爆发的。
董元醇的奏折大约在八月初八日（9月12日）驰送热河，并上报两宫太后。两宫太后展折一看，原来是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的奏折，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主张皇太后权理朝政：“臣以为即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 第二，主张另简亲王辅政：“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政务，俾各尽心筹画，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 第三，主张为皇帝选择师傅：“则当于大臣中择其德望索优者一二人，俾充师傅之任。”
两宫太后阅折后大喜，董折说出了她们的心里话。这道奏折，既是向两宫太后的表忠信，也是向肃顺集团的挑战书。这给孤苦无援的两宫太后以很大的安慰，也给肃顺集团以很强的威胁。而它的作用主要是政治试探，即投石问路。
两宫太后和肃顺集团围绕着董元醇奏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热河密札》对这一斗争有真实的反映。其中有三札言及此事，即第一札、第四札和第十一札。其中第四札言之最详，现全文择引：
千里草上书，初十日未下。此处叫人上去。要□留看。夸兰达下来，说西边留阅。心台冷笑一声。十一日叫，见面说，写旨。下来，叫写明发痛驳。夫差拟稿尚平和，麻翁另作，诸君大赞。（“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等语，原底无之。）遂缮真递上。良久未发下，（他事皆发下。）并原件亦留。另叫起，耳君怒形于色，上去见面，约二刻许下来。（闻见面语颇负气。）仍未发下，云留着明日再说。十二日上去，未叫起。发下早事著件，心台等不开视。（决意搁车。）云不定是谁来看。日将中，上不得已，将折及拟旨发下照抄。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如二四者，可谓浑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温公、魏公不能禁止垂帘，诸公竟欲加而上之矣。）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诚何心。鄙意如不发下，将此折淹了，诸君之祸尚浅。固请不发，搁车之后，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此诸君所不知，旁人知之。不必为伊言，言亦不见听，徒觉多事耳。昔人云，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吾谓诸公之祸，肇于搁车矣。高明以为何如？克帅昨于密云发一报，（马递。）不卜何事。今日已散，尚未发下。此公十五日到，不卜如何措施。在城想见着邸堂，一切自己尽悉。事贵求全，要亦未可冒失耳。
闻西边执不肯下，是要临朝。后来东边转弯。虽未卜其意云何，大约是姑且将就。果如此行，吾不知死所矣。噫！
邸堂前未另禀，乞代呈阅。进城后，须打主意，未可听人舞弄也。
这是于八月十三日（9月17日），署名守墨道人的寄给在京的结一庐主人的一封密信。守墨道人又有记守黑道人或守愚道人的。章士钊认为是朱梦元，时为军机章京。结一庐主人，章士钊认为是朱修伯。朱修伯，名学勤，仁和人，咸丰初进士，官至大理寺卿，时为军机章京，著有《枢垣日记》一书。
密札事关最高秘密，其中多用隐语。大体分两类，一类为人名。千里草，隐含董字，指御史董元醇。心台，含怡字，指怡亲王载垣。夫差，一说吴台朗，一说吴兆麟，都是军机章京。耳君，隐含郑字，指郑亲王端华。二四，一说指肃六，一说指八大臣。西边，指西太后那拉氏。东边，指东太后钮祜禄氏。邸堂，指恭亲王奕。克帅，指胜保，字克斋。麻翁，指焦佑瀛，因其面麻，被人称为焦大麻子。另外，温公，指司马光。魏公，指韩琦。二类是术语。夸兰达，满语，指内奏事处首领太监。叫，叫起，指皇帝传旨召见。明发，指谕旨的明白公布。搁车，停止办公，即罢工。
这一密札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围绕董元醇的奏折，两宫太后和顾命八大臣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经过。董折八日（12日）送达两宫，十日（14日）仍未发下来。她们是在绞尽脑汁地密商对策，没有很快地发给顾命八大臣。肃顺等八大臣等不及了，主动要求召见，索要董折。内奏事处首领太监传旨，说西太后要留着阅看，仍是不给他们。怡亲王载垣冷笑一声，心想简直是多余。十一日（15日）两宫召见，命八大臣写旨，但没明确交代如何写。这是两宫太后想要试探八大臣的政治态度。八大臣主意早定，拟旨痛驳董疏，而且要写明白公布的谕旨。吴姓军机章京所拟初稿语气还平和，言词不太激烈。焦佑瀛感到不够劲，自己捉刀另作一篇，其中有斥责董元醇的“是诚何心，尤不可行”一语，其他七大臣交口称赞这道谕旨，说写得太棒了。但抄清递上后，两宫太后折旨全都压了下来，没有交给八大臣。两宫很不满意八大臣所赞赏的谕旨。后来再次传旨召见，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西太后舌战八大臣。这次共召见二时许。 郑亲王端华上去时就“怒形于色”，根本没把两宫太后放在眼里。而且“是日见面大争”。军机大臣杜翰“尤肆挺撞，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 这样冒犯两宫太后的激烈言辞。两宫太后“气得手颤” 。李慈铭记道：“及董御史疏上，三人纠党忿争，声振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溺后衣。” 后来在昭示肃顺等罪状的奕等的奏折里也写道：“御史董元醇条奏事件，特召见载垣等面谕照行，伊等不服，胆敢面称伊等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并言伊等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当面咆哮，几至惊吓圣躬，含怒负气，拂袖而去，其目无君上情形不一而足。” 可见，这次召见，双方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互不相让，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消息传出，奕等亦极气愤。《热河密札》第十一札记道：“自前日明发要下，二圣怒极‘是诚何心一语’（弟已嘱子建将此稿密藏）。七先生亦大怒，云俟进城讲话。老五太爷喝止之。” 二圣指两宫太后。子建，指领班军机章京曹毓瑛。七先生，指咸丰帝的七弟奕。老五太爷，高劳说是惇亲王奕，董守义说是惠亲王绵愉，以董说为是。奕大怒，说等回京返城后再同他们理论。其叔惠亲王绵愉连忙喝止他不要乱说。
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十二日（16日）。这一天，两宫发下其他文件，怡亲王载垣等竟敢不阅看，并说：“不定是谁来看。”决意用罢工手段，迫使两宫太后就范。这是违抗圣命的严重政治事件。西太后决意斗争到底，东太后劝说她暂时忍耐。快到中午了，两宫太后没有办法，不得不把董元醇原折及焦佑瀛驳旨发下照抄。八大臣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恬等笑声彻远近” 。
焦佑瀛拟稿、八大臣赞赏的谕旨是《谕内阁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另简亲王辅弼均不可行》。全篇针对董元醇上奏，采用驳论的方式，层层批驳。一驳皇太后垂帘听政。理由是我朝向来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主张垂帘是更易祖制。且我们顾命八大臣所拟谕旨，均呈两宫太后御览。并钤用图章，是皇帝意志的体现。绝不是什么矫诏。二驳另简亲王辅弼。理由是咸丰帝临终前只特召八人，令其辅弼。如再增添，就是违背咸丰帝的遗训。主张必须于亲王中另行简派，实属居心叵测。三驳再增师傅。认为现已够用，再增无此必要。总之，步步痛驳，毫不留情。谕旨发下后，暂时钳住了众人之口。
这一回合的斗争显然是八大臣占了上风。他们采用“搁车”这种授人以柄的斗争方式，并当廷顶撞，寸步不让。他们以为两宫太后是一对青年女子，不过如此而已。他们看轻了两宫太后，尤其是西太后。这一回合的斗争，也使两宫太后看透了八大臣把她们孤儿寡母视如敝屣的真实面目，从而坚定了铲除八大臣的决心。但此次受挫，须总结教训，主要是董折“发之太早” ，即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两宫太后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局部上作出让步，以取得全局的胜利。她们暂时藏锋敛锷，收缩起来。肃顺党人造成错觉：“夫己氏（指西太后）声势大减，诸所钻求，不敢轻诺。” 两宫太后此时的蛰伏，是为了彼日的再起。
奕八月十二日（9月16日）返抵北京。据《翁文恭公日记》载：“十二日……闻恭邸回京，又闻胜克斋到京，将赴热河。” 大约此时奕接见了胜保。奕向胜保交代了热河的情况，嘱他到热河后要见机行事，不可锋芒太露，过事张扬。
关于奕回京后的行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杰逊·H.帕克的博士论文：《恭亲王的发迹与倒台（1858-1865年）——关于中国末代王朝政治和意识形态相互影响的研究》说：“奕回到北京，即开始在官员和学士们中组织协同支持推翻襄政集团的力量。他的合作者之所以被鼓动起来，一方面是他们憎恶肃顺长期以来的狂傲、专权，另一方面是对奕表现出的能力与热情表示支持，具有信心。而且，肃顺被认为在外交事务上是无知的，是强硬政策的作俑者。他与一系列导致北京失陷的军事败北有牵连。奕虽然签署了实际上同意了外人所有的要求的条约，制定了基于中外互相信任上的合作政策，但他仍然享有威信，被认为是个善于驭夷的人。” 奕回到北京后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幕后的。人们之所以向他归附，主要原因是看到了他的潜在的发展实力。他对外交事务的处理上也表现了一种审时度势的应变能力。这些都使北京和热河的不满肃顺集团势力的人们对他更具有信任感。
奕回到他的王府，北京的大臣们纷纷忙来拜谒。他们希图从奕的口中了解热河的动向，也借机观察奕的政治意图。但胸有城府的奕却王顾左右而言他，只谈两宫太后及幼帝身体安康，回銮在望，“语不及他” 。这使北京的大臣们摸不着头脑。
而恰在此时，热河方面切责董元醇疏的明发上谕也驰达北京。同时，带兵大员胜保、谭廷襄联衔用黄折请皇太后懿安，又奉旨：“交部议处。”肃顺集团的势力不可低估。善观风色的朝臣们“浮言朋兴” ，流言四起。加之奕也不再提垂帘听政事，使大学士周祖培心里发慌，把本来拟发出的李慈铭拟的奏折进一步压下。
当时，据说在家养病的三朝元老、耆宿重臣大学士祁寯藻，自保定发来一书，称太后垂帘不是本朝家法，董元醇疏议不可行。因祁寯藻在道光帝时曾任南书房行走、军机大臣，咸丰时拜体仁阁大学士，仍任军机大臣，威望甚隆。他的信犹如一瓢冷水泼来，北京方面的高官大吏的热昏的头脑立刻冷却下来，有些不知所措。这时舆论倒向热河一边，认为一旦回銮，董元醇一定要遭殃。
这时了解内情的奕党人宗室恩承，急忙把北京的情况报告给奕。他并建议奕把两宫太后急欲垂帘的意图透露给北京的大臣们。奕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说：“毋庸也，垣、顺等方骄，闻此耗，备当益懈，待其既还，执付狱吏可也，安用大声色为哉？” 奕不同意大造舆论，不“用大声色”。他故意造成北京方面对顾命八大臣俯首听命、任人摆布的印象，以便使肃顺集团造成错觉，更加放松戒备。
果然，消息传到了热河，肃顺听了“大喜”。他扬言道：“今在廷诸臣有公论，吾辈受遗诏，辅冲主，天经地义，宁有他虞。” 他果然中计了，以为他们名正言顺，没有什么可怕的。还不止此，他想进一步追究董元醇的责任，要给他定罪。他建议因董元醇莠言乱政，罪不可逭，要拟旨罢免董元醇。他们向两宫太后请示，两宫不允。他们又故伎重演，威胁太后道：“若此则更遗命，革黜臣等，而进用元醇可。” 说这些话时，载垣、端华和肃顺“语既愤激，声色尤厉” 。说“请下命令罢掉我们的官，进用你欣赏的董元醇吧”这种话，比以前集体罢工还要严重。但是，这次两宫太后的应对方法却不同于上次，显示了处理棘手的政治难题的艺术手段。她们想到“密谋已就，当姑示懦，以安顺等心” 。稳住肃顺，只等回京。这是最主要的。因此说：“予非有他意，唯以建言罪人，有乖治道。至垂帘之非祖制，微尔等言，我亦知之。元醇奏不妨斥驳，而上新即位，似不宜遽罪谏官，以遏言路。” 这一番入情入理的答话说得八大臣哑口无言，只得退下。同时，他们又抓紧拟了不准臣工再上奏章言垂帘事的谕旨发下。
八月十四日（9月18日）胜保由北京到达热河，叩谒梓宫，以观风色。军机章京守墨道人乘夜到胜保处密谈。胜保因在北京已面见奕，心中有数。因此，一反常态，谨言慎行。守墨道人感到奇怪，说“其人近来颇有阅历”，即大有长进之意。胜保同他密谈，说肃顺罪状未显，“未可鬻拳兵谏，致蹈恶名”。守墨道人劝他“留虎豹在山，且勿惊他。恐伊等欲削其权，随后事更难办” 。其实，胜保也正是这么想的。
八月十八日（9月22日）发下谕旨，宣布九月二十三日（10月16日）启程，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还宫。
九月一日（10月4日）大学士桂良等奏恭上母后皇太后钮祜禄氏徽号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那拉氏徽号为“慈禧皇太后”。这是为酝酿垂帘作舆论准备。
九月四日（10月7日）上谕：
端华调补工部尚书，并补授步军统领，行在步军统领亦著端华暂行署理。
发出这道上谕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迷惑顾命八大臣，外示恩宠，内含杀机。不料，载垣、端华、肃顺却当廷面奏“因差务较繁，请将管理处所，恳恩酌量改派”，表示推辞。这也许是假意的谦让，也许是真正的坚辞，也许是有意的刁难。其中，刁难的成分更大些。但两宫太后却假戏真做，顺水推舟，于同日发出上谕：
本日载垣、端华、肃顺面奏因差务较繁，请将管理处所，恳恩酌量改派等语，自系实在情形，著照所请。载垣著开銮仪卫、上虞备用处事务，端华著开步军统领缺，肃顺著开管理理藩院并响导处事务。钦此。
同日，又发上谕：
穆荫著管理理藩院事务。
不露痕迹地削去了端华等人的兵权。于此不难窥见，两宫太后在政治斗争上的高超的艺术手法。这正如薛福成所说：“外示忧礼，实夺其兵柄也。”
九月二十一日（10月24日），顾命八大臣致僧格林沁函，内称：“查内外臣工折报、均系奏闻皇上，不宜书写‘皇太后’字样。此后王爷奏折，自应一律。应请唯用‘皇上圣鉴’字样为荷。” 手握重兵的僧格林沁在捷报里写有“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的词语，顾命八大臣视“皇太后”字样如芒在背，即使是僧格林沁这样有资格有威望的统兵大员，他们也要致函强调不妥，足以证明八大臣与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紧张到何种程度。但僧格林沁并不服气，他于接到此函后又复一函，在阐明了“皇太后阅折一层，已明示中外”之后，又固执地写道：“嗣后奏报，仍不敢不如此缮写，尚望深思海量是荷。”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公然违抗八大臣的命令。从中可见，顾命八大臣在文武大员中的威信受到了挑战。传统的皇权思想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